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乡村经济韧性研究及其启示——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

韧性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本属性,对于推进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截至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然而,一些脱贫地区乡村发展水平不高,面临外界风险与挑战冲击时存在返贫风险,亟需提升乡村韧性。论文选取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贫困区的阳原县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综合评价了14个乡镇、264个行政村的经济韧性。研究发现：① 阳原县乡村经济韧性平均值为0.13 (总分为1),水平偏低,乡村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质量不高;② 经济韧性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分布于邻近交通干线地区,山地区和距离交通干线较远地区的乡村经济韧性水平较低;③ 农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偏低、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乡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是经济韧性的关键制约因素。论文指出,应构建“农户个体—乡村集体—城镇中心体”的多级发展体系,强化乡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户技能培训,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以重点镇、中心村、新型农村社区为载体的村镇化发展,实现村镇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     

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

作为乡村振兴的难点和关键,明晰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及影响因素,不仅可为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为制定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重要参考。论文基于乡村振兴基础内涵,构建了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西秦岭腹地的陇南山区为案例区,评估其乡村振兴基础状况,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影响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① 2020年陇南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整体不高,均值为0.299,且各维度振兴基础水平差异明显,其中,生态宜居基础最好,生活富裕基础最差,同时不同地貌类型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差异较大;② 乡村振兴基础水平在空间上呈“中低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乡村振兴基础中等水平区占比最高,为44.62%,大致呈“川”字型分布,高水平区仅占12.30%,主要在徽成盆地东部集聚,不同维度振兴基础水平空间分异明显;③ 海拔、人均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数和农业机械总动力主导着陇南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的空间分异,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解释力最高,且与其他因子交互后显著增强了对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解释力;不同地貌类型区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乡村旅游融合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

融合型乡村旅游以实现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对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意义深远。论文基于融合型乡村旅游研究的西方逻辑与框架,结合国内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与乡村发展实际,构建涵盖网络、规模、赋权、内生性、嵌入性与互补性6个维度29项指标组成的乡村旅游融合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运用ArcGIS空间可视化、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存在明显空间差异,潜山南部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明显优于北部,各村域单元乡村旅游融合性提升潜力较大;② 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联结较弱,“美丽空心村”现象是潜山市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瓶颈;③ 旅游开发时段、资源依托类型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各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融合型乡村旅游是实现价值共创与综合效益的乡村旅游模式,上述研究成果可为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同时促进融合型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电子商务专业村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2020年中国淘宝村数据

电子商务专业村是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论文基于2015—2020年全国淘宝村空间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求电子商务专业村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揭示不同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淘宝村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国基本地理格局高度吻合,时空演化呈现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扩散特征;②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集聚强度逐年增强,高强度集聚范围逐年扩大,华北平原传统农区出现高强度淘宝村集聚区;③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聚类分异特征,空间聚类区分布相对稳定,高—高(HH)集聚区集中分布在苏南、浙江、福建的泉州、莆田和潮汕揭城市群;④ 各影响因素对淘宝村空间格局演化具有不同的解释强度,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是高作用影响因子,政府行为影响力稳步上升,社会经济影响呈“U”型变化态势,三级影响因素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的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研究结果对推进电子商务专业村发展、深化专业村发展理论、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新疆典型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特征及空间重构 ——以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实施,城乡关系也进入融合发展新时期,厘清典型地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变过程及现状特征并探明其空间重构与优化路径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简称“渭库绿洲”）为例,利用2009—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及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刻画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特征;依据乡村振兴多级目标的理论内涵,探讨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体系空间重构模式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渭库绿洲城镇村体系建设过程中城镇主导作用较弱,城乡聚落规模总体扩张较快,城乡人口与聚落增长反差较大,乡村人地关系失调特征明显;②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分布整体服从位序—规模法则,零星聚落“摆尾”现象加剧且空间无序扩张特征显著,城乡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县城、中心乡镇、干渠及道路指向性,但向中心乡镇空间集聚趋势不明显;③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空间重构的首要举措是整治零星斑块,对典型样区设定了3个优化目标并对空间重构路径进行了逻辑解析,提出了5种整治方向。基于乡村振兴多级目标,构建以土地要素流动为关键的空间重构方案,对促进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结构优化与功能协调、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鲁西南地区村镇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划分——以菏泽市为例

村镇聚落空间格局系统认知与分类研究是乡村地域国土空间有效治理和差异化管控的基础,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具有支撑作用,鲁西南地区相关研究时代和现实价值凸显。基于菏泽市2018年遥感影像解译数据,综合统计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多尺度多维度系统探测村镇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多维特征耦合划分村镇聚落类型。结论如下：① 菏泽市村镇聚落总体表现为点位密度较高、规模普遍偏小、形状普遍规整,国土空间集约整治潜力巨大。② 村镇聚落“三维”（点位、规模、形态）空间格局特征存在尺度差异性。市域尺度“三维”分布特征均存在一定空间异质性,但分异程度不明显;县域尺度“三维”特征空间分异规律多元复杂,表现出以乡镇为单元的局域多样性;乡镇尺度“三维”特征均趋向统一均衡,呈现单中心结构和“同质性”特征。③ 以乡镇为划分单元,基于“三维”特征耦合形成八种村镇聚落类型,并尝试分类提出空间优化和治理建议。     

收缩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及影响机制——以鹤岗市为例

收缩城市的经济社会问题逐渐凸显,住宅市场发展呈现出消极态势,房价变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论文以典型收缩城市——黑龙江省鹤岗市为例,基于住宅小区、夜间灯光、POI数据,利用Kriging插值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结合鹤岗市空间增长与收缩情况分析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 鹤岗市住宅价格呈圈层模式分布,核心—外围分异程度强。高水平住宅价格小区集聚在核心区内且分布规模小,中高值圈层扩散态势弱;外围工矿型辖区收缩情况相对严重,住宅价格水平低且波动小。② 城市发展状态与住宅价格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不同收缩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减少与老龄化、保障房建设规模等宏观因素差异影响着住宅价格总体空间分异格局。③ 城市内部区域的增长或收缩状态影响微观设施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心的区位优势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正向作用更强,高水平公共服务对核心区和城市北部收缩区域住宅价格的增长有明显积极效应,企业工厂的分布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负向影响更突出,各因素相互联系、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住宅价格空间分异。     

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格局演化规律与发展路径

乡村地域系统分类识别和演化过程研究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主题,对指导乡村振兴与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多维度的乡村发展指标矩阵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2001—2018年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类型、空间格局和演变规律,提出不同类型乡村发展的路径对策。研究表明：① 平原-山区分异塑造了京津冀地区乡村类型分异的基本格局——山区分布着生态优先型乡村,发展过程中其乡村类型并未改变;华北平原分布着农业限制型、平均型和综合型乡村,其乡村发展过程遵循“点-轴”系统的演化规律。② 高原山区的乡村综合发展度保持恒定,平原地区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较大。“以城带乡”发展模式是华北平原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城市规模和城乡距离是华北平原乡村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乡村发展路径和战略制定应当分类分区、因地制宜。大城市周边综合型乡村有能力探索更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多数生态优先型乡村在生态化发展过程中会经受转型阵痛,邯郸、石家庄等地的乡村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应重点关注冀东南、冀东北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衰败问题。     

半干旱区生态风险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深入探究半干旱区景观格局变化规律,明确其生态风险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对优化半干旱区景观格局、防范和治理生态风险、促进区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为例,基于200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通过景观格局指数构建生态风险模型,结合地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其景观格局变化及生态风险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1） 2000—2020年盐池县耕地和未利用地面积下降,其余地类均呈增加趋势,其中建设用地扩张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为6.90%。（2） 2000—2020年盐池县景观斑块数、斑块密度、景观形状指数和香浓多样性指数上升,最大斑块指数和蔓延度指数下降,表明景观格局呈破碎化、复杂化和分散化的发展态势。（3） 2000—2020年盐池县生态风险指数由0.1465下降至0.1312,其中高、较高和中等风险区面积占比分别下降5.25%、24.21%和5.44%,而低和较低风险区面积占比分别增加14.11%和20.79%,空间上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4） 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和人类活动的加剧,自然因素对生态风险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逐渐弱化,而社会经济因素作用不断增强。     

基于等级合理性和居业协同度的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路径研究

村镇体系是乡村要素集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载体,通过判断村镇体系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探索不同类型农区村镇体系的空间优化路径,对于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论文利用江苏省丰县356个村庄、14个镇的多源数据,从等级合理度与居业协同度2个维度构建村镇体系评价体系,探析了村镇人口、农业、非农业要素集聚能力、空间极化特征与居业协同格局,然后基于村庄类型的划分,进一步识别了乡村振兴的空间类型,最后提出了不同空间类型的乡村振兴路径与具体对策。主要研究结论为:① 丰县村镇体系呈现出结构相对稳定、空间极化程度不高、局部地区居业相对失衡、乡村振兴内在动力不足等主要特征;② 结合要素集聚与居业协同特征,将村庄划分为人口—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人口—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I)、人口—非农业要素相对滞后的低水平居业均衡型(III)、要素相对耦合的高水平居业协同型(IV)、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I)6种类型;③ 基于村庄类型识别结果,进一步甄别了丰县未来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区、外围区、潜力区,构建了分区分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思路与具体路径。     

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类型识别及振兴路径研究——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中国丘陵山区农村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丘陵山区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聚集区,开展丘陵山区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对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以村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刻画了于都县农村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识别了丘陵山区驱动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揭示了农村贫困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特征,且聚集效应随减贫力度加大有所减弱;② 坡度、行政村到县城中心的可达度、路网密度和公共服务点数量是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子,且随时间推移,资源禀赋不足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区位条件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③ 不同时期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农村贫困化有其自然和人文根源,科学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以深化贫困发生机制理论认知为基础,协同推进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的减轻,从而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     

西南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关系——以贵州省望谟县为例

以2020年脱贫摘帽的贵州省望谟县161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分析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水平空间分布格局,运用耦合协调评判模型,探究二者耦合协调关系及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县域乡村振兴潜力水平整体偏低,空间分布存在较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受县城经济辐射越强、环境资源及交通区位条件越好的村庄,乡村振兴潜力越高;(2)劳动力资源水平因自然禀赋较差以及劳动力大量外出转移就业而相对较低,表现出南部高、北部低的分布特点;(3)县域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以中度耦合为主,呈现基本协调的态势,耦合协调度较高的行政村主要分布在县域南部产业经济发展较好及区位交通较便捷的地区;(4)县域乡村振兴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协调关系包括劳动力资源滞后型、乡村振兴滞后型和同步型,其中以同步型为主,该类型将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难点区域。     

乡村地域多体系统识别方法及应用研究

乡村与城市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针对我国目前城乡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着眼于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和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亟需构建乡村多体系统的识别方法体系,加快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多级目标体系建设。本文依托城乡融合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尝试构建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的识别方法体系。其中,城乡融合系统指标体系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发展、基础设施4个方面,乡村地域系统指标体系涵盖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5个子系统。进一步通过均方差决策法、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耦合协调模型等研究方法,识别出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和居业协同体。以宁夏盐池县为案例区,实证研究表明,分析结果基本能反映不同乡镇、行政村的发展特征和定位。区别于以往研究侧重城镇体系等级结构,本研究提供了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等级差异的识别方法,对县域乡村振兴规划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中国乡村振兴规划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事关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及实施成效。《全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以来,如何建立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基本特点与规律的乡村振兴规划基础理论,研制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与方案,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及政府决策的重要课题和重点任务。基于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构建了乡村振兴规划理论模式,提出了“三主三分”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三主三分”的基本原理是依据特定区域乡村地域系统结构与格局,进行地域系统主体功能分区、主导类型分类、主要用途分级,确立乡村振兴规划空间体系及其优化调整方案。该体系运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制定了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产业支撑、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规划原则,提出应重点发展乡村专业合作组织和村镇混合制经济,加快建设以滩羊、黄花、小杂粮产业化为特色、生态文化旅游智慧化为亮点的优势产业体系;在空间上突出中心城镇地位,形成以县城和3个重点镇为中心、“三产”融合发展的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本研究是对创建中国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的有益尝试,可为全国县级乡村振兴规划与乡村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黄土丘陵区乡村国土空间安全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临洮县为例

乡村国土空间安全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更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黄土丘陵区为研究区,基于遥感数据和统计数据等数据,定量评价了临洮县18个乡镇323个行政村的国土空间安全,并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了影响乡村国土空间安全的因素。结果表明：（1）临洮县乡村国土空间安全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表现为：生活空间安全水平>生产空间安全水平>生态空间安全水平。安全水平较高的乡村（69.73%）主要分布在洮河川区灌溉农业区,而低等安全水平的乡村（30.27%）主要分布在县域北部与东部丘陵山地的旱作农业区。（2）临洮县乡村国土空间安全空间分布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分布以高-高（18.52%）、低-高（0.62%）、低-低（9.26%）这3种类型为主,且集聚分布特征明显。（3）地形地势、人口规模、政府投入及区位联系对临洮县的乡村国土空间安全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不同乡镇其影响程度有显著差异。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② 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③ 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④ 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中国山区面积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促进山区可持续发展,是事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山区乡村聚落作为山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核心空间单元,是中国乡村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和热点。论文基于文献回溯和归纳总结的方法,在对中国山区发展概况、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明晰了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概念内涵、重构思路和方法,总结了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典型模式与调控策略;认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存在着主体多重、目标多元、模式多样等典型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空间优化重组过程。新时代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应加强以下5个方面的研究：① 山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作用机理与模式;② 土地利用转型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作用机制;③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影响;④ 新兴业态发展与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交互作用关系;⑤ 大数据时代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方法革新。通过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驱动因素与作用机理、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实证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理论,以期促进中国山区可持续发展和助推现代化实现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