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离与出口贸易地理方向变化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

文化通过改变交易成本和消费者选择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流量,并进而影响其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以Hofstede文化四维度理论为基础,利用中国向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通过回归模型测算了文化距离与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文化距离与中国出口贸易地理方向变化呈现负相关关系。该结论为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制定贸易国别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重视美、日、欧三大传统市场的基础上,也应当重视对拉美等潜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市场的开发,从而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市场格局更加合理完善。     

市场分割与中国城市出口差异

出口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城市出口活动强度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群表现最为优异。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采取的市场分割政策对中国城市出口差异有显著影响。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在企业微观层面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① 短期内,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加剧导致企业因国内市场受限而替代性地进入国际市场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从而通过增加出口企业数量提升城市出口表现;长期来看,市场分割限制了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和专业化分工能力,降低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损害城市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机制还受到企业所有制及地理区位的影响。② 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扭曲程度依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顺序递增。③ 在中国中部地区,改善省际交通条件有助于缓解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扭曲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明显。     

中国外贸货物出口的地理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货物出口距离和GTWR模型

研究基于出口距离的基本定义及衍生的出口偏移指数（IMEO),探讨了2005—2016年中国317个市域单元的货物出口格局演化。同时,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互联网宽带用户数表征财政投入、工业水平、通信技术,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分析了其对于地区货物出口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 2005—2016年IMEO呈现正余弦叠加振荡,外贸货物出口格局的演化态势为：重心西移→重心东移→重心西移→重心东移,表明西部地区的货物出口贸易受经济转型和国际环境的冲击更大;② 在对外贸货物出口的整体影响上,财政投入>工业水平>通信技术。政府财政投入对货物出口贸易的影响已经式微,通信技术发展对西部外贸货物出口的促进作用较东南部更为显著。研究认为未来东部应当加大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对贸易风险的管控。西部则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工业生产能力。     

南亚地缘环境的空间格局与分异规律研究

地缘环境研究是中国地理学界复兴政治地理学的第二次尝试,也是政治地理学从单一要素向多要素、综合化发展的体现。基于对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地缘环境"国际研讨会和对早期地缘环境研究归纳的基础,将地缘环境界定为由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3部分组成,其中,地理环境由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构成,地缘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军事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地缘结构则包含政治军事结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采用AHP决策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南亚地缘环境进行定量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南亚在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上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并最终导致南亚在地缘环境上可以划分为4类,即印度为一类,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为一类,不丹和尼泊尔为一类,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为一类。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的原因大致有3个,即"地理决定论"、相互依赖论和制度论。     

市场间邻近性与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地理集聚

对外贸易是塑造广东省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力量,深入地探讨出口贸易与广东省企业集聚的内在联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出口市场与本地市场之间的多维邻近性角度,为广东省的企业集聚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与政策参考价值。本文认为,企业的出口市场与本地邻近性越低,企业自身越难以远距离地直接获取关于目的市场的出口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实现出口的成功扩张,其在空间上倾向于集聚分布,以在本地获取相关知识的溢出。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本文对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外部出口市场格局以及内部空间集聚格局进行了描述,并实证测度了企业的出口市场与广东省在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和制度五个维度上的邻近性与企业地理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别地,本文运用DO方法对企业集聚水平进行定量测度,还原了企业集聚的原始微观形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对于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的不足。描述性分析表明,一方面,广东省企业的出口市场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扩张一定程度上遵循“邻近性”原则;另一方面,广东省的企业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实证结果表明,当出口至与本地在经济、政治和制度三个维度上邻近性较低的市场时,企业在本地更加集聚。市场间地理和文化邻近性对企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同时,该影响效应在出口市场为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具有差异。     

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扩张

中国是世界纺织业出口贸易大国,检视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的二元边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0—2016年省份-目的国尺度的纺织业出口贸易数据,使用Probit模型分析订单出口和信息溢出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时空演化特征的影响,并探讨二者在促进我国纺织业出口增长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实证结果显示,在出口地维度,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会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产生显著影响,而在目的国维度,信息溢出对我国纺织业出口二元边际演化的作用并不显著,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增长实际由订单主导,且订单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作用强度存在异质性,订单出口在我国向中高收入国家的纺织业出口中起主导作用,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则有限。进一步地,基于不同类型纺织品差异化的贸易地理格局,影响不同纺织品目的国扩张的因素亦不同。     

中国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为例

文化贸易作为人与地多方面、宽视角、深层次结合,是人地关系综合体,地理学视角对其影响因素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中国核心文化产品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贸易额、主要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对中国文化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文化出口贸易受到贸易规模、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国土面积、市场规模等因素影响;贸易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是中国文化贸易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     

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出口贸易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西北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共享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带来了重大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考察内陆省份对外贸易的地理空间转向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法、RCA指数，分析了甘肃省出口贸易产业的时空格局演变，并通过构建拓展引力模型，对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21世纪以来，甘肃省对外出口的贸易规模和份额发生了较大的空间转向，主要在“一路”和“一带”东、西两个方向呈现波动转移，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态势日趋显现；（2）金融危机前后两阶段各产业RCA指数走势分化明显，初级产品和资源性制成品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份额有所增加，但仍处于比较劣势地位；（3）模型实证检验得出双边经济规模、华人数量对于贸易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和人口数量呈负向作用关系。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地缘政治问题是人文地理学新兴的研究热点。但是，已有研究多基于地理环境要素分析国家的地缘环境或定性讨论地缘战略，很少从双边联系角度定量刻画国家间的地缘关系；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准则理论，运用1971至2017年联合国投票数据和S分值等方法，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历史阶段、友好程度和集团归属三个方面定量分析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友好程度及其地理分布，并针对中美贸易战的背景指出了中国当前的“朋友”和“敌人”。本文进一步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非政治双边关系及其发展水平对中国地缘政治准则的影响，论证了地理距离、经济、技术等因素对地缘关系的影响。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加强政治地理学的量化分析有启发作用，也能够为中国更好地处理国际关系和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提供参考。     

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木质林产品方面存在较大的互补性和广泛的合作空间,据此基于2001—2019年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47个主要出口对象国家的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其出口贸易效率、贸易潜力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47个国家木质林产品的出口贸易效率整体水平一般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性,但未来出口贸易潜力与提升空间巨大;未来贸易效率提升的关键在于双边经济规模的发展和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改善,以及加快中国木质林产品转型升级。从提升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积极推动国内林产工业的转型、加大政府对木质林产品出口的扶持力度等3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GDELT数据库的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演变

基于GDELT将地缘关系分解为冲突与合作两方面,探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的演变特征、驱动因素和规律。首先采用有序聚类将1979—2019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划分时间阶段,其次利用社会网络和社区探索分析法探究12国的结构关系,最后运用香农熵均衡度计算分析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发现：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呈现出阶段性且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经历三个演变阶段,各阶段各国的合作与冲突大体呈相似趋势变动,冲突比合作变动更为剧烈,中国的合作和冲突随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而增多;地理空间集中且相邻的国家更易组成同一社区,12国的网络关系整体以合作为主,地缘合作联系由同一社区内各国间演变为各个社区间更紧密,中国逐渐成为网络核心,合作范围有所扩大,而冲突集中在与中国有南海争端的个别国家;各阶段突出的双边关系及其驱动因素各异,但中越关系和南海问题是主要矛盾,经济利益是推动地缘关系演进的助推剂;短期内南海问题仍会引发局部冲突,但长期来看合作共赢趋势更明显,以中国为核心的合作范围将涵盖东南亚11国。     

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不仅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导致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对外出口大幅度下降。因而,定量研究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变的作用,对理解金融危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投入产出表方法,计算了中国各省市区对欧、美、日的商品出口对各自产业增加值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对欧、美、日出口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沿海地区。     

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分析

贸易关系可用来刻画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本文通过构建源—汇互动矩阵分析框架，借助商品贸易数据，从出口与进口两个断面，选取偏好率、市场占有率和集中度3个指标分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时序变化。结果表明：①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偏好率整体上升，且高于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偏好率；②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市场占有率远高于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市场占有率；③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偏好率高于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偏好率，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偏好率主要集中在周边发达国家以及部分东盟国家；④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市场占有率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且高于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市场占有率；⑤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展经济体以及东盟中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差异和演化规律，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提升“周边是首要”的地缘边际效应。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关系分析

中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一直牵动着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研究其贸易关系对推进双边关系、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态势，探讨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及敏感行业，评估中印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期为中印关系演变提供有利支撑。研究发现：（1）2001—2017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印度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提升较慢；（2）东部沿海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弱；（3）中、印双方均未能识别出明显的敏感行业，中国从印度进口主要商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商品逐渐转为技术密集型商品；（4）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业的出口拉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而非金属矿物制品、矿物的出口拉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5）出口印度对东部沿海贸易大省的经济拉动比较明显，对于印度毗邻的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拉动也相对较大。     

文化的力量：贸易伙伴文化多样性会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增长吗？

文化多样性是国家普遍存在的重要属性,且这一属性有可能会对国家的供需市场产生影响并进一步作用于进出口贸易。采用1998—2017年中国对156个贸易伙伴的货物出口贸易与文化多样性数据,探究贸易伙伴内生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贸易伙伴文化多样性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②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变换关键解释变量、不同时间窗口的分样本检验等方法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基准回归结论依然存在;③在机制检验中发现,贸易伙伴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贸易伙伴政治制度效率的中介作用进行响应,具体而言,贸易伙伴宗教信仰多样性、民族多样性以及语言多样性通过政治制度效率对中国出口贸易发挥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2.14%、11.03%以及19.11%。据此,中国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中要重视文化的力量,加快推进与各国的文明交流互鉴,同时,也要加强贸易双边的制度合作,并强化国际经济合作的风险意识。     

中国城市出口产品演化

区域产业不断演化与升级推动区域的持续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内生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的作用,却忽视了外生因素以及制度因素等所带来的路径突破和创造的机会。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研究中国城市出口产品的演化路径。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城市出口产品演化发展受到原有产品结构的影响,表现为路径依赖。然而,这种路径依赖发展模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出口产品演化受到产品关联的影响最大,更多的是扩展与本地具有技术关联的产品;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对技术关联的依赖相对较弱。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外联系、技术关联集聚经济和制度环境均有利于削弱对城市现有产品结构的依赖,有助于创造新路径。     

中国东北地区地缘关系演化过程及区域效应

梳理相关文献,深入分析探讨20世纪以来东北地区地缘关系的演化过程,刻画地缘关系变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10~40年代,东北地区地缘关系呈现“半畸形”开放的状态,整个地区长期处于军阀战乱与日本侵略阶段;这一时期,东北地区迎来移民高峰,农业经济、民族工业快速发展,但同时境内日本经济肆意扩张,大量资源与财富被掠夺。新中国成立以来,地缘关系由50、60年代的依赖型转向80年代以后的多元和平发展;受其及政策等其他因素影响,地区内工业由蓬勃发展到缓慢波动前行。如今,东北地区地缘政治关系仍十分复杂,但地缘经济合作前景开阔;未来应大力推动东北亚国家及次区域间安全与经济合作,同时提高东北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及对外开放水平。     

地方嵌入对在华外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

外资企业通过直接出口和间接溢出效应对中国出口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外资企业知识溢出研究其对本地出口和创新等方面的促进作用,较少关注外资企业自身的贸易活动。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在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搭建本地、目的国（地区）和本地?目的国（地区）联系三维度框架,重点关注外资企业地方嵌入对其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华外资企业地方嵌入对其出口市场多元化有促进作用。但由于外资企业贸易的特殊性,地方嵌入对其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不同。具体来说,地方嵌入对外资企业出口比较优势获取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目的国（地区）拓展的促进作用仅局限在一般贸易,且主要发挥作用的是外资企业与当地的知识耦合。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时空变化

基于CEPII BACI数据库提供的1995~2015年HS-92-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利用H-K三元边际框架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各类产品的种类扩张主要发生于1995~2001年与2001~2008年两个时段;② 在后金融危机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模式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为主,价格扩张为辅,而出口产品的种类扩张则不明显;③ 区域性视角下的数量扩张更显著,而国别性视角下的种类扩张与价格扩张更显著; ④ 动态演进上,无论从区域视角还是从国别视角来看,不同产品部门的边际特征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出口价格边际极化现象较为显著。总体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在国别层面与区域层面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不同种类产品具有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同一种类产品在不同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此外,我们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出口的广度增长效应正逐渐被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效应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