贵州省乡村旅游村寨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地理特征研究

通过对贵州省标准级别以上的142个乡村旅游村寨空间分异特征和地理特征的分析,运用最邻近点指数、空间自相关法、核密度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探析142个乡村旅游村寨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ArcGIS10.4将贵州省的高程、水系、道路网、乡村旅游村寨图层叠加,分别分析乡村旅游村寨的地理特征。结果表明贵州省的乡村旅游村寨呈现出正向集聚分布,形成了4个集中分布区,68%的村寨沿西南向东北方向分布,以下地理特征最为显著：集中分布于中低海拔的河流沿岸地区、邻近高级景区和客源市场、交通趋向性强、文化生态环境的区域性。基于此,结合贵州省的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提出三点建议：充分挖掘贵州的山地农耕文化,丰富乡村旅游资源,发展休闲农业旅游业态;加强热点分布地区乡村旅游村寨与邻近高级景区的联系,构建产业化发展模式,提供稳定的客源市场;利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优势,开发创意性的文化产业,增强社区主体的参与意愿。     

中国旅游企业海外投资网络特征研究

跨国企业投资带动各生产要素全球性自由流动和交换,中国旅游企业海外投资逐渐呈现多线程、复杂网络结构形态。基于连锁网络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该文考察了目的地区位选择视角下2004—2019年中国旅游企业海外投资网络的整体结构和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旅游企业海外投资网络整体密度较低,具有显著的距离衰减和零散分布特征;2014—2019年北美和东亚海外投资累计数量较多,其次为西欧、大洋洲和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数量最少。(2)旅游企业海外投资空间分布双核主导优势明显,“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形成以中国香港、日本为核心的亚洲东部及东南部区域和以美国、荷兰为核心的欧美区域两大板块。(3)旅游企业海外投资网络度数中心度分层明显,具有跳跃式特征,呈现“富人俱乐部”态势;中间中心度和结构洞水平整体数值偏小,目的地枢纽作用差距较大且不显著,海外投资“马太效应”明显。最后从旅游企业的海外投资动机、目的地需求异质性、节点辐射效应发挥等方面提出优化中国旅游企业海外投资网络的对策建议。     

中国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测度及时空演化

旅游业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是当前旅游管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该文运用Super-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空间特征较相似,表现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状特征;2)研究期内,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等级以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为主,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均衡”的空间格局;3)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集聚效应,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京津冀、长三角等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西藏和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冷热点分布形成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据此提出了促进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良性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淘宝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阿里研究所发布的2013―2014年中国淘宝村的相关数据,运用最邻近点距离和邻近点指数、核密度分析法、回转半径法等方法分析淘宝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淘宝村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特征,呈集聚分布,且主要集聚于东部沿海城市,占据总数的98%;同时,淘宝村分布与大中型城市分布变化具有一致性。2)淘宝村的分布主要受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产业集聚以及上网普及率的影响,淘宝村更多地分布在资源禀赋较好、交通便利、产业集聚区和上网普及率更高的地区。3)淘宝村共有2种发展模式,即城市依托模式和乡村内生模式。未来淘宝村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将主要围绕大中型城市及有一定产业集聚基础的专业村。     

中国古镇型旅游地空间分布研究

古镇是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发展古镇旅游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古镇研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但涉及古镇型旅游地空间分布的研究却鲜有所见。运用ArcGIS9．3分析软件、不平衡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分析中国古镇型旅游地的整体分布特征及其在东、中、西部的区域分布特征。研究表明：中国古镇型旅游地整体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区域内部分布也不均衡,东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两省;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贵州、四川、云南3省;中部地区主要集中在安徽省。影响其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是旅游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和文化发展脉络。     

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

将山西省182个省级以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作为研究对象,以ArcGis10.0和 Coreldraw等工具为支撑,运用多种定量方法,从分布类型、集聚度、分布重心等方面进行空间分析。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区域分布均衡性很低,空间分布“大分散,小集聚”;空间分布“冷”“热”分异明显,表现为“高、中、低”三个密度区域。通过对地形、河流等自然要素和交通、中心城市、高级别景区、人口、经济等人文要素分析空间关联度,运用点-轴模式和增长极理论,结合山西省乡村旅游的资源特点以及山西省旅游 “三大板块”发展要求,提出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 “一核多点”、网络状布局、区域均衡发展的空间结构优化建议。     

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类型识别及振兴路径研究——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广东省旅游产业广域空间集聚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选择旅游产业在广域空间的集聚现象进行研究,针对已有研究在地理学方法使用上的不足,以A级景区、旅行社、星级酒店作为旅游产业的核心组成,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对旅游产业在案例区域的集聚分布程度、集聚分布特征及集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揭示,研究发现:案例空间总体呈现明显的旅游产业集聚;A级景区、旅行社和星级酒店的集聚形态呈现不同演化特征,表现出点状、组团状等不同集聚分布特征;城市自身基础和区位条件影响着旅游核心企业的布局和选址;区位综合价值对集聚分布有主要影响。     

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基于中国3 228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据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具有典型的“类型极化、区域分化、板块集聚”的分布特征,胡焕庸线两侧景区密度悬殊;中东部地区为凝聚-随机分布,西部地区为凝聚分布,不同区域发育主题和特色不同;5A级景区集聚在经济发达地区,4A级景区沿黄河、长江集中分布,3A级景区多处于东部滨海沿线;历史知名度、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经济规模、交通区位条件、审批标准、效仿发展等因素影响较大,循环累积效应显著。据此提出“区域平衡、跨区协调、分类优化”的发展建议。     

云南省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空间耦合态势研究

本文选择云南省为研究对象,从路网密度、交通设施影响度和交通可达性三方面构建交通优势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1年云南省各市州交通优势度进行评价与比较;在运用熵值法测算云南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基础之上,构建了旅游产业与区域交通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云南省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耦合及协调度测度研究,对其耦合—协调类型区进行了划分。研究表明:云南省交通优势度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以主要政治经济中心及邻接县市为核心向外围市州县递减的圈层状空间格局;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极化态势明显,旅游产业的发展受到交通区位和地形条件制约;云南省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空间耦合协调性一般,交通对区域旅游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     

省域视角下中国汽车营地的空间格局及成因

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以中国目前所建的307个汽车营地为研究样本,借助地理数学方法的空间分析手段和GIS空间分析工具,定量分析汽车营地的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均衡程度和分布密度,并揭示其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汽车营地的空间分布类型属于集聚型,且空间分布均衡性较低,区域差异性明显;(2)汽车营地的空间分布密度总体上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形成了以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为主要集聚区,以泛长三角地区和蒙西地区为次级集聚区的空间分布格局;(3)影响中国汽车营地空间格局的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水平、人口分布状况、旅游资源禀赋、政策支持、区位交通条件、地形、水文和气候。     

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以江西省为例

用重要区域邻近度替代区位优势度,对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进行修正,借助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及SPSS软件的统计分析工具,并用修正后的模型,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该区域县域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与空间关联。江西省交通优势度呈现北高南低、设区市周边县域高、交通干线沿线高的特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整体偏低且发展不均衡、主要中心城市和工业城市及交通枢纽地区偏高、沿交通干线尤其是铁路干线较高的特点;交通优势度与县域经济发展呈线性相关,有4种组合类型:极化型、滞后型、超前型、落后型。为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应从点(增长极)、线(发展主轴)及面(重点区域)3个方面发展交通网络。     

中国专业村镇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探索专业村镇的地域分异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实施农业转型升级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基于农业农村部“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资料揭示了中国专业村镇的空间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全国和农业区尺度分析了地形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等村域环境因素,以及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等区域环境因素对专业村镇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专业村镇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占83.64%,呈现中心集聚和由华北平原—长江下游平原向南、再向西北梯度递减特征;② 主导产业细分门类以水果、蔬菜为主,占59.45%,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关中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等,且多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呈圈带状分布;③ 专业村镇空间分布受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强于村域环境因素,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因素的解释力值分别为0.30和0.19,村域环境因素中地形特征因素影响相对较大,其解释力值为0.15;④ 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北方平原—丘陵区主要受到市场需求因素影响,农牧交错—高原区主要受到地形特征和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西北—青藏高原区主要受市场需求、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的影响,而南方丘陵—高原区解释力较弱。研究可为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识别和培育专业村镇和乡村振兴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东北半干旱脱贫地区乡村多维发展格局与类型化振兴战略研究——以吉林通榆县为例

为揭示东北半干旱脱贫地区乡村类型的特殊性并服务于增强其发展动力和乡村振兴,论文以原国家级贫困县吉林通榆县为例,运用熵值法、Getis-Ord Gi*指数、地理探测器分析村域尺度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通过对乡村主要优势条件和短板的分析,以乡村现有发展特点和未来主导战略命名乡村类型,并提出主次结合、多维协同的类型化乡村振兴战略。结果表明：(1)通榆县乡村不同维度发展指数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和集聚特征。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村落环境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地区;靠近县域经济中心或靠近乡镇政府与交通干线的村庄区位交通和经济基础较好,易形成热点区,边缘或偏远地区的村庄形成冷点区,呈现出以县域经济中心为圆心的圈层式结构;县域中部靠近镇政府驻地且有交通线经过的村庄,社会活力指数较高。(2)通榆县乡村综合发展受村落环境条件影响较大,交通、经济、社会维度对乡村发展具有交互增强作用。(3)综合发展型乡村要“聚合力”、勇争先;内外联动型、特色发展型、农牧结合型乡村要“扬优势”、显特色;交通虹吸型、巩固搬迁型乡村应“补短板”、强弱项;弱质型、防范返贫型乡村应“育新机”、辟新径。     

蒙东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乡村发展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呈现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乡村聚落的用地类型与空间布局是推进乡村振兴急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蒙东农牧交错区自然地理格局复杂、经济地理区位特殊,但该区域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规律及其驱动机理研究不足。本文基于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4期蒙东地区土地利用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分析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蒙东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差异显著,微、小型聚落居多。(2)乡村聚落核密度的空间分布非常相似,具有“南密北疏”的分布特征。(3)乡村聚落的规模和密度分布具有负相关的局部特征,聚落具有高密度-小规模集聚和低密度-大规模集聚的特征;(4)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受自然和人文综合影响,空间差异显著。其中,人口密度和人均耕地面积呈正相关;距河流距离和乡村人口比重呈负相关;人均大家畜数量正负作用均存在,区域差异显著。研究结果可为内蒙古农牧交错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优化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大城市郊区村域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以成都市江家堰村为例

村域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村域土地利用功能的合理发挥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多元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村域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及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究,然后以成都市郊区江家堰村为例,定量揭示了其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影响机制,提出了土地多功能利用助推乡村振兴途径。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功能因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利用方式变更发生变化,并受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区域政策等间接影响,不同类型乡村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趋势往往不同;② 江家堰村经历了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建设阶段,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态复合功能,生活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活复合功能,土地利用功能呈现多元化和复合化特征;③ 大城市郊区乡村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受自然因素、区位条件、产业转型、区域政策及土地利用主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土地利用的多功能属性,促进乡村价值提升。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测度与区位可达性分析

综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与CES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1994、2000、2009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探讨了旅游效率与区位可达性之间的内在关联,结合GIS空间分析功能,定量模拟了区位可达性对风景名胜区旅游总产出的影响及其效率变化。结果表明：①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水平整体较低,DEA最优比例较小,反映在空间上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空间格局;区域划分上,东北地区、东部沿海、北部沿海综合效率较高,呈先提高后下降趋势,纯技术效率变化与综合效率较为相似,规模效率整体呈现上升态势。②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高值区总体上呈现以江浙地区为点,分别以西南和东北方向为轴线,以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为弧线的“扇形”格局;类型划分上,以湖泊型、纪念地型、山水型、休闲疗养型风景区综合效率较高,山岳型、宗教型纯技术效率逐步提高,规模效率以森林型与山水型变化较大。③区位可达性与生产要素之间满足某一阈值时,区位可达性对旅游效率总体上起到促进作用,局部范围依然存在比例失调,成为制约旅游效率提升的瓶颈,旅游效率变化与总产出变化特征不尽相同,形成了负值区域集聚但偏向异同的空间格局。     

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研究

正确把握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错位关系,对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力模型、空间错位指数综合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均呈增长趋势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旅游竞争力重心呈集聚分布态势,旅游网络关注度重心则随时间波动变化,大致位于旅游竞争力重心的西南方向;(2)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格局由东至西呈现出正向错位向负向错位逐渐过渡的分布特征,正向高错位区由东部沿海省域向中部省域延伸,负向高错位区主要分布在西部特色旅游地与热门网红城市;(3)旅游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政策导向、网络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促成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格局。     

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方法研究2006—2020年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及各维度生计资本整体保持增长态势,具有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公共资本依次降低的特征,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2)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总体差异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差异均呈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超变密度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23.889%,63.536%,12.642%,区域间差异是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3)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地区差异呈下降态势,不同区域的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组间流动性较低,难以实现跨越式跃迁,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旅游城市格局演化特征及机制研究

基于因子分析等定量方法初步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旅游城市格局动态特征,并进一步探究其演化机理.结果表明:京、沪、穗、深四大城市为中心形成的三大旅游核心地带没有显著变化;其它城市旅游发展变化明显;东部城市旅游发展综合优势胜于中西部;从位次升降值变化可见各区域城市旅游发展速度的空间分异过程:90年代初南方城市旅游发展快,此后长江中下游城市及北方城市旅游发展相对较快.成因不仅在于旅游资源禀赋、区位和交通等因素影响,还表明其空间动态过程与国家宏观的空间发展战略安排、外商投资量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1990,1996,2000,2002年FDI与城市旅游综合实力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52,0.475,0.631,0.732,均表明显著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