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新疆典型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特征及空间重构 ——以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实施,城乡关系也进入融合发展新时期,厘清典型地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变过程及现状特征并探明其空间重构与优化路径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简称“渭库绿洲”）为例,利用2009—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及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刻画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特征;依据乡村振兴多级目标的理论内涵,探讨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体系空间重构模式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渭库绿洲城镇村体系建设过程中城镇主导作用较弱,城乡聚落规模总体扩张较快,城乡人口与聚落增长反差较大,乡村人地关系失调特征明显;②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分布整体服从位序—规模法则,零星聚落“摆尾”现象加剧且空间无序扩张特征显著,城乡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县城、中心乡镇、干渠及道路指向性,但向中心乡镇空间集聚趋势不明显;③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空间重构的首要举措是整治零星斑块,对典型样区设定了3个优化目标并对空间重构路径进行了逻辑解析,提出了5种整治方向。基于乡村振兴多级目标,构建以土地要素流动为关键的空间重构方案,对促进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结构优化与功能协调、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乡村空间治理视域下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基于天津市静海区56个宅改试点村的研究

宅基地再利用类型的选择受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论文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构建基于“村—地”耦合视角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村庄特征、宅基地利用特征等测度模型,选取静海区56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从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2个方面分类判定村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为乡村空间治理提供思路。研究发现：① 村庄特征识别为产业主导型、资源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3类;② 宅基地利用特征以村庄为单位识别为单功能主导型和多功能主导型宅基地2类;③ 基于“村—地”特征构建关系函数将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识别为多元主体类、要素流动类和特色资源类3类。研究认为,利用多源数据基于“村—地”特征对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进行识别和选择是有效途径,可为宅基地再利用提供指导。     

基于“蜂鸣—管道”模型的中国城市知识合作模式及其对知识产出的影响

知识经济与网络社会时代,知识合作网络成为理解城市创新过程的重要视角。在知识合作网络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合作模式,即“本地蜂鸣”和“全球管道”。本文以“蜂鸣—管道”模型的逻辑思想和理论假设为基础,探讨区域内和跨区域两种不同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特征及其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首先提出了蜂鸣与管道的测度方法;然后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了中国20个城市群的知识合作网络,考察了网络中蜂鸣和管道的演化路径和组合特征,归纳出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不同类型;最后,通过计量模型揭示了蜂鸣和管道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中的蜂鸣与管道表现出渐进积累和自我强化的空间演化特征;② 根据蜂鸣和管道的组合特征,可将城市划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孤岛型”“内向型”4类,不同类型的城市在知识网络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发展演进路径存在差异;③ 根据负二项回归模型发现,蜂鸣与城市知识产出呈倒“U”型关系;管道与城市知识产出显著正相关;此外,两种合作模式在促进城市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珠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交互影响机理

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具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湾区”地带,因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而举世瞩目。本文以其主要组成部分的“珠三角9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该城市群发展进程中的“产业—人口—空间”交互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发展对人口的吸纳作用在后期近乎消退,人口集聚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后期也明显减弱,而空间扩展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效果比较有限且后期呈现负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可以判断,珠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和空间要素之间具有短期间的互促发展效果,但是尚未形成城市群应具有的长期稳定的互促机制。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三角城市群应积极推动产业类型不断提升以集聚高素质人口,积极引导空间扩张与人口增长匹配发展,并构筑多层次且协同互补的产业空间,以此深化产业、人口和空间要素的协同发展格局。     

基于从业者的旅游历史街区商业空间发展特征及机理——扬州“双东”案例

旅游商业化是历史街区复兴的重要途径。基于社会空间视角,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是以从业群体为日常运作核心,兼及居民、游客、恩庇者（管理者）等地域主体在内的空间生产过程。旅游历史街区演化是以“空间实践”为中心环节的社会建构,其发展状态是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空间生产相互博弈的总体涌现。依托扬州“双东”案例,运用田野调查、统计检验、对应分析、模糊数学、逻辑回归等方法,以从业者空间生产为脉络,剖析旅游商业发展机理的杂合性与矛盾性,指出商业空间状态潜伏着不对称的利益博弈和不均衡的发展效应。“双东”旅游商业开发对城市中低产阶层自主就业有较强吸附效应,使之成为商业发展的主要依托。从业群体大致分化为乐观型、寓居型、保守型,分别对应于积极评价—业务扩张、温和评价—业务维持、消极评价—业务收缩生产机理,对“双东”空间演化具有不同的响应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分析了主体、实践、环境特质对不同类型从业个体的影响特征以及对从业群体的总体影响,认为恩庇是统摄“好恶效应”、操控利益格局的多解方案。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利弊兼具、相因相生,统一于历史街区的自我演替过程。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空间视角下的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地缘政治复杂的背景之下,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为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论文通过梳理、评述能源—经济、能源—环境以及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文献发现：① 能源—经济关系研究出现“空间转向”趋势,区位特征被用于解释能源—经济关系的空间异质性;② 能源—环境关系研究多关注能源污染及政策的空间效应,出现了能源景观研究等新研究话题;③ 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刚刚兴起,出现了因果关系实证、耦合协调度评价、多目标规划预测3种研究思路;④ 当前研究存在实证分析高度同质化、空间差异机制解释不足、可再生能源相关研究较少等不足之处。据此,论文尝试构建了空间视角下能源—经济—环境(3E)关系研究基础框架,并基于中国研究现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即完善理论框架建设、加强可再生能源研究以及开展碳减排目标下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模拟预测,从而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绅士化演化过程与机制解析——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

乡村绅士化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新型路径。基于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绅士化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乡村绅士化演化的过程、类型与机制。研究表明：在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草根”行动者与机构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中,伴随关键行动者从“候鸟人”先锋、屯社精英向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的更替,乡村绅士化路径从“草根”绅士化向机构绅士化演替,乡村产业从接待“候鸟人”、发展旅游转向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绅士化类型从单一的舒适移民绅士化向舒适移民、旅游和地产共构的“一地多类”绅士化演化。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绅士化路径变迁和主导产业更替与融合发展、宏观乡村发展制度与地域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于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与类型共生。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脉络与共生演化特征,并揭示乡村绅士演化的一般机制与地域机制。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耀眼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因此构建兼顾标准性和灵活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中观尺度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使用“属性解析-系统整合”逻辑框架构建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首先,将乡村旅游地解析出社区、遗产和旅游3个基本属性,分别对应社区发展、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子系统。依据旅游系统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和专家判断矩阵,重点构建旅游发展子系统指标体系,涵盖目的地、客源市场、旅游通道和旅游支持系统4个一级指标和具有较强操作性、聚焦乡村尺度的31个二级指标。进而,将子系统整合并引入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使用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度进行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最后,通过测评广东10个乡村旅游地,验证该体系具有较好效度和区分度。     

社区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英文）

农业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丰富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在当地社区的传统生活中不经意间保留下来的。这些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同时也是很好的旅游资源,通过旅游发展既能维持当地居民的生计,同时也可以有效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本文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贵州从江县稻鱼鸭复合系统为例,讨论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问题。构建了基于社区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及旅游发展的概念模型,其核心观点为农业文化遗产在保护和社区适应方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模型中的6个主要因子分别为:农业文化遗产社区、传统农业系统、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可持续旅游发展、社区生计和社区文化身份。几个因子之间的作用是互相影响的,因此支持了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核心目的是系统构建人口、土地、产业等多种发展要素的耦合格局。土地整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肩负着为人口集聚、产业发展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本文基于影响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阐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土地整治的内涵及其互馈关系,剖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整治的区域实施路径。最后,就未来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的方向进行了展望与讨论。结论如下：① 乡村振兴的内涵在于为应对乡村内部要素的流失与衰退,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来重新组合、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实现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② 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要激活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关键发展要素,统筹物质空间振兴与精神内核提升;③ 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与区域自然本底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按照分区统筹、分类施策的原则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框架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模式与路径;④ 未来有必要重塑土地整治的价值取向,在统一空间规划体系下统筹土地整治规划与乡村振兴规划,大力发展土地整治与多功能农业相结合的新模式。     

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国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细分研究

特色保护类村庄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确定的4种村庄基本类型之一,但其分异明显,仍需进一步细分类型以精准施策。论文坚持问题导向和理论指引的分类思路,针对特色保护类村庄内蕴的保护与发展对立统一关系,借鉴共生理论构建其共生系统概念模型,根据系统类型及构成的差异划分村庄振兴类型,筛选出8173个国家级特色保护类村庄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初步提出一套简便实用的类型识别流程及方法,据此逐层判断样本类型并分类明确振兴模式。结果表明：① 特色保护类村庄共生系统分为外共生型、内共生型和内外共生兼具型3种,存在村庄与外部有机体共生、村庄特色资源与产业共生、村庄特色文化资源与人居环境共生以及村庄特色资源、产业与外部有机体共生等4类共生关系;②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基于共生关系表征的异同抽象归纳为10种,样本据此细分为47个旅游目的地型、75个文旅融合型、251个农旅融合型、47个特色农业型、442个景区依托型、1463个市场拉动型、2159个交通推动型、160个历史记忆保护型、1543个民族特色保护型和1986个地域文化保护型村庄; ③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模式因类型而异,包括“优化升级、示范引领”“深度融合、增值赋能”“品牌强农、特色集聚”“借力景区、村景互补”“瞄准市场、乡城对接”“联动交通、一体共生”和“活态保护、留住乡愁”7种。     

基于锁定效应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路径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破题窗口,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是践行“两山”理论、实现乡村富裕的有效实践。锁定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确保乡村旅游产业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分析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机理,并尝试构建内部要素、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多重锁定机理框架。传统小农思想影响下,乡村的资源禀赋、运营管理、人才技术、村民参与、村集体战斗力、制度政策、市场需求等动力因素形成正反馈机制,使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效应不断强化。结合浙江磐安管头村旅游产业的认知锁定、市场锁定、旅游产品锁定、经营模式锁定特征,提出锁定市场专业化、反锁经营老龄化的服务质量提升路径,锁定产品差异化、反锁同质低质化的文化价值盘活路径,以及锁定模式统一化、反锁封闭个体化的共建共享共赢路径3条特色化路径,助力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中国乡村振兴——土地整治视角（英文）

The core objective of rural vitalization is to systemically establish a coupling pattern of various rural development elements including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As one of the prerequisites, land resources is required to be optimally allocated via land consolidation. Consequently, land consolidation contributes greatly to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support under the context of combating rural decline. Based on the key elements affecting 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vitalization and l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s. Furthermo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lternative paths for achieving rural vitalization via land consolidation, and discusses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Th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1) To cope with the loss and decline of the intrinsic elements in rural areas, rural vitalization i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aimed at realizing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rejuvenation in rural area by reshaping socio-economic morphology and spatial pattern in rural territory.(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vitalization, land consolidation is endowed with new connotation, which should not only target at activating the key elements of r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lace emphasis on coordinating material space and spirit core as well as integrat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physical space and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3) Land consolidation should be compatible with regional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current stage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egional planning and classification strategy, the appropriate models and paths should be adopted to promote the benign interactions of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based on engineering techniques and ecological means.(4)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shap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coordinate land consolidation planning and rural vitalization planning under the unified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nd explore the new model combining land consolidation and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宗教型遗产地旅游商业化的演化过程及机制——以嵩山少林寺为例

遗产地旅游开发中的商业化现象越来越普遍,成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宗教型遗产地,其旅游开发的商业化既影响了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对游客的旅游体验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回顾的基础上,选取嵩山少林寺为典型案例,从商业化阶段、产业链形态、旅游景观变迁、旅游世俗化影响等方面,对商业化的演化过程进行刻画与解读;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商业化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的旅游商业化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视角,对客观认知中国宗教型遗产地的商业化开发状态,指导宗教型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资本循环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以秦始皇陵为例

中国大遗址名录中80%以上的大遗址位于城郊或郊野地区,遗址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析大遗址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实现大遗址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论文以秦始皇陵大遗址区为案例地,探寻资本逻辑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发现：① 资本对最优区位的选择产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由于各村庄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保护区划的限制条件及其与已开发遗存点距离等因素存在差异,资本的选择性投入产生了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② 村庄生产方式调整是大遗址区社会空间演变的内在动力。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是在文物保护的框架下,由于旅游开发的正外部性促进资本流动影响到村庄生产方式调整,进而影响社会关系转变的过程。③ 政府政策措施对大遗址区资本的引导控制是外部影响因素。大遗址的文物脆弱性决定了展示利用过程中必须保证政府的强干预性,村庄生产方式转变可能产生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因此需要政府权力的介入,进一步导致了村庄生产方式调整。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是一个动态演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政府有效管理、市场与村庄社区合理介入才能保障大遗址区乡村合理发展与转型。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与应用——以苏州市为例

旅游开发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我生存能力,使其摆脱濒危的困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方式。本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研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即由资源禀赋条件、可展示与体验性、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3个方面的要素组成,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的苏州为例,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评价,共评出三级旅游资源3项、二级旅游资源16项、一级旅游资源29项。主要结论为：产品衍生性、展示适宜性、是否具备可观赏性、遗产保护情况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否能够成为旅游资源;可展示与体验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水平高低。手工艺类、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医药的旅游可开发性较差。本文构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可为旅游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筛选和旅游开发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