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特征与成因分析

基于问卷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地理探测器,分析沈阳铁西区不同社区弹性差异、影响因素及其成因。研究发现：① 商品房社区社会弹性、制度弹性、社区资本分值高于单位社区;单位社区的经济弹性、物质弹性分值高于商品房社区。② 物质弹性、制度弹性对社区资本影响作用较为显著,社会弹性、经济弹性影响作用较小。③ 从制度转型、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社区服务和社会与个人5方面探讨了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成因。沈阳铁西区在搬迁改造、产业转型等冲击下,城市更新过程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较弱的学习能力,这是社会弹性、经济弹性、制度弹性、物质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广州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个体与社区双层影响机制

小汽车出行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分别关注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建成环境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近年来,在中国城市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分异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社区建成环境及社区类型间存在关系,考虑三者如何共同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构建包含个体层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层建成环境与社区类型的多层Logit模型对工作日小汽车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其所居住社区建成环境同时对小汽车出行的选择起作用,且这两层因素的影响与社区类型紧密相关,出行方式差异有76.32%是由社区因素的差异造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因素方面,更高的文化水平、更高的个人月收入水平、非集体单位性质和家庭存在更多未成年孩子的居民工作日小汽车使用率较高;社区建成环境因素方面,提高建筑密度、用地混合度、商业可达性和公交站点密度会降低社区居民工作日出行使用小汽车的可能,而社区周边更高的POI密度则会增多居民对小汽车的使用。两类因素关系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市场力量对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影响的增强,相似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会倾向选择同一类型社区,而相同类型社区拥有相似的建成环境。这些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并为通过对相同类型社区多层因素的调节来改变居民出行方式结构,进而缓解交通问题提供了借鉴。     

大城市保障房社区居住意愿研究——对广州的实证

以广州3个典型保障房社区为例,对保障房居民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对当前保障房社区建设提出了建议。研究发现,广州保障房社区呈现出居民受教育水平低、就业率低、贫困比例高等问题,但总体上,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居住意愿较高。在保障房社区居民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上,保障房周边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最为显著。此外,与商品房社区居民的交往情况、社区的建设质量、是否拥有住房产权、是否就业等因素亦对保障房居民的居住意愿产生影响。地方政府在加快保障房建设速度的同时,应尽可能同步完善保障房社区的周边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提高保障房社区的社会认同度,并为保障房社区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其安居乐业。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社区居住意愿研究——对广州的实证

摘 要：以广州3个大型保障房社区为例,对保障房社区、居民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并对当前保障房社区建设提出了建议。研究发现,广州保障房社区呈现居民受教育水平低、就业率低、贫困比例高、家庭规模大等问题,总体上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居住意愿较高。在影响因素上,研究发现,保障房周边公共服务设施对社区居住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且社区交往、社区环境和住房质量等亦具有正向效应,而居住时间则具有负效应。随着中国保障房建设的加速,提高保障房社区的居住满意度,促进社区的社会融合与发展,对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对毗邻社区居民的影响研究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恢复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如何处理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毗邻社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当前自然保护区研究者、决策者和社区居民共同关注的问题.利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意愿调查法等,分析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毗邻社区居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社区居民对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持赞同态度,这种态度受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的影响;保护区的建立使大多数社区居民收入减少,而社区居民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社区居民面临着缺少资金、补偿制度缺失和缺乏生产技术等问题;提出了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社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社区主客观特征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机理——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城市研究与规划越来越关注城市生活空间的构建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满意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在郊区快速发展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论文基于对上海市郊区居民活动日志调查的一手数据,在Campbell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从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聚焦社区客观建成环境、社区主观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社区感知情况对社区满意度有直接性和决定性的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健康、便利、安全和美观情况的感知对社区满意度都存在显著的正影响;社区的密度、可达性、设施等客观建成环境通过影响社区感知特征而间接地影响社区满意度;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对社区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的影响甚微,影响郊区居民社区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社区特征。     

社区居民对会展业经济影响感知研究——以广州琶洲村村民为例

广交会及广州琶洲会展中心已成为广州会展业的代表符号,广州琶洲村毗邻琶洲会展中心,是会展业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典型城中村.本文以琶洲村村民为例,通过社区居民感知内容、感知结构及感知特征3个维度解析城市大力倡导发展的会展业对社区经济的影响.其区别于以往研究之处有二:一是把视角放在产生持续效应的会展中心和大型展会对周边社区的经济影响上,而非偶发性的体育事件和节庆活动;二是运用定性的方法重点挖掘社区居民的经济影响感知,而非运用追求普适性的定量方法.研究结果显示:社区经济对会展业的依赖性增强,主要表征在影响居民的收入来     

基于地方依恋与社区感的边疆民族旅游社区研究构想

将人本主义地理学概念“地方依恋”和社区心理学概念“社区感”相结合把握居民心理变迁有利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和社区能力建设.阐述了从二者结合角度对边疆民族旅游社区心理层面进行探讨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并针对中国实际提出了“地方依恋”与“社区感”相结合进行能力社区建设的新的研究路径,构建了二者结合探索边疆民族旅游社区心理变迁和调节机制的EDCEE-M研究框架.这一探索性研究为民族旅游社区居民心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制定以人为本的边疆旅游管理政策、切实提高民族社区的发展能力提供了科学途径.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前后的社区环境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居住迁移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不过，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居住迁移的格局和影响因素，较少考察居住迁移的后果，尤其是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前后的社区环境变化。研究基于北京市一项居民居住迁移的追踪调查，采用统计检验及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居民个体微观层面在迁居前后的社区综合设施可达性、可步行性、区位、主观感知的社区环境特征的变化情况，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居住迁移前后居民社区环境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居民在居住迁移后社区环境有所改善，相关变化受到生命历程事件、住房调整、迁居原因及家庭和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不同程度的影响。     

Changing neighbourhood cohesion under the impact of urban re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China

Large-scale urban redevelopment has caused the breakdown of traditional social bonds in Chinese cities. To date, very few studies have attempted to delve into the impact of this urban redevelopment on neighbourhood cohesion.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questionnaires conducted in 20 urban villages and 1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neighbourhood in Guangzhou,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neighbourhood attachment, neighbourly interac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three dimensions of neighbourhood cohesion. Results of a path analysis show that, overall, neighbourhood cohesion declines after redevelopment occurs, and that the sources of neighbourhood cohesion differ between urban villages and the redevelopment neighbourhood. Our findings show that after redevelopment, neighbourhood attachment becomes more influenced by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but less by neighbourly contact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comes less subject to neighbourly interaction and neighbourhood attachment. Such changes occur as a result of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and the concurrence of environmental restructuring and demographic reconstruc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社会交换视角中的权力、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

从社会交换视角探讨社区权力、社区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通过建立数据模型,检验了社区中的权力、社区居民信任对旅游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社会交换过程中的社区权力和社区信任是影响旅游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社区权力对社区信任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社会交换中的旅游收益感知与旅游成本感知通过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产生间接的影响效应。而社区信任与旅游收益感知之间存在双向影响效应,将直接与间接地影响居民参与旅游程度。     

转型期城市居住用地更新的空间加密化研究——广州市金花街改造再考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广州市金花街改造项目（1988~2003年）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主导下改造方案的调整过程和改造空间特征,探讨居民诉求和政府旧改政策对旧城空间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花街居民的原地安置诉求和城市政府依此设计的以民生为导向的改造安排,乃是影响旧城空间的重要原因;在准市场化融资方式和福利化拆迁安置方式下,城市政府提出的有关提供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居民临时安置问题和让居民原地安置的要求,使改造规划多次提高改造容积率,以保持改造经济平衡;改造后的金花街在房屋和人口两个维度呈现空间加密化的态势,即存在原地安置房叠加融资商品房、原地安置居民叠加购房迁入居民的社会空间现象,金花街改造并未出现以外来中产人口大规模替代原住低收入人口为基本特征的绅士化过程。最后,从引入转让开发权和鼓励微改造两方面对当前广州的旧城改造提出政策建议。     

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与本、外地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例

促进城中村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是广州市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休闲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社会交往场所,理应成为促进社区融合的重要工具。广州市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在“城中村”里,本文以广州市典型的“城中村”石牌村为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试图分析“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在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调研结果显示,“城中村”休闲设施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本地人口内部和外来人口内部的社会融合,但由于各种制度约束和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心理和行为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设施建设在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社会融合等方面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城中村”社区休闲设施建设,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同时大力提倡多元文化的并存发展,消除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的隔阂,让休闲场所真正成为促进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社会交往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手段。     

城市再开发背景下的社区感知——基于内隐联想测验的研究

以广州市永庆坊为例,研究采用内隐联想测验法、问卷以及质性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探究其改造前后社区相关主体的社区感知,旨在探讨社区空间变化背后相关主体的感知态度差异。研究结果揭示了社区感知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分离效应,且外显态度表现的差异性强于内隐态度。参与者对永庆坊改造前后的连贯性和积极性存在外显感知态度的显著差异,在内隐态度结果上,参与者对永庆坊改造前后的连贯性和积极性并未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结果表明：物质层面的更新并非引起居民等主体对改造热议的根本原因,社区更新重点应关注利益主体对权利、参与权的诉求,关注其利益分配的合理性。诚然,社区改造规划中不仅应重视公众参与和调查,也应深入挖掘社区公众对于社区改造的内隐感知态度,以提高社区规划的效力。研究采用内隐联想测验的神经科学认知方法对景观感知的探讨,以期开拓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神经科学转向的新方向。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为例

采用在广州市13个保障房社区收集的一手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分析了保障房社区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住房条件、社区建设）和社区社会环境（社区社会网络和社区凝聚力）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但没有证据表明社区内的保障房比重与情绪幸福感相关。此外，居民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情绪幸福感显著相关。身体健康水平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且对于婚姻状况和住房条件与情绪幸福感的关系而言起到中介效应。因此，保障房的规划和建设要兼顾社会环境建设和物质环境建设，以提升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体验。     

Commun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Upper-Income Neighborhoods: An Investigation in Metropolitan Phoenix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upper-income residents respond to neoliberal practices and private governance in forming unusual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in landscapes seemingly devoid of traditional social capital. Based on field work in three communities in metropolitan Phoenix,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rough private groups and an intrinsic nature to know others, residents create meaningful relationships at scales other than the neighborhood or municipality and focus on nontraditional, privatized community institutions. Whereas these new relationships enhance residents' feelings of connectedness, they generally promote bonding over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Moreover, the draconian effects homeowners or property owners' associations have on normative landscape and behavioral constraints tend to wane considerably a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developer's idea of place and the residents' vision of place occurs temporally.     

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Legal Geographies—Governing Through Law: Rightsbased Conflicts 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This article examines recent legislation on the mandatory practice of government adjudication and its impacts on community residents' legal challenges to chaiqian (demolition and relocation) in Shanghai. In recent years, rights-based grievances over community displacement have become a major source of social conflict in urban China. The new legislation represents the Chinese state's efforts to establish a law-based model through which to govern an increasingly rights-conscious society. It is argued that the mandatory practice of government adjudication has smoothed out the conflict-laden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cess by establishing a legalized channel for affected residents to express their claims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Yet, at the same time, legislative practice has also reinforced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in defining social interests to which residents' individual rights are subordinate.     

郊区化背景下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影响——以广州为例

本文从健康地理跨学科的视角入手,以广州市典型郊区的102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并选择10个城区街道的927个样本作为参照组进行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式快速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探讨居民城市建成环境、健身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基于WHO-5反映心理健康量表的评分,郊区样本心理健康状况平均分值只有8.411分,远低于城区样本的平均12.788分,郊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相对于城区居民,郊区居民健身活动受长距离的通勤及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时空约束更为明显,健身活动频率更低、时间更短、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住宅附近。这种差异除了受个人经济社会属性、邻里社区融入等因素影响外,还明显受到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弥补过度市场化逐利下造成的城市公共性缺失,维护社会空间公平,完善中国式郊区化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体系,改善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郊区规划及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