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转型研究

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近30年的人口、产业、社会和经济等数据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探讨珠三角城镇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演变特征。分析发现珠三角二产、人口与土地仍是其城镇化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城镇化的“要素推动”作用下降明显,“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逐渐减弱,“知识源导向”城镇化模式正在形成,城镇化模式趋向多元化。珠三角城镇化正面临转型,存在传统“要素推动”不可持续,新型“知识推动”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制度建设滞后以及内需不足等新问题。珠三角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创新驱动”,实现“动力转型”,通过建设宜居城乡以实现“质量转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促进“制度转型”。     

门禁社区边界和家的构建关系研究

门禁社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中,空间、制度、经济和社会维度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门禁社区的文化分析则相对薄弱。研究基于我国社会情境,从“边界”和“家”这两个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围墙的意义和家的构建,对国际范围内关于门禁社区的争论提供文化的视角。研究发现,“家”的构建是通过创建“边界”来实现的。门禁社区的围墙和大门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边界,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它构建了“家”,同时也成为围墙内外居民争夺“家园”的象征。     

基于区际联系的“泛长三角”范围判定

长三角泛化已是区域发展的总体趋势,但长三角泛化至何范围则是区域一体化研究的首要问题。对于“泛长三角”范围的界定,目前众多学者说法不一。客观上,区域间地域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要素流动频繁、优势互补等是进行“泛长三角”区域范围界定的关键因素。因此区域范围界定应由区际间经济社会等多方面联系指标所决定。鉴于此,文章在分析“泛长三角”概念内涵及发展条件的基础上,对各省与长三角之间的各种联系指标做出了比较,同时对周边省份与长三角之间联系的发展趋势,以及部分省区与其它范围的核心区如珠三角区域、京津冀区域之间的联系作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力模型,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长三角与周围省区的联系强度做初步的定量比较。针对综合分析结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及在长三角及周边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上提出“泛长三角”适度发展范围,从而为“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一定参考。     

基于百度指数的东南亚国家网络关注度区域差异

基于2010―201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对东南亚10个国家网络关注度的百度指数,采用弹性系数、泰尔指数和相对网络关注度测度方法,从“信源”“信宿”和“信道”3个角度对网络关注度区域差异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1）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关注度普遍提高,东南沿海地区普遍高于内陆地区,长三角地区关注度增长迅速,珠三角地区关注度最高。2）泰尔指数整体下降明显,东、中、西和东北经济分区区内部关注度差异的缩小与区域间关注度差异的拉大并存。3）区域内部的差异是造成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关注度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东部省份之间的区域差异是造成区域内部差异的主要原因。4）马来西亚逐渐取代越南,与新加坡、泰国组成东南亚地区被中国关注最多国家中的前三甲,出境旅游、经济贸易往来以及金融投资与合作是拉近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5）对东南亚国家相对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向东南沿海集中,东南亚被关注国家均分布在南海周边,南海战略地位突显。上海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逐渐弱于广东,表现出广东在对东南亚贸易方面突出的地位以及城市之间跨流域的区域贸易分工。     

“机器代人”与城镇新增长模式 ——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为分析“机器代人”影响下的劳动密集型城镇新增长动力,文章构建了“机器代人”背景下城镇新增长模式的分析框架,以珠三角城镇增长的代表性地区--佛山市顺德区为案例,重点从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4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机器代人”的推广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的技术升级,企业和政府共同推动着地区技术升级路径从“二次创新”走向“一次创新”。技术升级对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促使了家电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对自动化设备的需求又带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削减了普通劳动力需求,催生新的就业机会,促使地区就业结构变化。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共同促进空间组织产生变化,创新要素在空间上扩散与集聚,区域形成“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边界地区成为区域新的增长核心。在“机器代人”影响下顺德区形成了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城镇新增长模式。     

基于等级钟理论的中国城市规模等级体系演化特征

首次引入国际著名城市地理学家M.Batty 提出的“城市规模等级钟”、“等级距离钟” 和“半生命周期” 理论; 利用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等级数据, 测算了表征中国城市规模等 级演化特点的“等级钟”、“等级距离钟” 和“半生命周期”, 探讨了演化过程与机制; 利用 历史人口数据, 研究了若干历史城市近2000 年间的“等级钟” 演化特征。等级钟研究表明, 中国特大城市的规模等级钟变化较小, 城市位序稳定; 在区域空间差异上, 东部沿海城市等 级钟变化明显, 位序上升迅速; 东北地区城市等级钟呈现较大变化, 但演化方向与东部沿海 城市相反, 城市位序逐渐下降; 西部和内陆城市等级钟变化缓慢, 位序难以进入顶级序列之 中。等级距离钟表明, 中国高位序城市等级距离变化较小, 低位序和新设立城市的等级距离 变化明显, 整个城市系统的变化较为平缓, 仅在1980-1985 年间和2000-2005 年间出现较大变化, 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21 世纪开始的二次较为迅速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半生命周 期研究表明, 中国城市体系在生命周期现象不明显的总体背景下, 以20 世纪80 年代为时间 界标, 百位城市的前、后半生命周期仍然显现有较为明显的时间尺度差异, 自该时间界标以后, 新兴城市替代传统城市的速度开始加快。中国历史城市“等级钟” 表明, 城市位序等级 的变化是多种动因的叠加, 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位序与其政治地位密切相关; 沿海、沿江 城市的位序则更多地与地理区位条件和经济政策相关联。     

2000-2010年北京城市公园空间格局变化

利用北京市城市园林绿化普查的公园数据, 基于ArcGIS、Fragstats 软件平台和景观生态学的景观指标, 采用整体格局、分区格局和梯度格局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分析了2000-2010 年北京城市公园的空间格局变化特征, 并揭示了引起其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近10 年北京城市公园的数量与面积呈现大幅度的增长, 其中专类公园和社区公园面积增长最快;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在分布规模上占绝对优势;公园的连接度由“中心高外围低”向“中心高外围也不断提高”方向发展;公园的聚集度由城市中心聚集向外围多方位多处聚集发展。②各类城市公园在各扇区和圈层的均衡比指数(ERI)差异较大、均衡比曲线变化幅度复杂, 分区间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明显。③基于45°八方位样带的梯度分析进一步表明, 北京城市公园的空间分布不很均衡、梯度变化特征显著, 大面积公园主要分布在“正北”和“西北”方向;在“西”、“东”、“西北”、“东北”方向附近的公园面积、数量较多, 且数量和面积增长较快。④北京城市重大事件、城市绿化方针政策、快速城市化和居民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是引起近10 年城市公园空间格局变化的四大主要因素;四大因素促成了公园数量和面积等总体格局的大幅增长, 也造成了公园在各分区和梯度上的分布不均衡。研究结果对于北京城市公园进一步优化布局和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转型期农村土地整治的基础理论与模式探析

农村土地整治是适时补充耕地、盘活存量土地、优化城乡用地、强化集约用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的重要途径。本文针对中国城乡发展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农村空心化加剧发展和农村居民点用地“不减反增”等突出问题,分析了科学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目标与现实意义,阐释了农村土地整治中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农村土地“三整合”、农村空心化“生命周期”、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等相关的基础理论,深入探讨了农村土地整治的区域差异性模式、城乡一体化模式、“一整三还”综合模式、统筹协同决策模式及其创新机制。     

湖北省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与空间意象

湖北省是中国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但其支点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空间结构的战略性选择。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表明：联结武汉、宜昌、襄阳、荆门、十堰、恩施5 个极核城市所构成的“A型点轴结构”是湖北省区域发展的最佳空间结构。空间数据分析证明：“A型点轴结构”的轴线沿线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华地带,“A型点轴结构”中极核城市之间的梯度差异反映了整个湖北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应用“A型点轴结构”来统筹湖北未来的区域发展,其空间意象具有鲜明的“星座”、“脊梁”、“巨梯”和“飞箭”特征。     

转型发展期“多规合一”理论认知与技术方法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已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加剧,资源短缺性及其配置低效性日益凸显,“多规合一”受到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推进“多规合一”,创新区域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多规不一”现实问题,总结了“多规”矛盾的本质特征,探讨了“多规合一”的战略定位,构建了“三主三分”的“多规合一”基本理论框架,提出了“三步走”多规逐步调适的技术途径及其长效机制。“多规合一”的核心在于从区域空间优化的战略高度统筹协调各项规划,科学引导城乡土地优化配置,实现“多规”在空间上的同一性、在功能上的融合性、在发展过程中的协同性。“多规合一”的重点是推进形成一个总分有序、层级清晰、职能精准的区域规划体系。     

基于从业人口数据的长江三角洲内部职能分工与空间集聚特征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年、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10%抽样数据,以长三角139个区县为基本空间单元,提取出各区县按“行业门类”划分的行业从业人口信息,合并归纳为7 种职能类型,从结构属性和空间属性两个层面分析长江三角洲内部职能分工与空间集聚特征。首先采取洛伦茨曲线和地理集中度指数(EG),测度区域内各职能规模分异与空间集聚程度,然后以职能区位熵为基础数据进行各区县职能空间聚类分析,考察各职能集聚区的空间布局及变化情况。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长三角地区整体上以“商务商贸”和“工业”为主要职能,并且存在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农业职能则持续弱化;长三角内部职能分工结构存在不断专业化的趋势,“商务商贸”、“现代物流”和“教育科研”等专业化服务职能逐步向上海、南京、杭州三大中心城市核心区集中,而“工业”职能集聚区集中分布在沪宁轴线地区,并逐渐向沿江地区和杭州湾沿岸地区转移和扩散。     

The Spatial–Temporal Hierarchy of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 Prefectural City–Level Study

Inequality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intense debates in China, but inequality across cities remains less studied.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economic inequality based on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90 to 2010. Statistical analyses indicate that interregional inequality among cities has increased, which is mostly attributable to widening intraregional inequality, especially with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high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er capita clusters emerg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1990s, spread 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2000s, and then reached north China in the 2010s. In contrast, the number of low GDP per capita cluste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the 2010s. In addi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zon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dicates the greatest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increasing intercity inequality. Decentralization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intercity inequality of China. We suggest that in addition to national programs aimed at reducing the inequality betwee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rest of China, efforts are needed to reduce inequality within each region through 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ment policies, especially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 China, cluster, decent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regional inequality, urban inequality.     

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基于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核密度分析、邻域分析、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并结合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国家级特色小镇在空间上集聚分布,南多北少,由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向黄河中游、西北地区逐渐减少,沿海和中部省区分布数量较多。② 第一批国家级特色小镇高密度核心区位于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微型核心区为西藏和新疆地区,而第二批高密度核心区依旧位于长三角地区,次级核心区出现在京津冀地区和川黔渝三省交界处。③ 国家级特色小镇一方面聚集于坡度和地形起伏度小、海拔低、地势相对平坦的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另一方面主要分布在经济基础好、市场发育程度高和文化产业发达的地区。     

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过程与调控

2018年底中国人均GDP达到64520元（将近10000美元）。世界各国发展历程和区域发展差距倒“U”字型曲线表明,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将步入从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转向缩小的拐点区段。本文讨论了1978年以来拐点发生前40年间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过程,① 处于发展上游（前8位最发达的省区）和下游（后8位欠发达省区）省区人均GDP的差距从1978年的407元增加到2018年的53817元;② 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重心在外向型经济、非公有经济的拉动下,呈顺时针方向发生旋转,中国东南地区成为经济加速集聚的区域;③ 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四大核心区域为顶点、相邻区域的连线为边界合围成的菱形结构,其GDP占全国比重稳定在75%左右。2020年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应进入演变的拐点,一方面表现为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另一方面则是从非高质量的区域发展向高质量区域发展的转变。区域高质量发展是在经济效益持续增长过程中,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将相向基本同步的增长过程,并呈现出因地域功能不同而分异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模式。未来30年,按照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要求,应把重点城市化地区、相对欠发达地区、重要安全保障区等三类区域以及区域间互动关系等为调控和优化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重点,而建立以主体功能区划—战略—规划—制度为统领的空间治理体系,将成为调控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基本保障。     

世界大都会区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规律

通过选取世界255 个大都会区城际轨道交通样本,对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空间分布和网络特征进行了规律性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城际轨道交通规模与大都会区人口、用地、经济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构建多个回归模型;最后,应用于珠江三角洲区域,对其城际轨道交通的规模和布局进行预测。模型显示,世界大都会区城际轨道交通的规模与经济的相关程度最高,其次是人口和用地,而人均城际轨道规模与人均GDP和人口密度呈指数相关,其中,与人均GDP正相关,与人口密度负相关。应用模型得到,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的规划规模超前于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但低于人口发展水平。近期应重点建设广州、佛山、深圳、东莞4 个城市重要节点的城际轨道交通,构建广佛和广深两条走廊,并联系珠海、中山、肇庆、惠州、江门的中心城区,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放射状布局;远期则需要进一步加大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中山的线网密度,扩大线网的覆盖范围,并对外围的肇庆、惠州和江门适当增加联系的节点,最终形成网络状布局。     

沿海经济低谷地区的制约因素与发展策略

根据世界银行的经济分类方法 ,沿海 6个省市的 72个地市中 ,有 34个属于发展相对落后的经济低谷地区。经济低谷地区主要分布在省际交界处 ,从类型上分为黄泛平原、丘陵山区和沿海库区。由于自然条件与区位、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制约 ,沿海经济低谷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异正在拉大。国家需要从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利用、投资环境改善以及优惠政策等方面来加快这一地区发展。     

转型期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格局演变与机理

以中国省域单元为例,在界定城镇土地利用绩效内涵基础之上,从结构、效益、效率及管理四维度构建城镇土地利用绩效评价体系,利用改进熵值法测度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并运用空间统计模型、R/S分析法及PCA模型,对2000-2012年中国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格局时空演变及机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研究表明：① 2000年以来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水平不断提升,区域差异较显著;绩效演变呈现出东西方向递增,南北方向倒“U”型分布格局。② 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全局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正自相关,呈现绩效高(低)—高(低)集聚模式;局部Ⅰ绩效热点区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的京津及江浙沪,且不断向珠三角演化,Ⅱ绩效次热区主要集中在中原城市群、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Ⅲ绩效次冷区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而Ⅳ绩效冷点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藏疆蒙甘青地区,形成稳定“L”型塌陷形态;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未来绩效值将呈现出继续增长的演化态势,且增长显著区分布在京津及长三角地区。③ 城镇化、产业升级、科技发展及市场化综合驱动转型期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格局演变。     

长三角地区交通优势度的空间格局

通过公路网络密度、综合交通可达性以及关键节点联系便捷性三要素的综合集成,探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优势度的空间格局。长三角地区公路路网密度居于全国前列,北部地区明显高于南部;综合交通可达性较好的单元相对集中于沪宁-沪杭-杭甬沿线地区,由此区域向南、向北可达性逐渐降低;各地域单元与关键节点的联系均较为便捷,上海及其临近地区...     

省域旅游发展的错位现象及旅游资源相对效率评价——以大陆31省市区2000-2009年面板数据为例

以大陆31个省级区域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为例,运用熵值法对各地区旅游资源禀赋状况进行评价,进一步构建错位指数,对各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错位（诅咒）＂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同时结合旅游资源相对效率,对各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提出相应的建议。研究表明总体上大陆旅游资源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向错位现象,正向错位的地区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且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发生负向错位现象的地区主要位于广大中西部地区。不同区域效率的驱动模式各不相同,东部地区旅游资源总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驱动,西部地区旅游资源总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效率排名与错位指数排名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结合两者的关系为未来省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相应的建议。     

长江经济带开发与保护空间格局构建及其分析路径

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完整,是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下,为应对全球经贸格局重组、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转型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新形势,国家提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南北、通江达海、经济高效、生态良好的中国经济新支撑带,这就要求长江经济带形成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均衡化开发与保护格局。本文基于“点—轴”、分区式与多中心网络式等空间组织结构,明确空间格局的推演逻辑与思路。进而,在区域差异性分析与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础上,认为长江经济带需重点构建以“一轴两翼,三区六廊”为主体的开发格局、以“六大片区”为主体的农业发展格局、以“五大屏障”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格局,并提出不同区域差异化发展导向、路径与制度建议,以及今后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需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