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甸地震灾后重建的综合地理分析与对策研讨

地震灾区是地表各圈层相互作用最剧烈、人地关系最紧张的区域。深入开展综合地理研究对于协调这一区域的人地关系,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首先对鲁甸灾前的资源环境特点与区域发展特征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发现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密度大、贫困面广、生产生活对资源的依赖程度高、资源环境长期处于超载状态。进而,针对性地提出了尽早启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科学制定重建规划,体制机制创新,以及开展整个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及近邻地区的防灾减灾系统研究和整体规划等对策建议。     

郑州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演变、扩展与优化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城市的中心城区和边缘地带同时迅速扩展,城市边缘区成为变化最大、问题最多和最敏感的地带,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区域.近年来,郑州城市边缘区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郑州市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但其空间格局的不清晰和空间组织的混乱也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郑州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变的历史悠长而曲折,景观积累多样而繁杂.当前,郑州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扩展主要得益于郊区城镇化和乡村城镇化,扩展方式以轴向扩展与外向扩展为主.郑州城市边缘区的空间优化要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并遵循一定的科学准则,合理确定功能与产业定位,采用科学的空间组织方式,并接受高层次的规划制约.在此基础上,以产业园开发模式为主,实现边缘区空间格局的优化.     

鄂尔多斯高原秦汉遗址空间分布及环境指示意义

人类活动遗址是反映过去人类生产、生活环境的重要指标。基于野外调查、文献资料整理和城市地理学相关理论,分析了鄂尔多斯高原168处秦汉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遗址空间结构呈典型的十字模式分布,其中心为今东胜区、伊金霍洛旗所在。秦汉遗址的分布密集区,以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黄土丘陵山地、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的中间地带为主。库布齐沙漠流动沙丘区没有遗址分布,毛乌素沙地内部尽管分布有不少遗址,但规模相对较小,不存在大型遗址,可能只是区域连接的中转站,不具备区域中心功能。这一分布模式或表明毛乌素沙地在秦汉时期的环境并不宜居,该研究为长期以来鄂尔多斯高原秦汉时期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争论提供了新视角。     

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与城市化关系研究——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地域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向乡村转化的过渡地带,也是土地与空间利用方式最富于变化的地域实体,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最具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敏感性特征。城市人居环境是指在一定的地理系统背景下,进行着居住、工作、教育、卫生、娱乐等活动从而在城市立体式推进的过程中创造的环境。它是自然要素、人文要素和空间要素的统一体。首先,构建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边缘区人居环境的发展指数,然后,根据最近几年的数据对人居环境发展指数进行预测,最后,对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利用回归模型可以对城市化水平进行预测研究。     

横断山区土壤区划

本文概述了横断山区土壤区划的历史,提出了该区土壤区划的原则和土壤区划单位系统(土壤地带—土区—土片)以及新的区划方案,并侧重论述了各土壤地带与土区的成土环境特点、土地利用方向及其代表性的山地土壤垂直带谱。     

四川省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格局演变

核心-边缘理论模型是解释区域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模式的一种理论。已有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区域内部核心-边缘区旅游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平等, 而对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形成机理与演变过程鲜有涉及。以旅游资源大省-四川为例, 研究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动态过程、阶段与空间结构形态的演变。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首位分布和规模-位序分布理论能够很好地揭示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 目前四川省旅游城市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发育典型, 核心城市-成都首位分布显著, 空间格局的演变以聚集形、非均衡的极化作用为主, 但扩散作用正逐步加强, 核心与边缘城市发展差距悬殊, 次级核心城市尚处于成长过程中; 经相关分析, 交通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城市规模、职能与城市化水平、区位因素是形成这种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本文探索一种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和阶段的定量研究方法, 并尝试解释其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的原因, 不仅拓展了该理论在旅游地理学上的应用, 也丰富了该理论本身的内涵、应用及研究方法。     

我国沙漠化研究的若干问题--3.沙漠化研究和防治的重点区域

沙漠化(Sandy Desertification)是我国荒漠化(Desertification)的主要类型之一,是干旱、半干旱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由于人地关系不相协调所造成的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由于原生沙漠戈壁与沙漠化形成发展的时空范畴不同、成因的主导因素不同和演变的可逆性不同,要求我们在开展沙漠化基本问题的探索、确认主要研究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沙漠化研究和防治的重点区域,为国家沙漠化防治战略决策的制订和技术措施的执行提供科学依据,使沙漠化防治工程在国家有限经费的投入下,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达到多快好省的效果。作者通过对近50年来野外考察和遥感动态监测成果的总结,指出,沙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半干旱地带的农牧交错地区,半干旱地带草原区和干旱地带绿洲边缘及内陆河下游地区,反映的是人类活动和脆弱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土地退化区,在过去的50年里,沙漠化土地蔓延的主要部分也是在这些区域内。所以,它们是中国北方沙漠化研究的重点区域。根据不同时期沙漠化土地空间分布和演化的特点,依据其自然地带原则和发展强度原则,将我国沙漠化土地划分为4大区29个亚区,应是防治的重点区域。     

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通勤满意度空间差异分析

制度转型和城市空间重构背景下,中国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职住关系变化产生的职住分离及其引发的交通、环境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基于2005年、2010年两次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统计和空间探索分析方法对北京市城市居民通勤满意度的社会属性差异和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2010年北京市居民通勤满意度总体较为满意,但与2005年相比,通勤满意度有所下降。②不同人群的通勤满意度差别明显。其中,一般平民和年轻打工族的通勤满意度相对较高,但年轻打工族对通勤不清楚或不关注的比例相对略高;而高收入阶层和年轻白领的通勤满意度相对较低。③通勤满意度的空间差异显著。通勤满意度较高的"热点区"主要集聚在内城、南城区域的个别街道,满意度较低的"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城市远郊边缘街道;但在不同区域也零星存在通勤满意度得分的异质区域。     

泛长三角地区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

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和成本问题,长江三角洲泛化势在必然.研究泛长三角地区的空间结构演变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其空间发展规律,从而为泛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扩散理论并结合现代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场扩散模型,从城市场空间结构演化角度分析泛长三角地区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泛长三角地区经历了行政中心孕育,行政中心极化,点轴扩散,网络化过渡和复合式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五个阶段.城市场主体区经历了"之"字型--"几"字型--"虾"型--"鳊鱼"型四种空间形态;场强极强区--场强较强区--场强一般区面积呈递增格局并且各自逐年递增;城市节点,扩散通道(线),行政区面的扩散值大大增强,但中部区域普遍大于外缘地带.     

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人工绿地中心区域与边缘地带小气候

利用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人工绿地中心和边缘地带气温、相对湿度、气压、风速和风向资料,对比分析了绿地中心和边缘地带的小气候特征。结果表明：该区域局地小气候主要体现在风速和春、夏、秋季湿度上,而气温和冬季湿度分别主要受逆温和逆湿的影响。白天,绿地中心区域的气温与边缘地带相差较小,但夜间二者相差较大;1月、4月、7月、10月夜间因近地层80 m内存在明显逆温现象,边缘地带所处地势较高,气温比中心区域高0.1~8.3℃、0.3~4.1℃、0.4~4.2℃、0.5~8.4℃。绿地中心区域3-10月湿度明显高于边缘地带,塔中本站湿度比西沙梁高0.3~1.8 g·kg^-1、比东沙梁高0.7~3.5 g·kg^-1,体现了绿化带增加湿度的作用,但1月因近地层80 m内具有明显逆湿现象,绿地中心区域湿度比边缘地带小。绿地中心区域和边缘地带3-10月风速较大,12月至次年2月风速较小;绿地中心区域风速明显小于边缘地带,塔中本站日平均最大风速比边缘地带约高0.5~1.0 m·s^-1,体现了植被对风速的减弱作用。     

北京城市边缘区城市化过程与空间扩展——以大兴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研究是探讨城市未来空间结构和形态演变的基础。本文基于北京大兴区1994、2001和2006年3期TM遥感影像资料提取城镇用地信息,通过对城市扩展强度、城市扩展梯度、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模式等建设用地的总体扩张行为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区十多年来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时间过程和空间格局特征,对明确未来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发展方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城乡建设效益提供基本依据。结果显示,大兴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强度不断增强;中心城区以及中心区面积的不断扩张,导致建设用地在高指数区间集中的趋势明显,农村地区小城镇建设的高速发展使得低指数区间的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根据城市化扩展梯度,大兴区分为城市化高速扩展带、城市化快速扩展带和城市化低速扩展带;紧邻中心区的城市化高速扩展带,以集中连片式扩展为主,该模式在边缘区空间扩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城市化快速发展带土地利用以轴向扩展模式为主,轴向扩展稳定地影响着大兴区城市化进程。独立发展模式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影响将明显增强,逐渐成为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的主要形式。     

城市化时期郊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上升的原因

本文认为,此前一直被当作城市化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快速上升,应是指城市化地区郊区的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上升。城市化时期郊区土地利用结构向均衡化方向的明显变动,引起了郊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上升;城市建成区的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却未有上升,其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占比在城市化时期基本稳定,或向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类型有所集中,导致其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基本不变或有所下降。郊区的局部城市化区域对郊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上升有着主要贡献。数据分析显示,城市化时期郊区的农用地较多较快地转化成了城市建设用地,且后者的面积占比与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之间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说明城市建设用地的快速增加是引起郊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上升的主要原因。熵变化分析表明,城市化时期郊区系统的熵变化与郊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变动方向一致,均大于零,表征了郊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演化在此期间是向着有序性降低的方向发展的。     

北京周围建设用地空间分布格局及解释

城市对其周围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历来是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大城市周围建设用地比例高, 分析和解释大城市周围的建设用地格局可进一步拓展我们对此领域的认识。本文 以2005 年北京中心区周围50 km 范围内的建设用地数字化图件为基础, 由内而外, 建立5 个宽度为10 km 的缓冲带, 分析了北京2005 年建设用地空间格局的变化, 并从自然、历史和经济学的角度对此格局作出诠释。主要结论如下: 北京市周围建设用地格局呈现出四条非常清晰的放射带, 这几条放射带和2200 多年前的秦朝驰道吻合; 北京市周围建设用地图斑的空间分布的连续性并没有受到行政区域划分的影响; 缓冲带30-40 km 可能是北京城市中心区在平面上的影响界线; 在缓冲带10-20 km 和缓冲带30-40 km 内, 城市用地比例呈现出两个峰值。     

21世纪初期南京城市用地类型与用地强度演变关系

城市三维空间扩展已成为21世纪初期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特征。利用南京市2000年和2012年两期三维城市数字重建成果,将地类变化转移矩阵的应用方法进行拓展,研究城市建成区用地类型变化引致的用地强度的演变。主要结论为：① 21世纪以来南京建成区处于高速扩张之中,12年间工业用地增长幅度最大,其增加的来源主要是农用地,其次为住宅用地,农用地和水域面积减少较为明显;② 在城市内部5种主要地类的转化过程中,除住宅用地转为其他建设用地的类型容积率有所降低外,其余转换类型容积率均有明显增长,城市内部用地类型未发生变化的地块,容积率也处在不断的提高中;③ 在城市扩展区各地类的容积率保持在较好的水平,新增住宅、教育和其他建设用地的容积率超过了老城区相应地类的容积率,新建工业用地容积率与老工业用地容积率持平,新建商业用地容积率是老商业用地容积率的65.67%。     

Unplanned urban growth: land use/land cover change in the Guwahati Metropolitan Area,India

Unplanned urban growth, particula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led to changes in land use/land cover (LULC). Numerous Indian cities face problems of unplanned LULC change due to nominal or non-existent planning efforts compounded by rapid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The Guwahati Metropolitan Area (GMA) is one such urban centre. The present study assesses the trajectories of LULC change using Landsat imageries acquired in 1976, 1989, 2002 and 2015. Natural and semi natural vegetated area and artificial and natural water bodies decreased while built-up areas, cultivated and managed areas, and natural and semi natural non-vegetated areas increased. The built-up area increased from 23.9 in 1976 to 115.1 km² in 2015 becoming the dominant land cover class accounting for 41.8% of the total geographical area. During this period, natural and semi natural vegetated land were reduced by 88.9 km² at an annual rate of 2.2 km². Over the years there was an increasing trend of built-up land and cultivated and managed areas in the peripheral areas of the city while natural and semi natural vegetated land diminished. Consequently, as in many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o implement effective urban planning policies.     

基于POI与不透水表面指数的城市建成区提取

准确识别城市建成区边界,对科学实施城市规划和建设、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城市建成区概念出发,综合考虑建成区连片和公共设施配置,提出一种基于POI核密度与不透水表面指数的建成区边界提取方法。该方法以不透水表面指数和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POI核密度为主要数据源,通过构建城市建成区综合指数（POI&ISA指数）和最佳阈值选取等步骤可实现较为准确的城市建成区提取。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将该方法与基于POI方法的建成区提取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基于POI&ISA指数的方法提取精度较高。该方法可弥补单一POI数据源在城市尺度建成区提取中的不足,且通过对POI数据类型初选和带宽的适当选取提高对公共设施配置的表征能力,在局部地区可获得更好的建成区提取效果。     

Landuse/landcover changes in Zhangye oasis of Hexi Corridor

Taking two false color composite Landsat 5 TM (Thematic Mapper) images of band 4,3,2 taken in 1995 and 2000 as data resources, this paper carried out study on LUCC of Zhangye oasis in recent five years by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land resources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1:100,000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Databas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landuse/landcover in Zhangye oasis since 1995: (1) Changes of landuse structure show that cropland and lan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and built-up area increased, on the contrary, water area and grassland decreased. These changes reflect the deterioration of eco-environment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also indicat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rrangement of water and land resources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Heihe River. (2)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landuse/landcover are evident, characterized by following aspects: in Sunan County located in Qilian Mountain area, unused land and grassland decreased, but cropland and lan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and built-up area increased. In Minle and Shandan counties located in foothills, unused land, water area and cropland decreased, but grassland and lan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and built-up area increased. In Zhangye City, Linze County and Gaotai County located in plain area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Heihe River, unused land, water area and grassland decreased, while woodland, cropland and lan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and built-up area increased.     

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区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及退化趋势

浑善达克沙地及其周边地区是我国北方沙尘暴多发区之一,该区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反映了一系列的环境与社会经济问题。基于卫星遥感信息和空间数据处理技术,并结合地面实地调查资料、气象观测和社会经济数据,得出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这一地区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耕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明显增加,草地和水域减少,变化面积最大的是草地,有944.42 km2的草地转变为其他用地类型;从变化速率来看,最快的是建设用地,增加了19.8%,其次是耕地,增加10.2%。土地利用转变的主要类型是草地向耕地和未利用地的转变,及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变;呈退化趋势的土地面积近3倍于恢复土地面积。就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的地形梯度特征与空间扩展——以北京市海淀区和延庆县为例

选择北京市海淀区、延庆县作为研究区,利用1992年、2002年遥感影像数据,借用地形位梯度指数,研究了土地利用变化的地形梯度特征及其空间扩展形势。研究表明:(1)海淀区建设用地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驱动明显,表现出既向低地形梯度位也向高地形梯度位扩展;但农业用地、果园因建设用地扩展受到挤压,表现为向更高地形位扩展态势;林地在高地形位得到了明显恢复,也有向更低的地形位扩张的趋势,但灌草地和未利用地在中高地形位受到林地挤压,低地形位受到农业用地、果园挤压,优势地形位明显萎缩;(2)延庆县建设用地扩展受地形位驱动作用明显,主要集中在低地形位区域;农业用地主要分布在较低地形位上,变化不大;果园在经济发展需求驱动下,向更高地形位扩展;林地在较高地形位得到较好恢复,对灌草地、未利用地产生了挤压作用,使得灌草地、未利用地在中高地形位的优势度降低,优势分布区间趋于萎缩。     

Modeling of urban growth in tsunami-prone city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Banda Aceh,Indonesia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Banda Aceh, Indonesia was very rapid after the tsunami in 2004, posing critical challenges in planning for its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ientifically-derived information about its land change patterns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its rapid urbanization might provide vital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its urban land use/cover (LUC) changes have not been examined. Hence, this study aims to: (1) detect and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s in the urban LUC of Banda Aceh between 2005 and 2009; and (2) examine the driving factors that influence urban growth. The 2005 and 2009 LUC maps were derived from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 images using a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method (maximum likelihood). Both LUC maps contained four categories, namely built-up area, vegetation, water body, and wet land. The 2005 LUC map had an overall accuracy of 77.8%, while the 2009 LUC map had 89.4%. The two LUC maps were re-classed into two categories (i.e. built-up area and non built-up area) to facilit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 total of seven variables or potential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growth were identified and examined, including two socio-economic factors (population density and distance to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and five biophysical factors (distances to green open space, historical area, river, highway, and coastal ar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UC of Banda Aceh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between 2005 and 2009, particularly its built-up area, which increased by 90.8% (1016.0 ha) at the expense of the other LUC categories. The socio-economic factors showed positive influence to the growth of the city, whereas the biophysical factors showed negative effect, except the distance to coastal areas. The importance of the findings for futur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for Banda Aceh is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