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

基于“收入-消费”二维视角,分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减缓农村贫困的异质性影响。采用改良的突变级数法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省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并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验证所提假设。结果表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省份普惠金融初期发展水平不同,但随时间推移呈现趋同现象。普惠金融发展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存在非线性现象。普惠金融发展对减缓农村贫困具有显著异质性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普惠金融发展对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影响力呈现递减趋势;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发展对减缓农村消费贫困的影响力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现象。     

中国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重点检验了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经济城镇化集聚现象呈现逐渐消减的态势。②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特征,而经济城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呈倒“U”型特点,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尚不明显,但主要表现出加剧农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③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二者对农村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门槛”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减贫直接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减贫潜力较弱,而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城镇化减贫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各省域经济城镇化减贫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门槛均已突破,整体上以益贫性为主。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完善相关制度改革。有效、有序地扩张城镇空间,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强化其质量升级,增加城镇就业空间,提升城镇整体辐射带动效应。统筹协调区域人口、空间、资源等的分配与利用,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作用,合力推进农村长效、稳定减贫,促进城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G-TOPSIS模型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以云南福贡县为例

建立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体系,实现不同发展目标下的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监测,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迫切需求。论文面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基于贫困农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构建基于G-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模型,结合障碍度模型揭示不同发展目标下贫困农户的发展水平、发展差距及其致贫因素,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对不同发展水平农户减贫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测。以云南省福贡县为例的研究区实证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目前仍存在大量未脱贫农户,脱贫攻坚的压力依然较大,全面脱贫是福贡县当前最紧迫的发展目标;已脱贫人口距全国和全省农村居民平均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防止返贫、缓解相对贫困的任务艰巨。② 短期目标下,主要致贫因素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卫生厕所、安全住房、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健康状况;中长期目标下,与全国和本省相比,家庭人均纯收入、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安全住房为主要发展短板。③ 不同发展水平贫困农户空间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贫困空间分异受基础设施、地形条件、经济区位、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户发展水平越低,空间异质性越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大。研究结果可为减贫与发展战略的实施与监测提供决策依据与可靠的技术决策支持。     

扶贫模式可持续减贫效应的分析框架及机理探析

“精准扶贫”是近年中国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精准安排扶贫项目、精准监测脱贫成效是“精准扶贫”战略的核心内容,如何保障系列“精准”的实现亟需科学、系统的评估方法和评测手段作支撑。为从多维度、动态、一体化角度对扶贫项目的可持续减贫效果进行评估,本文针对中国目前已在执行的各种扶贫项目减贫效果评估多偏重经济维度、缺乏机理解析和可持续性评价等问题,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的学术思想,提出了适用于扶贫模式可持续减贫效应评估的分析框架,进而对社会保障式、项目建设式、产业化、科学技术、移民与城镇化、易地搬迁与安置、信贷、参与式等8种扶贫模式可持续减贫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探析。研究结果既能展示扶贫模式的减贫作用机理与贫困群体特征的契合程度,又能分析扶贫模式对贫困群体多维度及可持续的生计改善状况,同时也可为系统、综合、定量地评估可持续减贫效果的方法模型发展提供思路借鉴。     

基于乡村人口转移和农村道路建设的空间贫困破解机理及其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交互耦合形成了空间贫困陷阱,本文在对贵州50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人口转移减贫效应和松桃、威宁、望谟3个典型县域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道路可达性指数空间耦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础上,阐释了破解空间贫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相应政策体系。结果表明：① 贵州国家级贫困县乡村户籍人口向县内城镇转移和县外转移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县内城镇转移比县外转移减贫效应的作用力更大。② 松桃县、望谟县极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和深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贫困村所占比例在15%左右,威宁为10%左右,对该类型贫困村实施整村易地搬迁和村庄撤并;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深度贫困、可达性中等型和一般贫困、可达性中等型贫困村应进一步扩展道路宽度,打通断头路,形成网络,增强通行能力。③ 应坚持以县城为中心的就地城镇化和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等异地城镇化并重,加强对转移劳动人口的技能培训,提升其城镇生存能力。继续加大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保护类村庄的“通村、通组、通户”道路拓宽、硬化等措施,逐步完善自来水、宽带等较为薄弱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展山区“绿水青山”内生性和外生性产业,引导贫困人口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海南省连片贫困地区农户致贫风险分析

农村贫困与减贫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基于农户及致贫风险的文献梳理,从区位、社会和劳动力3个要素维度构建了农户致贫风险分析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484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海南省连片贫困地区农户的致贫风险,提出有效减贫和持续发展对策。研究发现:① 海南连片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良好但贫困发生率较高,家庭劳动力较充裕但受教育水平较低,子女教育支出负担重,因病因残致贫比例较高,女性务工人口较多,农户自身脱贫致富的发展动力不足。② 海拔高度200 m以下、男性户主、拥有残疾或患病成员、务工人口比例低、女性务工人员占比高、以及单位劳动力供养学生数高的农户具有更大的致贫风险。③ 研究未发现女性户主、少数民族、低受教育水平户主、大型规模家庭有更高的致贫风险,女性成员比例、抚养比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影响较小。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大力发展特色化和规模化农业、增加农户就业机会、加强针对农民工、女性务工人员和病残群体的社会保障等减贫政策制定实施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financial inclusion research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geography北大核心CSCD

普惠金融对降低贫困和促进发展成果分享具有重要意义,是国际金融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论文基于2005—2021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3421篇核心期刊论文,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分析了中国普惠金融研究的基本特征和热点演化,结果表明:(1)学术成果经历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加速增长3个阶段,研究热点经由金融排斥、普惠金融到数字普惠金融的演化,其中农村、区域差异、空间格局及发展效应是各阶段的共同关注;(2)国内普惠金融研究具有学科交叉性、包容性、开放性,多学科的参与推动着普惠金融研究的蓬勃发展,在学科交叉融合过程中,不同学科又有各自的关注点;(3)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提出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过程、地方普惠金融发展的文化经济因素与关系网络、普惠金融的发展效应、金融科技的空间性及其潜在影响等未来研究议题。     

平原农区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制——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验证了平原农区是否存在空间贫困陷阱,定量探测了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主导因子,揭示了平原农区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结果表明：①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张庄村、贾桥村、徐田村、刘染村、陆楼村长期处于贫困发生率的“高高集聚”区,空间上存在贫困陷阱现象;②区位条件、公共服务等第二地理要素对平原农区贫困化分异起主导作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第一地理要素的影响作用较弱,到县城中心距离、到主干道距离、公共服务点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是利辛县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③交互探测的结果显示,主导因素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呈非线性增强。平原农区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应重视第二地理要素对贫困分异的增强作用,加强交通设施投入,合理布局公共服务点,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平原农区减贫提供基础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亟待强化贫困地理学的贫困发生机制、贫困地理格局和减贫路径研究。     

中国县域贫困综合测度及2020年后减贫瞄准

贫困问题长期以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点关注。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发生机制、贫困化格局和探究2020年后减贫瞄准策略,成为新时代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多维度剖析了中国农村贫困的发生机理,构建了表征县域贫困压力的指标体系,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县域多维贫困压力指数进行了综合测度,识别出2020年后国家政策仍需重点倾斜的帮扶县,并划分出帮扶县的4种类型。结果表明：① 人类发展能力、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及由这三个维度构成的县域综合发展能力呈现出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规律,并与地势的三级阶梯呈现出一致性;② 2020年后仍需要国家政策倾斜的帮扶县有716个,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高寒区、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西南喀斯特地区等生态脆弱区和少数民族集聚区;③ 识别的帮扶县可以划分为综合制约型一类重点帮扶县、人类发展能力制约型二类一般帮扶县、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水平制约型三类一般帮扶县,以及人类发展能力和社会经济水平制约型四类一般帮扶县,重点帮扶县主要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新时期中国贫困格局、贫困化机制、减贫路径及问题和模式,亟需深化创新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这为重视和加强贫困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亟需科学评价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成效,通过补齐减贫短板,优化扶贫资源配置,实现区域精准化扶持。本研究在测度彭阳县多维贫困程度的基础上,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的多维减贫效应,并分析了扶贫的困境。主要结论：① 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成效显著,农户多维贫困指标数量k减少了51.66%;② 各维度贫困指标剥夺程度均有降低,降低最明显的维度是生活、资产、住房和收入维度,教育和健康维度次之;③ 根据各维度减贫效应的差异找出减贫短板,分析了彭阳扶贫的困境。最后对如何摆脱减贫困境、推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中国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演化特征及其对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本文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系基础上,利用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空间杜宾模型对2011—2021年中国20个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高质量发展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从总体发展水平看,中国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且发展差异逐渐缩小;从城市群空间组织格局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国家级>区域性>地区性”城市群逐级递减态势;从群内差异看,国家级城市群群内差异最大,地区性城市群差异最小。(2)中国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空间集聚特征,集聚类型以HH、LL型为主,且空间分布与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相似性。(3)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群空间尺度下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效应显著,且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空间效应具有明显异质性,国家级城市群的效应高于其他城市群。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需因“群”施策,应针对不同层级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出相应策略以助力城市群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西南喀斯特石漠化深度贫困县的贫困影响 因素分析

中国西南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基于该地区的深度贫困县——广西德保县的2014—2019年各乡镇社会、经济、人口等维度的面板数据,以空间贫困为理论导向,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和GWR模型探索了石漠化地区县域贫困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空间动态自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各乡镇当年的贫困发生率表现出较大的惯性;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农村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就业水平的提升、少数民族占比的下降、人口密度的降低均可明显地促进地区减贫。空间动态杜宾模型估计结果不仅支持了空间动态自回归模型结果,而且表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医疗卫生水平、人口密度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有益、不利和有益的外溢效应,长期影响更深远。GWR模型结果表明其影响效果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连片特困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减贫效应测度

为科学测度连片特困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熵权-TOPISIS模型对贫困程度进行评估，并以综合贫困指数为被解释变量，表征物流业发展水平的6个指标(货物周转量、物流业增加值、公路网密度、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和货物平均运距)为解释变量，引入空间杜宾模型(SDM)计量县域尺度下物流业发展对区域减贫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物流业增加值、路网密度和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对区域减贫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物流业增加值每增加10⁸元，本县(区)的综合贫困指数将降低0.060；货物周转量、公路网密度和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对区域减贫的间接(空间溢出)作用明显，本县(区)货物周转量每增加10⁸ t·km^-1，毗邻县(区)的综合贫困指数将降低0.020。均衡物流产业的空间分布、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和调动贫困县(区)物流需求，是发挥物流减贫效应的有效措施。     

中国丘陵山区农村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丘陵山区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聚集区,开展丘陵山区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对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以村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刻画了于都县农村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识别了丘陵山区驱动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揭示了农村贫困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特征,且聚集效应随减贫力度加大有所减弱;② 坡度、行政村到县城中心的可达度、路网密度和公共服务点数量是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子,且随时间推移,资源禀赋不足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区位条件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③ 不同时期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农村贫困化有其自然和人文根源,科学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以深化贫困发生机制理论认知为基础,协同推进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的减轻,从而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     

黄土高原地区农村贫困空间演化及偏远特征

以县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基于统计数据和时间距离数据,采用全局自相关、分组分析等方法探讨2010—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分异,并运用区位偏远度模型对农村贫困水平和类型的偏远特征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黄土高原地区的农村贫困深度比贫困广度问题更为严峻,贫困类型以“双低”和“低广度高深度”型为主,农村贫困发生率和缺口率高值区呈现区域差异化特征。(2)农村贫困整体处于渐弱型发展路径,“双高”型区县比重显著下降。贫困发生率高值区向六盘山区逐渐收缩,贫困缺口率高值区在燕山—太行山区形成局部热点。(3)集中连片特困区与农村返贫区高度重叠,广度返贫区集中分布于宁夏六盘山区和吕梁山区,而深度返贫区则集中分布于燕山—太行山区。(4)在当前城乡地域系统中,各区县距中心城市的区位偏远度与贫困发生率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与贫困缺口率未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距省会城市极偏远的区县应关注邻近地级城市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在交通建设上注重强化其与地级城市的公路联系。     

国外旅游减贫研究述评——基于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旅游减贫实践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末,在全世界形成贫困共识的大背景下,旅游与贫困直接相关联,被很多贫困国家作为脱贫的一种工具,直接促使PPT行动的产生以及旅游减轻贫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研究。该文从旅游与贫困关系的一般认识展开,梳理了国外旅游与贫困关系的理论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基于旅游减贫实践的视角对旅游减贫的方法途径进行了述评。从经济理论视角,旅游发展确实能促使贫困者获益,但同时也有扩大贫富差距的风险;而从旅游减贫实践分析,要想提高旅游的减贫效应,旅游发展中不能忽略旅游的非经济影响;要积极鼓励主流企业的参与,同时注重发挥旅游业强大的关联性作用。这些结论对我国旅游扶贫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中国旅游发展减贫效应研究

发展旅游业作为一种有效的减贫手段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急需科学评估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以便为制定切实可行的旅游扶贫政策提供借鉴。基于中国2000—2015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评价了各地区旅游发展水平，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1） 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门槛效应。（2） 减贫效应存在“东—中—西”阶梯式递增的变化特征。（3） 随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具有逐步收敛的边际递减特征，其中旅游发展水平处于低区段时的减贫效应最大，中低区段的减贫效应次之，中高区段的减贫效应不显著，高区段的减贫效应进一步缩小，总体呈倒“J”型。基于此，提出了充分发挥旅游减贫效应的对策建议。     

精准扶贫视角下中国东北农村贫困地域性特征及成因

基于结构性问卷,采用入户访谈及问卷调查的方法,解析中国东北地区农村贫困空间格局与地域性特征,并对区域内部典型农村贫困区贫困问题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与解构。研究认为： 东北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与贫困县集中分布在大兴安岭南麓和黑、吉、辽三省与内蒙古东部交界地区以及中俄、中朝边境地区,形成东、西两大片区,西部片区呈带状自北向南延伸,东部片区内存在两个团块状贫困人口集聚区,整体表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② 区域内部存在5个农村贫困高发区,分别为中俄北部边境贫困高发区、中俄东部边境贫困高发区、松嫩平原贫困高发区、西部贫困高发区、中朝边境贫困高发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北高南低,西低东高”的特征明显。③ 农村贫困群体以中老年人为主,文化水平整体较低,吃穿与医疗保障问题突出;罹患疾病以及耕地不足、耕地利用率低是导致东北地区农村贫困的主因,发展现代农业和外出务工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 ④ 区域内部存在西部农牧交错区、东部边境山地朝鲜族聚居区、东部平原与丘陵过渡区三大典型农村贫困区,西部农牧交错区农村贫困问题的产生主要受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行、农户自身思想认识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区域自然生态条件不利等多种因素的协同影响;东部边境山地朝鲜族聚居区农村贫困问题主要由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性外流所引发的系列效应导致;东部平原与丘陵过渡区农村贫困问题的出现主要受地理位置偏远、地形复杂导致自然灾害多发、耕地资源不足的影响。     

空间贫困研究及其对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关于空间贫困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富,逐渐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制订地域减贫政策的重要依据,极大地延伸和拓宽了世界贫困地理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在阐述空间贫困概念、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评述了空间贫困影响因素与特征、空间贫困地图与绘图、空间贫困政策评估与设计等空间贫困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现状和不足,提出重点从空间贫困地理资本、空间贫困陷阱机理和空间贫困地图研制等3个方面加强我国贫困地理的研究工作,有助于丰富我国贫困地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于丰富我国社会地理学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和学术意义,对于我国可持续性减贫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决策借鉴和实践推广意义。     

中国可持续减贫的发展地理学研究

中国2020年减贫转向后相对贫困将贯穿于现代化全过程,减贫的可持续性面临着巨大挑战。论文在梳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从发展地理学视角阐述了可持续减贫的内涵、尺度分析模式、对象划分、评价监测,以及路径设计和发展干预。主要结论为：① 可持续减贫是在建立家庭和地方发展潜力与动力基础上的持续减少贫困,并缩小发展差距的思想和实践范式;② 可持续减贫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尺度分析模式,研究减贫的尺度转换过程,反映减贫要素和决策实施在空间的尺度解构和重构;③ 可持续减贫对象分为绝对贫困家庭、相对贫困家庭、相对贫困村、相对贫困乡(镇)和相对贫困县,并提出了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标准;④ 运用“五维地理资本指数”和欧氏空间距离,分析县域可持续减贫成效与区域收敛性;⑤ 可持续减贫通过地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空间整合,推动区域贫困治理由传统模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型;⑥ 可持续减贫突出以地方为主的“内源—外源”融合的发展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