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市旅游品牌的演化机理及优化

基于来杭游客的旅游博客分析,探究杭州旅游品牌塑造现状,分析杭州城市旅游品牌演化过程及各阶段特征,认为1983年前,杭州城市旅游品牌处于自然生成阶段(“人间天堂时代”),1983-2000年处于引导生成阶段(“天堂城市时代”),2001年起,进入培育塑造阶段(“品质休闲时代”);旅游资源开发、市场需求变化、政策规划引导、旅游设施与交通建设、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等是杭州城市旅游品牌演化的动力要素。探讨了各动力要素的运行关系,提出了强化“休闲之都”形象建设、加强旅游品牌整合和系统建设、树立“顾客满意”理念,提升旅游品牌忠诚度等优化措施。     

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

将山西省182个省级以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作为研究对象，以ArcGis10.0和 Coreldraw等工具为支撑，运用多种定量方法，从分布类型、集聚度、分布重心等方面进行空间分析。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区域分布均衡性很低，空间分布“大分散，小集聚”；空间分布“冷”“热”分异明显，表现为“高、中、低”三个密度区域。通过对地形、河流等自然要素和交通、中心城市、高级别景区、人口、经济等人文要素分析空间关联度，运用点-轴模式和增长极理论，结合山西省乡村旅游的资源特点以及山西省旅游 “三大板块”发展要求，提出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 “一核多点”、网络状布局、区域均衡发展的空间结构优化建议。     

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转型研究

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近30年的人口、产业、社会和经济等数据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探讨珠三角城镇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演变特征。分析发现珠三角二产、人口与土地仍是其城镇化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城镇化的“要素推动”作用下降明显,“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逐渐减弱,“知识源导向”城镇化模式正在形成,城镇化模式趋向多元化。珠三角城镇化正面临转型,存在传统“要素推动”不可持续,新型“知识推动”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制度建设滞后以及内需不足等新问题。珠三角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创新驱动”,实现“动力转型”,通过建设宜居城乡以实现“质量转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促进“制度转型”。     

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地理基本框架

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出发,对东北地区城市体系框架、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组群等城市地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古代城镇形成时期-近代城市形成时期-现代城镇体系形成发展时期。将城市体系结构框架归纳为：自上而下先快后缓的城市化进程,“弱金字塔”型的等级规模结构,沿铁路分布的“T”型空间结构,由“单一”向“新型”发展的城市职能结构。东北地区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城市的“四城市时代”已经到来,三省GDP向四城市高度集中,并且依托四市正在形成发展为“大哈尔滨”、“大长春”、“沈阳经济区”和“大大连”四个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和城市组群也发育得相对完备而密集,已初步形成“三圈”的基本格局,即辽中南城市群以及吉中、哈大齐等2个大型城市组群。     

基于政府力和社会力交互作用视角的半城市化地区工业用地演化特征及其机制研究——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聚焦于乡村工业用地混杂及分散化特征较为显著的佛山市顺德区,系统分析乡村工业用地演化过程和用地特征,并以政府力和社会力的交互机制为分析框架,辨析珠三角半城市化地区的乡村工业用地演化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顺德区工业用地的发展可以分为4个阶段：① 1984~1991年,自下而上农村工业化,用地空间分散发展阶段,其驱动力主要为政府力与社会力一致。② 1992~1998年,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工业用地规模化发展阶段,其驱动力为政府力与社会力势均力敌。③1999~2005年,集约开发促成农村工业化集中发展阶段,其驱动力特征为政府力压制社会力。④2006年以后,农村工业化进入全面调整阶段,其驱动力特征为政府力与社会力相持。在顺德区工业用地空间演化过程中,政府力起主导作用,社会力相较于其它乡村型半城市化地区更为强大,政府力与社会力的相互作用的平衡点在于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均衡。在珠江三角洲半城市化地区,工业用地空间优化整合的前提是平衡各级政府力与自下而上的村民及村委的社会力,社会力的引导是破解农村工业化用地破碎化和混杂性的关键环节。     

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探讨

在总结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基础上, 以城市化地区为重点从水循环过程出发, 探讨 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下水资源的形成和转化规律, 分析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 探讨城市化地区水 资源承载力的理论研究基础, 即: 变化环境下的水循环理论、城市化与“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 与环境”系统交互胁迫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并在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 提出城市化地区水 资源承载力量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将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纳入到区域“社会经 济—水资源—生态与环境”复合系统中, 从水循环动力过程出发, 揭示水资源承载力的本质。研究 成果可为城市化地区节水战略的实施、水资源合理配置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后乡村”语境下成都竹艺村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视角

政府引导城市资本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外力介入常导致“后乡村”场域内乡村主体的式微,探究“后乡村”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文章套用空间生产理论,借助多元利益主体分析,建立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以成都竹艺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分析“后乡村”多维空间的生产过程和机制。结果表明：1）竹艺村旅游发展通过租赁经营模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融合实现内外部驱动力量的优势叠加;2）租赁经营模式下乡村表征成为三重空间中的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的外部企业通过制度建构引导空间生产、实现旅游构想;3）社区治理模式明确了社区作为日常生活主体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保障了村民和村集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话语权;4）“后乡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乡村振兴政策的地方响应、资本通过下乡实现再循环、现代性流动下的主体行动和消费需求变迁下的视觉营销4种动力驱使。文章进一步拓展了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有助于引导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社区的健康发展,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双重目的。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合空间格局分析——基于城市竞争力与空间相互作用的视角

基于城市竞争力与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视阈,借助SPSS主成分分析法和ArcGIS空间插值手段,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争―整合分析的基本框架,揭示城市群内城际竞合空间格局特征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争格局总体呈“核心―边缘”结构特征,3个子城市群内部竞争格局分异显著;多竞争要素的交互耦合、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行政和地理分割、交通等是城际竞争格局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2）城际整合格局整体表现出“群（圈）内＞群（圈）际”的空间分布态势,沿主要交通轴线形成“吸管效应”,城际竞争与整合格局呈现“整体吻合、局部偏离”特征;城际整合格局是距离衰减规律和增长极辐射效应等因素主导形成的产物。3）在城际竞合分析的基础上,从规划融合、交通一体化、产业分工等多方面提出了竞合发展政策建议。     

务川龙潭仡佬族民族身份的地方性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与恢复是中国民族认同研究的宏观背景,以往研究多强调国家建构的外部视角,较少从民族身份赋予的合理性和正统性背后,结合外部与内部的双重视角深入挖掘各相关主体如何参与到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文章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法等对务川龙潭仡佬族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民族学家梳理的“濮―僚―仡佬”的族源承袭为理论依据,又以文字文本为依据发掘了濮、僚、仡佬与朱砂的关系,切合当下龙潭原住民与朱砂的生产生活,并以之建构其“仡佬族”身份。研究结果显示：“朱砂”的地方性参与了民族身份建构,且在旅游背景下地方再造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朱砂”的文本、祭祀、景观恢复与再造进行了对“仡佬族”身份的二次建构与强化,反映了地方政府主体对朱砂的地方性视角;但如何更好地进行地方再现,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将有何影响,如何唤起族群真实的情感,官员、宗族精英、普通民众等不同的地方主体何以凝聚,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后疫情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郊野”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基于网络数字足迹的分析

为探究后疫情时期“城市―郊野”旅游流移动态势及旅游发展趋势,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网络为对象,搜集疫情发生前后各两年（2018年1月―2021年12月）的网络游记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疫情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郊野”的旅游流分布状况及游客选择偏好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疫情后大湾区整体旅游网络密度相对疫情前大幅度下降,特大城市尤其境外城市旅游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旅游网络联通性弱化严重,聚集效应变差,更趋向于分散和割裂。2）疫情后旅游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弱化,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界限变得模糊和淡化,部分郊区、乡野景区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强,成为新的核心区。3）疫情后港珠澳及广州等传统核心城市节点在网络的联通性、控制力弱化,景点凝聚子群从疫情前呈现广州与佛山、珠海和澳门等珠江口西侧旅游城市群的高凝聚性,转变为疫情后多点化发展的趋势,郊野凝聚子群强化,旅游呈现郊野化趋势。4）景点网络从疫情前的广州―香港―澳门3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疫情后的广州―澳门―深圳－佛山4核心的“四驱多动”关系,港珠澳大桥在网络中的联动性下降。流动性限制与旅游驱动力是后疫情期旅游结构变迁的双向动力,疫情后大湾区旅游流空间网络是在疫情作用下发生的“城市―郊野”双向动态变化的双环结构,可能会逐渐呈现去中心化的散点发展态势。最后,提出后疫情时期应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郊野旅游,加强城市―郊野旅游合作、打造联动性旅游融合圈,加强境内外旅游合作、建立旅游营销数据库精准引导出游等对策建议。     

旅游引导的新型农村城镇化研究——以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为例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1980~2014年间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在旅游引导下实现农村城镇化的过程特征和机制。研究发现,在旅游驱动下,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外来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两村逐步实现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农村城镇化;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资金扶持,有力保障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旅游企业发展,防止“公地悲剧”和“虚假城镇化”现象发生;农村社区以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主动参与旅游经营和社区建设,实现了产业、就业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是农村城镇化的主导力量;以外来资本、旅游移民和旅游者等为主的外来力量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资金、劳动力、文化和信息等支持,其作用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加大。研究认为,当前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农民空间、职业和身份都发生转化的城镇化,而是农民通过参与旅游就地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内生型城镇化,未来可通过“村改居”方式逐步向区域城镇化转换。     

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城镇化结构质量比较分析——以成都、重庆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基于主成分的多元线性回归法,对2005—2017年间中国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的城镇化结构质量及其驱动力展开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重庆与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整体水平较高且在持续增长中;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明显高于重庆,这与因地形、发展阶段、城市定位而限定的重庆“主城区现代化大都市+非主城区广大农村地域”、成都现代化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② 城镇化驱动因子呈现多元化、阶段性与差异性特征,行政力和市场力起主要作用;其次是内源力和外向力,但外向力正处在一个不断弱化的过程,反映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特征;③ 基于取平均值的城镇化子系统及其系统耦合协调性分析,可有效避免当前城镇化耦合分析中因各子系统指标选取个数不等而带来的失真、不准确问题。     

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的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风貌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湖南怀化皇都村为例

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以湖南省怀化市皇都村为例,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探究乡村聚落景观风貌演化过程和驱动机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以Google Earth高清影像数据为基础,通过影像纠正拼接,结合实地调研数据,探究景观风貌的演变特征。研究显示：① 乡村多功能变化与聚落景观风貌变化是相互联系的,具有紧密的相关性;② 皇都村景观风貌演化阶段可分为缓慢且稳定的乡村传统功能型、无组织有方向的乡村生产功能型、矛盾到趋于协同的乡村现代功能型;③ 聚落的生活居住功能、生产保障功能、生态保育功能、商业服务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多功能发展特征明显,多功能协调发展对景观风貌保护和演化具有积极意义;④ 皇都村景观风貌演变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是内生驱动力、外源驱动力以及自然驱动力共同作用的外在表现,皇都村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逐步向多功能路径转变,实现了景观风貌的多样性。     

The Influences of Various Factors and Interest Demands on Linpan Landscape Evolution in the Chengdu Plain: A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Oral Histories

Traditional rural homegarden agroforestry systems in the Chengdu Plain of China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Linpan” in Chinese, which integrates the landscape of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human production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influence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aging population, the Linpan landscape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Clarifying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Linpan landscape evolution is a critical way to improve rural landscape renovation. Through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the deep-seated factors driv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Linpan landscape form from 1949 to 2020 are explored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rocess of Linpan landscape evolution, beneficiary groups, the material basi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prerequisites for changing the Linpan settlement landscape. The demand of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government-led behavior are the two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landscape change is the final result. The demand of production and life from the residents is the primary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landscape change, while government-led behavior is the main external driving force of settlement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e nature of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the Linpan landscape in the Chengdu Plai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1) From 1949 to 1980, it was characterized as a balancing of government forces and social forces. (2) From 1981 to 1993, it was characterized by social forces suppressing government forces. (3) From 1994 to 2020, it was characterized as a stalemat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Linpan settlement landscape, the traditional Linpan form and settlement layout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period. They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future, village and town planning and the design of new settlements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demand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中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时空格局与形成机理

基于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测度,建立贝叶斯时空模型对2006—2017年中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演化速度和加速度的时空分异趋势、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全国整体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呈现阶段波动上升态势,东中西地区间差异显著,呈现由东至西阶梯递减格局;② 局部趋势上,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与其发展速度具有正向关联特征,同时加速度增长趋势与其发展速度则呈反向变动特征;③ 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时空格局是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资源丰度供给是内部驱动力,产业发展供给是向导力量,经济基础供给是核心驱动力,政策制度供给是外部驱动力,客源市场需求是潜在推力,城乡融合需求是双重驱动力,社会需求是非敏感因子。     

双循环新格局下重庆市城镇化发展动力与实现路径

源于时代之变而构筑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尺度空间输出理论与劳动地域大分工的“叠加”,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源泉。为了揭示这种影响,首先将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这2个城镇化发展动力外生变量内生化,构建基于“四维驱动力模型+创新力+制度力”的城镇化动力因子分析框架,结合主成分回归模型对2000年以来重庆市城镇化发展动力进行分析,并据此引入波特的“钻石模型”对其城镇化发展路径进行系统思考。结果表明：1）纳入动力因子体系的创新力和制度力对重庆市城镇化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其中创新力表现最为明显。2）重庆市城镇化发展是“六维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市场力和行政力依然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其次是创新力、内源力和外向力,其中创新力对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效应已在阶段2（2010—2018年）超越行政力的作用效应;最后是制度力;间接反映重庆市城镇化本身是一个内生作用的过程,构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前瞻性。3）基于波特“钻石模型”分析指出：重庆市存在增长极体量小、市场购买力不足、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并据此从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创造统一的要素自由流动市场,通过“扩内需、调结构、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市场需求,促进城市发展,培育与发展主导产业及其配套产业,抓住机遇“走出去”和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6个维度对其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展开具体对策与建议的思考。     

珠三角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

在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多重影响下,乡村地域空间普遍经历空间重构过程。着眼于互联网经济驱动下的乡村重构内在机制剖析,本文选择珠三角地区淘宝交易活跃度居全国之首的淘宝村——广州市番禺区里仁洞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剖析珠三角大都市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制衣作坊、村委会、电商创业能人、同乡社会网络等关键行动者依其目标愿景和行动逻辑参与村里土地价值的追逐和获取实现,共同演进和建构起淘宝村产业阶段性演替和空间价值积累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其历经政府主导的农业去中心化阶段、市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以及同乡社会网络主导的电子商务化阶段。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构成核心驱动力,通过利益赋予联结到一起,依据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精英逻辑推动乡村空间重构实践,重构结果引发空间社会关系的变化,触动动力机制的转变,并通过空间的重新塑造和价值改变来实现,从外源动力主导向内生发展动力转变,带来新一轮空间重构过程。     

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以省区为基本单元,借鉴欧向军等人提出的四维分析视角,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结合面板数据分析、时序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对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加以考察。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市场力、行政力以及内源力作用较强,而外向力作用较弱,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内生性特点。时序分析发现新世纪以来城镇化动力机制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与趋势性,虽然金融危机会对动力组成结构产生一定的扰动,但是在长时间尺度上,内源力作用逐渐上升而行政力作用逐渐下降将成为必然的趋势。而空间分析显示,市场力与内源力具有一定的历史依赖性,优势地区将继续保持领先,落后地区继续维持落后状态。随着市场力的不断稳固和内源力的持续增长,城镇化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将加剧。增加行政力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城镇化动力的多元化是缓解这一不平衡的重要策略。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力

Border are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gateway for inland opening-up,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optimizing national urban spatial pattern in China.Due to the location,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and traffic accessibility,the urbanization speed is relatively slow in border areas.Therefore,it is a special area that need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especi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ogram.Based on the county-level data from 2000 to 2015,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134 border counties,and applies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 to study the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1)From 2000 to 2015,urbanization rate in border areas has been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and the gap has been widening.Some border counties in southern Xinjiang,Tibet,northeast of Inner Mongolia,and Yunnan,are even facing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loss.(2)In the same period,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border is low,while their urbanization rate grows relatively faster comparing with other border counties;urbanization rate in Tibet border is the lowest and grows relatively slowly;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border is slightly higher,but it grows slowly or even stagnates.(3)Transportation and industry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while the driving forces of market is relatively weak.And there are obvious mutual reinforcements among the driving forces,while the effort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resource force increases obviously after interaction.(4)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border areas grows relatively fast,with industrial force and transportation force,market force and administrative force 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respectively.Tibet border area has the lowest urbanization rate and growth rate,as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with strong contribution has not yet formed in Tibet.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border areas,the contribution of transportation force to urbanization is greater than other forces,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market and industry has obvious eff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