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格局及其驱动力

边境地区是内陆对外开放重要门户,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优化城镇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本文深入分析2000—2015年中国134个边境县域的城镇化发展格局,基于边境地区城镇化特征构建驱动力体系,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析边境地区城镇化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2000—2015年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不断拉大,面临城镇化发展滞后、动力不足的困境。② 同期,西北、西南边境的城镇化水平偏低、但增速较快;西藏边境的城镇化水平最低、增速平缓;东北、北部边境的城镇化水平稍高、但城镇化速度缓慢甚至停滞。③ 交通力和产业力对边境地区城镇化贡献最大,市场力作用较小,各种驱动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加强作用。④ 西北、西南边境分别形成了以产业力和交通力、市场力和行政力为主要驱动力的城镇化发展机制;西藏边境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薄弱,尚未形成具有较强贡献作用的城镇化驱动力;东北、北部边境的交通力对城镇化贡献较大,与市场、产业的交互增强效果明显。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呼包鄂城市群空间扩张特征及驱动力研究

为了揭示呼包鄂城市群时空演化特征和主导因素并明确其所处发展阶段,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提取城市群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5个时期建成区轮廓,运用规模扩张指数、重心偏移模型和景观格局指数对其扩张过程、扩张方向和空间格局特征进行量化描述,在此基础上构建驱动力模型,探究其时空扩张驱动力。结果表明:(1)呼包鄂城市群呈现“先快后慢、先强后弱”的中心圈层式扩张的空间形态演变特征;(2)扩张方向上呈现“顺势转移、逐心而动”和“大幅东进、加速南移”的空间重心迁移特征;(3)空间格局上呈现核心-边缘分布以及“由极化转向集聚”的组织结构特征;(4)动力机制上以行政力和内源力平行驱动为主,市场力和外向力对城市群空间扩张影响作用依次递减。区域城镇化进程较快,总体处于快速发展的低级一体化阶段。     

昆明市城镇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分析

根据城镇化内涵,从经济、人口、社会和空间4个维度构建了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模型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昆明市2000～2017年的城镇化特征及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17年,昆明市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增长迅速,由2000年的0.106上升到2017年的0.896;各个维度的城镇化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2000～2004年,主要表现为经济城镇化,2004～2012年,城镇化发展以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为主,2012～2017年,主要表现为社会城镇化;(2)内源力、市场力、行政力、外向力共同促进昆明市城镇化发展,其动力大小顺序为:内源力行政力外向力市场力,内源力是昆明城镇化最主要的动力因子。     

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力研究进展

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力研究是理解人类活动与景观格局演化关系的基础。本文概述了驱动因子的分类, 分析了主导驱动因子的时间尺度效应、空间尺度效应和主题尺度效应, 并介绍了驱动因子的相互作用、驱动机制识别、驱动系统自适应等的研究进展。驱动力识别方法正经历从简单定性分析向定量、半定量分析转变的过程, 数据获取手段也随着遥感技术等的进步得到快速发展, 多学科手段综合是景观格局驱动力研究的必然趋势。但由于驱动力研究的问题导向型特征, 目前尚缺乏对某一类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力的归纳及跨时空、多尺度对比。对景观格局变化的跨界研究, 可以加深对制度、文化等驱动力的驱动机制的理解。     

中国区域城镇化综合效率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北大核心CSCD

基于构建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F？re-Primont指数的DEA评价模型,对中国1999~2012年31个省份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进行动态的测算和分解,以克服传统DEA模型无法进行趋势分析、无法区分决策单元之间优劣性的缺陷。同时,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动力因子进行理论分析,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主要动力因子进行分析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1999年北京的1.292倍,大部分地区属于有效增长型地区。中国各地区城镇化综合效率的总体水平较高的原因是混合效率和残余规模效率的高增长。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效率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城镇化效率动力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内源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面依次是市场力和外向力,而行政力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需要推进＂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转型期京津冀城市群空间扩展格局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夜间灯光数据方法

针对中西方城市群空间扩展路径研究的争论,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夜间灯光数据,采取扩展强度指数、空间关联模型、多维驱动力分析模型,定量揭示了城市群时空扩展路径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2-2012年,京津冀城市群时空扩展呈现以京津唐为核心的中心集聚扩展模式,保定—衡水—石家庄之间的“三角地带”成为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冷点区;② 城市群空间扩展虽然已经出现了扩散势头,但向心集聚的惯性作用力依然强大;③ 城市群时空扩展的动力机制表现出以市场力为主要驱动因子的特征,行政力、外向力和内源力对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影响作用依次递减,从城市群空间扩展的驱动力演化趋势看,市场力、行政力、外向力的影响呈现上升趋势,而内源力的影响系数则呈现下降趋势。最后,提出降低行政干预、构建市场主导机制、强化内外双向开放、推动产业升级政策建议,促进城市群空间结构持续优化。     

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城镇化结构质量比较分析——以成都、重庆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基于主成分的多元线性回归法,对2005—2017年间中国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的城镇化结构质量及其驱动力展开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重庆与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整体水平较高且在持续增长中;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明显高于重庆,这与因地形、发展阶段、城市定位而限定的重庆“主城区现代化大都市+非主城区广大农村地域”、成都现代化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② 城镇化驱动因子呈现多元化、阶段性与差异性特征,行政力和市场力起主要作用;其次是内源力和外向力,但外向力正处在一个不断弱化的过程,反映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特征;③ 基于取平均值的城镇化子系统及其系统耦合协调性分析,可有效避免当前城镇化耦合分析中因各子系统指标选取个数不等而带来的失真、不准确问题。     

中国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的耦合协调态势及其动力机制

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和消费升级带来旅游消费市场新需求的大背景下，研究旅游与交通的耦合发展关系对于促进二者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协同发展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发展指数、重心模型及耦合协调模型对2000—2016年全国31个省区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的重心耦合动态及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综合探究，并结合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重心总体呈现出向西南方向迁移的态势，且二者重心迁移的空间重叠性显著升高，迁移方向也趋于一致，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耦合性特征；2)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渐趋提升，均衡化发展态势日益显著，其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关联性特征；3)耦合协调度空间发展差异的省际非均衡性较为明显，其空间格局经历了由“分散型斑块状”向“集聚型散面状”的演化过程，呈现出东高西低的“三级阶梯状”分布态势；4)科技信息驱动力、经济驱动力、市场驱动力及政策调控驱动力对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各因素与各种驱动力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推动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     

中国区域城镇化综合效率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

基于构建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F?re-Primont指数的DEA评价模型,对中国1999~2012年31个省份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进行动态的测算和分解,以克服传统DEA模型无法进行趋势分析、无法区分决策单元之间优劣性的缺陷。同时,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动力因子进行理论分析,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主要动力因子进行分析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1999年北京的1.292倍,大部分地区属于有效增长型地区。中国各地区城镇化综合效率的总体水平较高的原因是混合效率和残余规模效率的高增长。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效率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城镇化效率动力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内源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面依次是市场力和外向力,而行政力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需要推进"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湘渝川滇黔桂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的异质性及演变特征分析

从地市空间尺度出发,应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2006、2011和2016年湘渝川滇黔桂111个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及其时空演变趋势。结果表明：① 湘渝川滇黔桂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总体逐步增强,且影响系数最高值区域总体稳定在湖南境内的中东部地市;② 产业城镇化总体具有益贫性,但在部分地区表现为抑制农民增收,其总体正向影响变大的同时差异性也随之扩大。在空间上,产业城镇化的减贫效应最低值区域从湖南、广西境内集中分布及其它省域分散分布向湖南东南部和广西东北部收缩,人口城镇化减贫效应低值区域和产业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基本重合;③ 土地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有正有负,但回归系数的均值一直为负,总体上抑制农民增收,其减贫效应空间上呈现差异扩大趋势,其最高值由四川北部及东北部、重庆东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区逐步向广西境内集中,总体上呈现“南高北低”分布格局;④ 城镇化质量对农民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总体减贫效应逐步提升,但这一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在空间上,湖南地市城镇化质量减贫效应强于其他省份地市。据此,提出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合理优化二三产业结构、制定科学的征地补偿制度和因地制宜地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驱动力——以云台山景区内乡村为例

除了工业发展的动力之外,旅游作为一种市场动力,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引导乡村城市化的实现。因此,在旅游发展的引导下,乡村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以及各动力主体之间的作用关系亟待新的探索和突破。文章引入“国家―市场―社会”作为分析城市化驱动力的三元框架,以云台山景区内的乡村为例,通过观察、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认为在旅游发展所引导乡村城市化的背后,国家、市场、社会这三元动力在动力主体、作用发挥、角色扮演上和原本框架中各个动力的所指相比都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在市场动力从市场供给一方转变为市场需求一方,社会动力从村民组织转变为村民个体。通过案例的实证分析,总结出了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作为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三元驱动力,“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的分析框架也是对“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框架针对具体研究问题的有效修正和补充。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力

Border are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gateway for inland opening-up,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optimizing national urban spatial pattern in China.Due to the location,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and traffic accessibility,the urbanization speed is relatively slow in border areas.Therefore,it is a special area that need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especi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ogram.Based on the county-level data from 2000 to 2015,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134 border counties,and applies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 to study the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1)From 2000 to 2015,urbanization rate in border areas has been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and the gap has been widening.Some border counties in southern Xinjiang,Tibet,northeast of Inner Mongolia,and Yunnan,are even facing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loss.(2)In the same period,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border is low,while their urbanization rate grows relatively faster comparing with other border counties;urbanization rate in Tibet border is the lowest and grows relatively slowly;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border is slightly higher,but it grows slowly or even stagnates.(3)Transportation and industry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while the driving forces of market is relatively weak.And there are obvious mutual reinforcements among the driving forces,while the effort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resource force increases obviously after interaction.(4)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border areas grows relatively fast,with industrial force and transportation force,market force and administrative force 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respectively.Tibet border area has the lowest urbanization rate and growth rate,as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with strong contribution has not yet formed in Tibet.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border areas,the contribution of transportation force to urbanization is greater than other forces,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market and industry has obvious effects.     

黑龙江垦区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垦区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中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参鉴模式之一。以黑龙江垦区为例,分两个层次深入分析垦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的演变过程及与其他农区城镇化的差异。按照城镇化的资金来源和发展主体进行划分,黑龙江垦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1947-1978 年自上而下的城镇化阶段,1979-至今自下而上为主的快速城镇化新阶段。从动力因子视角对垦区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89-2010 年间影响垦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依次是市场力、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与沿海地区的小城镇相比,黑龙江垦区远离大都市区,城镇化动力表现为典型的“内生性增长”,其发展模式可为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村镇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但垦区的城镇化方式有其特殊性和先天不足,应加强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合理规划农垦小城镇,实现垦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地和谐、高效低碳、生态环保、节约创新、智慧平安的质量提升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一。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四阶段性规律和渐进式规律,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一步到位”向“分步到位”、由激进式向渐进式、由诱发“负效应”向释放“正能量”、由被动性向主动型、由“地为本”向“人为本”的战略转型。考虑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因地制宜、因类指导,可将全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划分为城市群地区（Ⅰ）、粮食主产区（Ⅱ）、农林牧地区（Ⅲ）、连片扶贫区（Ⅳ）、民族自治区（Ⅴ）共5大高质量发展类型区和47个亚区。未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增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协同性,提高城市群发展质量;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质量;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突出因地制宜,明确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全过程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量力而行,以特取胜,规范建设特色小镇,夯实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高质量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力 —— 以浙江为实证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以及驱动力。得到以下结论：2006~2012年,产业集群创新、县域城镇化、耦合度以及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协调度呈现出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呈倒“V”型的变化态势,形成了杭州湾地区的显著热点区,浙西南的显著冷点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力量、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依次递减。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中国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核心区与碳中和的责任区,科技创新驱动对实现城市群的上述主体目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促进中国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并逐步建成世界级城市群,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这一问题,在第23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会期间,以“科技创新驱动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与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崛起”为主题,专门设立了“区域协同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市群发展论坛”,通过应邀的国内外50多位有关城市群及科技协同创新知名专家的系统研讨,普遍认为：全球城市群的发展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新时代,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地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城市群发展及规划实施中存在着一系列现实问题不容忽视,未来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把建设创新驱动的智慧型、碳中和型、双循环型和城乡融合型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向。进一步创新研究工作机制,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逐步把中国城市群建成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的世界级城市群。     

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绿地面积异速增长特征及驱动机制

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生态城镇化的建设滞后是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以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与绿地面积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人口-绿地面积异速增长模型分析2000—2018年两者关系的时空变化规律,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异速增长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呈加速增长态势,绿地建设增长缓慢,城市人口-绿地面积异速关系逐渐由人地基本协调型转变为人口扩张弱型,2000—2008年多数城市表现出绿地扩张的特征,2009—2018年则转变为人口扩张的特征。② 教育投入度、人口集中度、设施供给度、土地开发度和对外开放度是影响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绿地面积异速增长的主要因子,双因子交互解释力均高于单因子,各因子间的影响具有协同增强的特征。③ 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绿地面积异速增长是行政力、市场力和外资力共同驱动的结果,三种驱动力彼此联系、协同作用,主导驱动力逐渐由行政力转变为市场力。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英文）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a number of important shifts are emerging in urbanization pattern across the world.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theory has become hard to interpret these changes on a global scale, and "innovation" is a core concept to explain the new changes of the urbanization dynamic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urban geography, urbanization dynamic needs to turn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flow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to emphasizing high skilled migrants flow among cities and regions research.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we propose a conception of innovation-based urbanization. Using this concep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killed migrant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n urban innov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ixth census of 270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or above in China. This study measures the extent to which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crease urban innovation, by using spatial Durbin method to construct urban innovation regression model, to support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based urbaniz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first of all,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based urbanization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which emphasizes the migration process of highly skilled labor to cities. It helps to promote the changes in urban functions and landscapes an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knowledge activities, which undelines new dynam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novative landscape. Secondly, innovation urbanization based on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flow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especially for eastern coastal cities and capital cities. Thirdly, the scale of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flow and the level of urban cultural diversity in China both have been demonstrated of having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innovation output. With other conditions unchanged, a 10%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urban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and urban cultural diversity will directly result in an increase of 3% and 2% in urban innovation output respectively. This research has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of the openness and dynamics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it has also provide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under knowledge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