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冰冻圈国家领土博弈的地缘影响

冰冻圈变化的自然过程影响着国家领土博弈地缘关系的建构。基于人地关系思想,以变化-影响-适应为主线建立气候变化影响下冰冻圈国家领土博弈的研究框架,分析自然因素对冰冻圈地缘结构的塑造和对冰冻圈国家身份-利益的建构,以及极地海权、陆权和其他地区领土博弈所形成的双多边地缘关系。研究结果：① 冰冻圈领土博弈地缘结构初步形成。理念层面,自然要素成为气候政治的力量之一,冰冻圈领土博弈体现出传统地缘逻辑;空间层面,气候变化释放极地、高山等新运筹空间,北极、南极成为大国博弈焦点;物质层面,极地海权和陆权利益是大国博弈的主要目标。② 冰冻圈国家身份-利益影响其冰冻圈地缘政治行为,其身份认同的客观基础之一是在冰冻圈分布结构的相对位置。③ 冰冻圈国家领土博弈地缘关系有“趋利”“避害”两类。“利”指为赢得极地海权、陆权,气候变化下西方大国和地区大国开始争夺南北极200海里外大陆架权属,加强极地实质性“硬、软存在”战略布局,美国和丹麦强化格陵兰岛北极战略支点作用;“害”指冰冻圈灾害引起的跨境气候移民等国家利益受损问题。     

地理媒介与第三空间：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研究进展

随着近年地理媒介逐渐兴起,城市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中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技术物品与符号表征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地理学中早先存在的“虚拟/实体”二元论亟需理论革新。作为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与地理学研究的“传播转向”的产物,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发展蕴含突破二元论的张力。论文梳理了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主要议题和研究框架,以期促进国内地理学与媒介传播学者的学术对话,扩展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建立在后现代和后人类思潮影响下的动态关系性媒介与空间观之上,以纹理(texture)、移动性、物质性和具身性为核心概念。既有议题主要聚焦于数字媒介与后人类媒介空间性,数字媒介表征和算法逻辑支配下的混合空间政治,以及移动媒介带来的混合空间体验。论文借用“第三空间”概念,将其作为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超越原有二元论的潜在方向,并认为物质性和具身性构成了媒介与空间的本体论联结之处,促进国内跨学科的“媒介—空间”理论建构,为媒介城市发展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1948—2018年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的时空演化规律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国际河流流域跨境水冲突不断加剧,其时空演化规律成为当前跨学科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为此,从水冲突“事件—关系”视角,对1948—2018年间全球跨境水冲突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系统分析发现：① 1948—2018年全球跨境水冲突规模总体呈非单调波动增长态势,在1987年前后发生显著突变,表现出兼具趋势性、突变性和波动性等多维特征的非单调动力过程;② 全球跨境水冲突事件以围绕水文干预和资源权属争夺的低强度事件为主,大坝等水利工程建设引发的冲突显著增加,南亚、西亚和东非地区成为主导全球跨境水冲突趋势演化的“序参量”;③ 全球跨境水冲突呈现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格局转变的空间扩散趋势,但“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相对集中”的总体不均衡格局基本锁定,形成以30°N为中心、横跨南亚—中亚—西亚—东非高水资源压力区的水冲突密集带;④ 国家间跨境水冲突关系趋于普遍化、复杂化和网络化,发育多个流域性网络社团,但水冲突关系的“马太效应”和极化分布特征持续显著,产生“路径锁定”效应;水冲突“规模—强度”关系存在一定的空间错配。     

人文地理学视域下中国边境地区研究进展与展望

边境地区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空间影响下的特殊脆弱地带。科学总结边境研究发展历程有助于厘清边境研究脉络,为实现边境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人文地理学相关视域下的中国边境研究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边境研究历程、趋势及热点等基本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边境研究经历了“开放探索—社会建构—战略引领”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区域逐渐由东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边境贸易”“边境旅游”“边境口岸”“一带一路”是4个核心关键词聚类。边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边境贸易与开发开放、边境旅游资源开发、社会建构与和谐发展、边境口岸与城市功能,以及地缘环境与边境安全。当前,中国边境研究在规律探索、定量总结等方面仍然不足,论文在构建多要素—多主体—多尺度集成的边境地理研究框架基础上,提出未来应加强边境风险与安全、跨境合作机制、边境效应理论、边境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为后续边境研究提供参考,支撑中国边境安全与现代化治理。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地系统可持续过程、格局的前沿探索

本文结合笔者近年来在人文地理学前沿问题探讨的综述,阐释了人—地系统相互作用时空分异规律是现代地理学最高层级的科学难题、也是决定未来地理学前途的关键问题的认识,提出了截至目前开展人地系统综合研究所采用的“过程归纳、区域比较、定性分析、逻辑判断”等4个实用方法,并围绕着区域均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地域功能、空间结构等4个前沿领域,讨论了影响区域发展格局变化的驱动力、自然圈对人类活动圈层的作用、综合地理区划原理和方法、以及“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结构变化规律等研究的学术思想,探讨了“未来地球”框架下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意义和重要命题,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基础研究和决策应用贯通”的复杂性科学基础理论体系和综合研究集成方法体系建设,将深刻影响着人地系统过程和格局的研究进展。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学科树视角下地理学和建筑学人居环境研究比较

本文从学科树视角比较分析地理学和建筑学的人居环境研究进展。首先,梳理研究脉络,指出两个学科具有相同的“树根”（即五大系统和五大层次）、“树干”（即九大主题和八大尺度）和“树枝”（即33个研究领域）,以及相异的“树叶”（即各领域数量迥异的研究成果）。其次,比较研究成果特点,发现两个学科成果差异明显,表现为在适宜性等6个二级主题上,地理学成果较多,建筑学成果较少;在规划等6个二级主题和建筑尺度上,建筑学成果较多,地理学成果较少;在空间格局等12个二级主题和城市等6个尺度上,两个学科成果均较多,但侧重点不同;在行为二级主题和全球尺度上,两个学科成果均较少,但侧重点不同。最后,剖析学科成果差异的生成逻辑,并展望未来进路。学科成果差异的逻辑起点是学科门类差异,逻辑链条是“学科门类—学科特性—研究主体—研究偏好—研究范式—研究成果”的差异传导机制,其中研究范式差异是链条中的重要环节。未来人居环境研究应促进框架延伸化、主题展拓化、尺度统筹化、数据多源化、方法混合化等范式提升,同时回应全球化、美好人居、突发事件、跨学科等现实需求。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论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其空间生产的特征,构建“资本—权力—战略”三维逻辑框架,以解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从资本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特征,在流动空间的作用下,其资本三级循环过程有利于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从权力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了制度空间,能形成对政府权力的规训,推动海南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从战略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背景下“新国家空间”的一种形态,表征了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基地、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等战略意义。论文运用空间生产框架从理论层面分析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地理学逻辑,能增进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解,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参考价值。     

领域陷阱与中国在缅甸北部的跨国禁毒实践

非法毒品不仅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新的挑战,也促使地理学者深入研究并揭示毒品贸易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和经济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缅甸北部“金三角”核心区域毒品的主要市场之一,基于中国政府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无法对盘踞在“金三角”的毒贩进行有效的打击和根除。面对跨国毒贩,中国政府陷入了John Agnew提出的“领域陷阱”。如何在尊重缅甸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跨国禁毒,以维护中缅边境的安全和云南的社会稳定?本文借助政策报告和深度访谈资料,揭示毒品贸易的非传统安全属性,并且分析中国在缅甸北部的禁毒实践——采取武装威慑与替代种植。前者针对毒贩和跨国毒品集团,后者主要面向缅北依赖罂粟种植的农民。两种实践策略针对不同群体,相辅相成,标本兼治,不仅在缅甸领土主权和中缅边境安全之间找到了平衡,也为中国政府克服“领域陷阱”,建构了有效的跨国管制机制。本文丰富了地理学者对于领土主权、地缘政治以及边境安全的探讨,可为中国西南边境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益借鉴。     

海洋本体论及其视角下的南海海洋国土治理研究

长期以来海洋位于社会边缘,海洋治理不可避免地陷入陆地中心主义。本文在批判海洋国土治理背后的陆地本体及其领土化逻辑的基础上,将海洋重新概念化为体积空间与动态时间邂逅的四维时空,指出海洋具有多维性、流动性、非线性和非客体的特点,并以此构建了以体积国土、流动国土、能动国土为特征的海洋国土分析框架,进而将其运用于南海海洋国土治理的理论和政策认知,重构了长期桎梏于陆地规范的“时间、空间和运动”观念,回应了文化和政治地理学的新唯物主义取向。研究认为：① 在南海的体积管控上,岛礁扩建是有效的策略。岛礁扩建使体积海洋折叠为二维领土,以偏平化控制三维空间,改变了南海的地理和空间性质;② 在南海的流动性管控上,因海洋的流体、尺度和深度特征,以及法律边界模糊性,加剧了维护南海海上安全的复杂性,需要考虑与之匹配的管控非法流动性的监管策略;③ 在南海的能动管控上,需要关注渔民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海洋保护需要考虑不同本体间的对话和信息转译,使保护行为更加紧密地融入到本土社会文化情境中。本文为海洋国土治理提供了来自政治地理学的批判性视角,同时对人文地理学的人海关系研究亦是积极的推动。     

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进展——基于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分析

国家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统称)研究立项课题旨在探究重大现实问题以及学科前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相关学科研究的进展和整体水平。通过分析近20年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对政治地理相关议题的资助,以及受资助人在该时期对相关议题的科研情况,得出以下结论：①2011年以来,国内政治地理学逐渐被认可和关注,并呈现出以北京、广州、昆明和上海研究机构为辐射中心的地理特征;②国内政治地理研究重点为边境与边界、环境政治、领土(主权和安全)、行政区划和管治、尺度和空间、社会和文化政治等六大议题;③国内政治地理研究日渐与国际接轨,但行政区划和管治等是独特的研究。整体而言,随着国家科学基金对政治地理研究支持力度的加大,期望能瞄准国际研究前沿和国内需求,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地理学学科体系。     

国际水政治研究进展与政治地理学展望

国际河流因涉及国家间的资源归属和主权事务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尽管国际水政治相关的权力和空间议题已成为国际学界的热点之一,但尚未在国内政治地理学者中得到充分关注。结合质性系统性综述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90—2020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235篇与CNKI数据库中158篇国际水政治文章进行回顾。结果表明,国际水政治研究呈现多学科介入的特点,中文研究侧重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议题,英文研究则以政治地理学和政治生态学为主要理论基础。总体而言,在水冲突与合作、话语批判、水-社会关系三大研究主题下,既有研究不仅通过多元主体和话语建构回应“领域陷阱”的局限性,还从辩证和关系视角丰富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从而推进了国际水政治的研究议程。本文认为,政治地理学者可从空间、领域、尺度等角度进一步深化国际水政治研究,为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地理学的理论和思考。     

乡村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构建

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乡村空间重构成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西方“后生产主义”语境下，乡村空间研究开始出现消费转向、社会-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多功能、全球化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研究成为西方乡村空间研究的热点；国内研究主要基于乡村地理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展开乡村空间重构过程—机理—调控研究以及微观视角下农户经济空间行为研究；当前，中国乡村空间重构呈现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学转型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组织与政府、企业、个人等其他主体之间的空间-权力关系成为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视角。政治经济地理学及“社会-空间”二元辩证法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应系统整合空间生产、主体能动性、土地资本化、社会关系网络、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农户地理等政治经济学、地理学理论，强化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要素相互作用及其空间响应机制研究，重点开展多要素多维度的乡村空间格局形成及演变规律研究、乡村社会空间再生产研究、能动性视角下乡村劳动力空间生产研究、政府政策制度与城乡空间治理体系创新研究。     

Constru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South China Sea beyond state-led environmentalism: Vernacularizing geographical,geopolitical and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of territory

During the 2010s,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became a geopolitical flashpoint over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aracels and Spratlys. China envisioned its transformation of coral reefs into military bases and island cities as an SCS ‘green construction’ proje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how the SCS is discursively construed and practically constructed as maritime national territory, by mobilizing fishing legacies and extending state limits through ‘state-led environmentalism’ rhetoric. Drawing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China, I show that state-led environmentalism is a hierarchical process that intermittently co-opts and excludes local populations to advance the state's territorial ambitions, which are anchored in geographical, geopolitical and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of ‘maritime civilization’. Yet, I also show that in this process, the SCS emerges as spaces of vernacularized political claims. Thus, I argue that territory is not only a political technology of control but also vernacular practice through which universalizing discourses— whether o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regime, sovereignty or nature—are adapted and modified.     

从地域综合体解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准确把握和剖析这一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从集中体现地理学世界观基础的地域综合体出发,在地域综合体特征刻画和抽象表达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地域综合体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概念模型,进而揭示了概念模型下的5个基本问题域：理解和模拟系统的外界驱动力、状态、过程和功能,从驱动力调控、状态调控、过程调控和功能规划上提出并模拟和优化人地关系调控方案,最后针对性地讨论了目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中人地关系评价、驱动力问题、机理研究和典型实证等4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全球重构中尺度重组及其地域性管制实践研究

为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重构现象,西方人文地理学经历了尺度转向并开展了尺度重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尺度重组”的常见含义有三类:抽象层面的社会建构基础上尺度的历史演变、具体层面的国家或城市尺度重组以及政治斗争视角的行动者对尺度的运用。这一概念具备4个基本要素或特征,即尺度的社会建构和动态演进、尺度重组同政治斗争的关联性、尺度重组的路径依赖性以及尺度重组同其他空间维度的关联性。基于当前理论和实证研究,尺度重组的典型地域性管制实践可归纳为行政权限调整、行政区划调整、地方增长极的培育和跨边界区域合作。     

渔民视角下中国南海的领域构建

南海的战略态势对中国经济和安全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基于对中国海南省渔民的实地调研，探讨了不同权力主体在南海的领域化过程及其中渔民的能动作用。结果表明：中国的南海主权边界明晰，具有历史延承性，但近代空间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多重领域相互叠置，使得南海的领域矩阵呈现出多尺度复合性和权力逻辑复杂化的特点，进而诱发不同层次领域间的潜在冲突和不稳定性。着眼于其中渔民自下而上的主体作用，探讨渔民基于生存动机和日常生活实践，对南海家园式的领域化，这种行为使渔民成为国家领域空间秩序的维护者，也因其特有的族群惯习，对国家的领域治理结构形成挑战。     

地域功能-结构的空间组织途径——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讨论

地域功能-结构的空间组织规律是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塑造可持续地理格局的基础理论。从地理学对地理过程的重复、预测、调控、优化的讨论入手,阐释了空间治理体系是现代地理学用于调控和优化可持续地理过程与格局的重要途径。采用生态-生活-生产等三生空间构成的地域功能空间结构呈现的时空演变特征,表达了地域功能-结构的空间有序性法则,阐释了地域功能与自然地理环境相协调、同一地域单元各类功能及不同单元之间冲突最小化、地域功能在不同空间尺度有效传导、以及长时间尺度综合效益最大化等空间组织目标。从可持续性出发,建立自然要素的资源、环境、生态和灾害四大属性的概念,并通过四大属性集成构成自然承载力,分析承载力的原值、余量和潜力在空间规划中的作用,形成自下而上解析空间组织的基本方法。从新空间均衡出发,基于承载力、融入位置和空间结构参量后构成的地域功能适宜性,形成自上而下解析空间组织的基本方法。进而讨论了集成两种方法形成的主体功能区具备的对空间组织与规划的基础价值和战略价值,提出主体功能区的区划、战略、制度和规划用途分离及相互关联的新思路。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为主线、以空间降尺度传导主体功能为核心科学问题、以关键约束参数为空间结构控制性指标,讨论了数据库与地域功能谱系、功能和尺度依赖的承载力评价方法与模型库、“三区三线”的建构框架,论证了空间规划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途径,提出地理学应着力加强大、中空间尺度（区域性）国土空间规划基础理论和方法、强化技术等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