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生计策略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效应综述

农户生计策略变化是农户面对环境变化和自身生计资产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它直接影响到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着农村人地系统的演化。通过对国内外农户生计策略变化研究进展的系统阐述和理论总结,重点阐明农户生计策略内涵、可持续生计框架、生计策略变化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等方面,提出生计非农化和农业集约化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户生计策略变化的主要趋势。最后,结合当前社会经济需求和科学研究需求,展望未来农户生计策略变化的研究趋势。     

国内外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研究评述

运用文献资料计量法和比较分析法对1984—2014年间国内外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的论文发表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研究主题日益多元化。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重点开展了土地利用变化与农户生计演变的驱动、土地利用变化下农户生计资产评价和农户生计策略响应等研究。未来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研究应努力探索农户生计理论的中国化、系统化;开展土地利用变化下农户生计风险的识别与评价;加强土地利用系统与农户生计系统的耦合关系分析;深化土地利用变化下农户生计状况的动态变化分析。     

青藏高原东部山地农牧区生计与耕地利用模式

利用分层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及其工具、地块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对63个农户、272个地块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取样,研究了青藏高原东部山地农牧区金川县克尔马村的生计多样化与耕地利用模式。结果表明:①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组合及收入不同,生计多样化,引入并扩大非农活动是当地生计策略的发展趋势,但不利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农户自身素质共同影响了生计和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②各种生计策略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不同,主要影响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③以非农活动为主的生计多样化可能是该区构建可持续生计的核心,同时也是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采用农户调查数据,设计不同资源群体农户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非系统聚类方法将农户划分为5类(①中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②高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③中等资源禀赋,低等非农收入;④纯农户;⑤非农户),进而分析了不同资源群体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特点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大都市郊区,农户类型1～3、纯农户和非农户分别采取了农业和非农兼顾、留在农业和脱离农业的生计策略。(2)农户类型1～3和纯农户中,70%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分布在2～3之间,且依然呈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较大,选择比例最高,其次是经济作物。(3)农户类型1～3和非农户中,以就地转移方式非农就业是农户家庭劳动力安排的主要选择,且非农就业劳动力年龄最轻和教育水平最高。(4)大都市郊区土地非农化的转型特点促使农户从类型1～4被动地向类型5转化,土地利用效益低下也持续推动了农户生计多样化,同时,农户生计多样化会引发粮食生产能力停滞不前、土地流转和产权调整大规模顺势而生、土壤养分富集等土地利用现象。     

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

针对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福建省长汀县358户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非农化与耕地流出之间是一种正反馈关系,农户生计非农化有效促进了农户耕地的流出;②生计非农化诱致的农业劳动力缺乏以及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耕地流出的直接原因;③生计非农化总体上对耕地流入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务农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流入起到主导的抑制作用,而地租下降等因素对耕地流入起到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务农机会成本对耕地流入的影响。     

农户后顾生计来源及其居民点整合研究 ——基于重庆市西部郊区白林村471户农户调查

农户生计资产决定着农户生计方式选择与生计策略行为,作为当前农户主要消费性投资行为的农村居民点建设消费受制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产量,基于此引导农户的居民点建设消费行为、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已成为当前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的关键。研究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为样点,采用“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数据与地块的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构建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指标体系,量化农户生计资产进行农户分化,剖析不同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及其住居意愿,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差异明显,8%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高于平均水平,23%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处于中等水平;以农户拥有的自然资产产值为主辅以其他各项资产产值,将农户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 和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 5 类;根据不同生计来源农户的住居意愿并结合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构建了社区型(非农多样化发展型与非农专业化发展型)、组团型(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块状型(农业多样化发展型) 和带状型(兼业化发展型) 4 种农村居民点整合方式。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3）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4）“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帮扶措施对山区脱贫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陇南山区为例

帮扶措施不仅是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论文构建了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辨明帮扶措施及生计策略选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陇南山区有59.84%的脱贫户享受了多元帮扶措施,其中,享受最多的多元帮扶措施为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享受最多的单一帮扶措施为生态补偿扶贫;② 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为主,呈农业特色化、非农化和多样化的特点;③ 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中等水平,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老年农户和低生计资本禀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帮扶措施对其有调节作用;④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区位条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对农户的特色务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生态补偿扶贫和就业扶贫对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研究——以三峡库区重庆市忠县天子村社区为例

改善农户生计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农户生计变化决定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PRA)对忠县复兴镇天子村新型农村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并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家庭收入结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保障4个方面选取13个指标,建立农户生计变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新型农村社区农户生计变化特征。同时,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揭示了农户生计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显著,与迁入新型农村社区前相比,在生产经营方式、家庭收入结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保障4个方面,农户生计值都有了较大变化;在基于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保障对农户生计变化呈正相关影响,其中区位条件和公共服务保障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最大。     

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趋向

开展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对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阐述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并对国外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概况进行了简介;然后从生计资产(资本)研究、生计脆弱性分析、生计策略研究、政策、机构和过程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农户生计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等5 个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农户生计的主要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总结。最后,提出了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的主要趋向: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新技术方法的综合与动态研究,农户可持续生计与贫困问题研究,城乡转型期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重点区域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     

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滇琼天然橡胶主产区为例

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     

地理学视角的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问题与领域

地球进入人类世新纪元以来,人地关系变得异常复杂难解,生计作为驱动人地关系演化的重要因素,为理解复杂的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与新工具,目前以"人地关系"为核心议题的地理学已成为可持续生计研究最活跃的学科之一。在概述可持续生计研究的缘起与框架的基础上,从生计的空间分异、生计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脆弱性背景/结果与过程转变(气候变化、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生态补偿及乡村旅游)对生计的影响以及生计脆弱性评估等方面出发,系统梳理了地理学中可持续生计的研究现状,并指出当前研究的主要不足;同时提出未来急需在地理学框架内对生计的格局—过程—机制、生计的跨尺度问题、生计转型的生态—经济—社会效应、生计脆弱性的形成与调控、生计可持续性等领域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研究综述

随着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的不断加剧,恢复力逐渐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新理念。首先梳理了不同领域恢复力概念,进而阐述了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的科学内涵及研究框架。然后重点分析了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在资本、政府机构、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四方面的具体表现。最后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归纳了生计恢复力的度量方法。定性评价方法主要包括农户问卷调查、关键线人访谈、重点小组讨论、生计轨迹方法和案例分析等,定量评价方法包括指标替代法、结构动力学分析法、贝叶斯网络模型法、基准线对比法等。未来研究应注重完善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评价方法、加强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动态研究并且开展区域间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对比研究。     

生计多样化背景下种植业非点源污染负荷演变

依托三峡库区典型村农户访谈数据,基于收益最大目标决策框架,设定农村转型发展中3种农户生计类型情景：农业主导生计、兼业转向生计和非农主导生计,解析种植业产污负荷随主导生计非农转向的演变特征,探讨主导生计类型转向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样区耕地经营现状呈自耕、流转与撂荒并存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且表现出“入”小于“出”的特征,不同农户家庭类型间实际人均耕种规模为“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劳动力家庭”;② 种植业单位面积产污负荷中,“半劳动力家庭”最高,“劳动力家庭”次之,“无劳动力家庭”最低,“劳动力家庭”内部又随劳动力人数增加呈先增再减趋势;③ 样区农户生计类型由农业主导向非农主导转型过程中,种植业产污负荷最大减幅达72.01%,兼业转向生计情景下削减幅度为19.61%~29.85%,非农主导生计情景下减幅为35.20%~72.01%,但TN、TP的减量特征并不一致;④ 劳动力配置与生计来源“非农化”促使农户主导生计类型向非农转化,生计非农演变的潜在农户收入/福祉权衡亦驱使生计决策转向非农化,不同农户家庭类型对生计转向的敏感程度表现为“劳动力家庭”>“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⑤ 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创新新型工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山区农户生计类型进一步向非农转变,而这一过程又将促使种植业产生的污染负荷量进一步减少,要大幅削减种植业产污负荷,就必须制定有助于山区农户生计非农化的调控对策。     

基于生计视角的异质性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研究

对重庆市贫困与生态脆弱区的云阳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376 户农户调研基础上, 将农户划为纯农户、农业主导户、非农主导户和弃农农户, 基于生计视角对农户转户退耕决策进行了解释。结果表明:①重庆市农户兼业普遍, 兼业是农户重要的生计策略;从纯农户到弃农农户, 农户生计资产依次递增, 尤其是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②随着兼业程度提高, 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多元化。纯农户生计高度依赖土地;农业主导户开始选择非农兼业;非农主导户生计多样化指数最高;弃农农户生计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③生计是影响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的关键因素:纯农户生计资产匮乏, 决策受政策导向明显;作为理性经济人, 对土地经济收益的依赖使农业主导户转户退耕意愿不明显, 对政策响应平淡;非农主导户将权衡转户退耕的补偿与损失, 政策响应模糊;弃农农户资产丰富, 对转户退耕决策响应积极。基于户籍制度改革和可持续生计视角, 本文提出了理性政府行为的3 大对策, 即:建立转户退耕的社保及补偿、激励机制;基于农户生计视角, 实施各种工程措施及惠民政策, 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元化;针对不同区位的农户实施差别化的政策。     

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干预——以陇南山区为例

增强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不仅是新时期农村扶贫的现实需求,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论文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生计环境出发,建立了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脱贫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评估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识别脱贫农户的生计障碍。研究发现:① 从川坝河谷区、半山区到高山区,从早期脱贫到后期脱贫,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依次降低,且务工型与农工互补型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强于其他生计方式农户;② 陇南山区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比重达28.83%,高山区、传统务农型及后期脱贫户中生计不可持续农户比重较高,而川坝河谷区、农工互补型与务工型及早期脱贫户中该比重较低;③ 生计不可持续脱贫户均面临着多元生计障碍,其中近2/3的农户面临多维资本—环境阻滞型与多重要素阻滞型障碍;④ 针对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面临的多元生计障碍,需分类实施多维生计干预。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人文因素。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生活用能与生态足迹出发,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结果发现: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生活用能总量下降,其中生物质能比重降低,而商品性能源比重增加;②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下降,农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但对林地、建筑用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的依赖程度增强;③提高非农化水平及农户受教育程度将减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扩大家庭规模、提高富裕水平具有加剧环境影响的作用,但是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转型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宁夏回族聚居区45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在快速城市化影响下,农户生计资本拥有量与结构配置发生了转变,影响着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促进了生计方式的转型。宁夏回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其聚居区域选取22个乡村,451户农户进行调研,在对生计资本拥有量和结构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与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与生计转型的动力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资本组成结构有较大的差异,从反映其综合指数的多维发展能力来看,从高到低分别为二兼户、一兼户、非农户和纯农户;(2)自然资本对纯农户和一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二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对非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从纯农户向一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金融资本,向二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向非农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社会资本,家庭综合劳动能力和社会交往多元化程度也是显著的促进因子。从阻滞因子看,不同的转型方式差异较大。最后,针对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河西走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外围为例

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出发,以河西走廊六县为调研对象,建立了农户生计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评估,从而揭示了当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1)无论是项目组还是对照组,农户的5种生计资本整体比较稀缺,其中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极度匮乏,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较丰富,因此农户生计资本单一且配置极不合理,从而导致农户脆弱性程度高。(2)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比较显著,其中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选择农业生产,而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选择非农产业。(3)经定量评估对照组农户的农业兼业化程度要比项目组农户高。基于此,政府可以采取诸多措施来改善农户的生计现状,从而提升农户的生计水平,进一步转变当地农业的发展模式,缓解生态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