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来中国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与景区群形成

2001年中国实行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制度以来,旅游景区数量快速增长。以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年四个时间截面的中国A级旅游景区数据为基础,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呈现空间分布扩散,区域分异加剧;集聚范围扩张,集聚现象愈加明显;集聚程度增强,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集聚程度最高;高A级景区与全国A级景区的集聚态势基本吻合。旅游景区集聚地区呈现旅游资源依赖、供需双重驱动和核心-边缘结构等特征,据此尝试提出“景区群”概念,以期为中国旅游业生产力布局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东北地区2009年、2012年和2015年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相关分析等数理和空间分析方法,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类型、均衡度和密度等方面对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 2009年、2012年、2015年3个时段,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集聚状态,且集聚程度具有先强后弱的演变特征;② 省会城市和主要交通节点城市附近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较大;③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三省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增强区域扩散较快,但蒙东地区变化较慢;④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影响很大,其中地形地貌、水文是影响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内生因素,而社会经济水平、交通等是重要的外推动力,对A级旅游景区分布影响比较显著。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城乡空间分异特征

基于长三角地区1663个3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长三角旅游吸引的城乡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显著,表现出“整体分散,核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单核、多中心、层级化”的格局特征显著,集聚形态上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② 城区吸引物集聚程度高于乡村地区,省域间城乡吸引物分布各有侧重,根据景区丰度指数可将长三角41市划分为“城乡双高型”“城区集聚型”“乡村集聚型”和“城乡双低型”4类旅游地;③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城乡分异特征主要是由自然、经济、社会三大因素互相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城乡吸引物的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数字足迹的河南省A级景区旅游流网络特征研究

以携程旅行网站上发布的关于河南省景区旅行游记作为数据来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分析河南省A级景区空间网络特征。结果表明:河南省A级景区旅游流网络中4A级及以上资源禀赋较高的景区与其他景区联系频繁,客流量最多的景区主要分布在洛阳、郑州、开封和焦作;龙门石窟、嵩山少林寺、白马寺、香严寺、云台山-神农山-青天河景区、万仙山风景区6个景区的节点中心性和结构洞分析排名靠前,资源优势显著,旅游吸引力较强,竞争优势明显,位于网络的核心地位;河南省A级景区网络整体规模大但密度低,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核心节点对边缘节点的带动作用不强,凝聚子群在郑、汴、洛地区呈现集聚发展趋势,整体网络具有一定的流通性和集聚性,呈现小世界网络特征。     

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特征演变及优化研究

结合Arc GIS软件,运用基尼系数、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从均衡性、集聚性、空间相关性等角度出发,对2007年、2012年、2017年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特征演变进行分析,并根据影响因素提出了河南省旅游景区优化策略,缓解区域发展失衡现象,推动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结论如下:河南省旅游景区空间特征整体呈现高度均衡加强趋势,但局部呈现空间集聚加强趋势,呈现冷热点区分布特征;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受经济因素和交通因素影响,呈现点状、带状、面状分布特征;通过提高旅游景区"质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点-轴-区"旅游空间结构等策略,可以优化河南省旅游景区空间分布。     

广东省旅游产业广域空间集聚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选择旅游产业在广域空间的集聚现象进行研究,针对已有研究在地理学方法使用上的不足,以A级景区、旅行社、星级酒店作为旅游产业的核心组成,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对旅游产业在案例区域的集聚分布程度、集聚分布特征及集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揭示,研究发现:案例空间总体呈现明显的旅游产业集聚;A级景区、旅行社和星级酒店的集聚形态呈现不同演化特征,表现出点状、组团状等不同集聚分布特征;城市自身基础和区位条件影响着旅游核心企业的布局和选址;区位综合价值对集聚分布有主要影响。     

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探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对促进区域旅游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云南省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趋势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异趋势及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景区在空间上呈典型的集聚型分布,其集聚程度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增强;(2)景区分布密度总体提升,空间分布特征最终呈现"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空间组织形态表现出沿区域行政中心及交通干线的趋向性,景区分布的方向性差异较为明显;(3)景区在东西方向的分异趋势显著,南北方向的空间异质性相对不明显,其增速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滇中、滇南及滇东地区的市州为A级旅游景区发展优势区;(4)景区空间组织结构变化受自然要素、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和政策调控的综合驱动,旅游资源属性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别景区在自然要素影响下表现出相异的分布特征,不同等级景区受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及政策调控的作用强度有所不同。本研究可为优化云南省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促进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提升旅游景区发展的品牌效应提供参考。     

苏南、浙北地区民宿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选取社会经济、配套产业发达且相近的苏南、浙北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基于百度地图API中的地点检索服务获取民宿点地理信息,结合空间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探究两地民宿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两大地区民宿均呈显著集聚状态,分布在地势低平且水系发达区域,依托高禀赋旅游资源和交通干线集聚。2）在两地区别上,苏南民宿表现出集聚程度上的市域差异,浙北则分布相对均衡且集聚范围较广;空间集聚态势差异性显著,前者呈“四核集聚,次级中心团状布局”,后者表现出“西东中梯度格局”。3）消费能力、客源市场与通达程度是影响两地民宿分布的重要共性因子,两两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对民宿空间异质性的解释力。4）浙北民宿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弱,水系环境与景区依赖是两大地区间的区别因子。     

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基于中国3 228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据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具有典型的“类型极化、区域分化、板块集聚”的分布特征,胡焕庸线两侧景区密度悬殊;中东部地区为凝聚-随机分布,西部地区为凝聚分布,不同区域发育主题和特色不同;5A级景区集聚在经济发达地区,4A级景区沿黄河、长江集中分布,3A级景区多处于东部滨海沿线;历史知名度、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经济规模、交通区位条件、审批标准、效仿发展等因素影响较大,循环累积效应显著。据此提出“区域平衡、跨区协调、分类优化”的发展建议。     

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

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处在不断演化和发展中,具有等级性、层次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武汉市2002年和2011年的国家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Moran’s I指数和集聚维数,结合GeoDa、ArcGIS空间分析工具,从不同角度系统分析了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并分析了其经济社会环境、旅游发展政策、交通发展状况以及旅游者行为等因素在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武汉市旅游景区“双组团”的空间分布密度不断增强;2）旅游景区“中密周疏”的空间分布格局有所减弱;3）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在不同地域单元呈现负空间自相关性特征;4）旅游景区空间结构逐渐由简单向复杂演化,不断趋于完善,但空间结构具有不稳定性。     

旅游发展背景下民居客栈的空间生产——以大理双廊为例

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民居客栈成为一个特殊的时空建构,建筑风格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当地的传统元素逐渐弱化。以大理双廊的民居客栈为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3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民居客栈的空间实践包括原态式、改进式、创新式建筑3种。本地村民是早期的空间支配者和使用者,随着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其对空间生产的影响力逐渐降低;外来经营者作为主要的空间生产者和使用者,强化了民居客栈与当地建筑的差异性;而政府的介入相对较晚,在后期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控制权;游客则通过市场选择等方式间接影响着空间的生产。旅游发展下空间生产和塑造的背后代表着资本和文化的互动以及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苟各庄村为例,研究了旅游乡村聚落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过25年发展,苟各庄村在旅游驱动下发生了剧烈社会重构和“空间极化”,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具体表现为：村落社会物质空间中,家庭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业的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在居住模式上,传统封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房;在人口结构上,大量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外来务工者和投资者的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极化”特征;人均收入差距加大,促进了村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其中,旅游业产业快速增长和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其主要外部动力,而村落“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村落社会“空间极化”的核心动力。与社会空间重构相适应,建设新型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模式,规范产业发展组织方式,重塑社区文化,对于保持旅游村落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 Bridg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1990s, China stepped into the stage of rapid urbanization with a flourishing economy and new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urplus labor from rural areas flooded into cities and became the main force of urban development. However some severe threats to human survival emerged from urbanization, such as over- extensive urban development, excessive resource consumption, ecological degradation, food security and safety risks and social crises. It has become an imperative to balanc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o achieve greater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 This paper firstly tried to focus on public dietary change,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s well as cultural tourism in urban and peri-urba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Then, it established a development model, balanced the urbanization and urban-supported agriculture. This paper proposed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s an entry point for bal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reas and rural area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can inherit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keep the green and organic agriculture cultivation systems, exploit the distinct landscape tourism, and the like for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can take full advantage of abundant funds, firm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from the nearby urban complex for regurgitation-feeding of rural enterprises. With the help of these strategies, we can achieve the harmony of “Ecological Urban” and “Garden Countryside”.     

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及发展路径

归纳案例地为摆脱贫困适应时代需要的具体实践过程，从“三个转向”（产业转向、管理转向、空间转向）解析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总结旅游业驱动乡村振兴的一般机制及路径，为理解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提供新视角。研究发现：① 发展旅游业是旅游资源富足的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主渠道和中坚力量；② 武陵源区主导产业由林业转向旅游业这一过程，为实现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动力基础；景区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景区游，城区住”的格局加速了武陵源区乡村振兴的步伐；③ 武陵源区在长期发展实践中形成了“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小镇发育壮大→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之实践模式；④ 加快推进旅游业态创新，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加强乡风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是资源富足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

基于中国31个省域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构建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考察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31个省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空间集聚明显且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2）无论是非空面板模型还是空间面板模型都表明入境旅游集聚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空面板模型由于忽略空间溢出效应而高估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3） 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行为、经济开放程度、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等要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向效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在入境旅游集聚的影响下,传统要素展现了不同程度的数值变化与作用方向偏移。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研究——以苏州东山镇为例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文化日益受到冲击,并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已是客观不争的事实。紧跟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和文旅融合发展趋势,综合运用质性研究和空间计量方法,以苏州东山镇为例,探索了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结果表明：①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量表包含23个题项、5个维度,即“自然景观文化胁迫”“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生产生活文化胁迫”“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精神仪式文化胁迫”;②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多呈沿街、邻水分布,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总体上呈显著集聚,其中生产生活文化最易受到旅游开发胁迫而表现出空间受胁症状;③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具有多集核分级分布的核心-外围分布模式,且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高其空间集聚程度显著提升,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特征差异较大,其中聚落景观文化胁迫具有“大聚集、小分散”的空间特征,且与总体最为类似;④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个体和整体两个层面,个体层面的社会属性和观念认知差异,以及整体层面的基础条件、社会发展和政策宣传共同作用着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产生和发展。     

海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及驱动力分析——以琼海市为例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快速的城镇化导致城镇人口剧增、基础服务设施滞后、城乡差距拉大等系列问题,新型城镇化战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为建设可持续城市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美好蓝图。以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等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海南省琼海市城镇化建设过程及成效,并以潭门镇、博鳌镇和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为案例,提炼出3种不同类型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并分析其特征及驱动力,为海南省其他类似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     

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研究

在实地调查苏州周庄古镇和云南丽江古城主要街道沿街铺面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丽江古城的商业状况,以及丽江古城与周庄的商业状况,运用城市地租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对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进行动态的分析,结论是在缺乏外来预见性的干预下,旅游商业化出现在历史城镇中不可避免。通过同里的案例,表明在历史城镇的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的干预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制旅游商业化。     

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以上海、南京为例

乡村旅游的发展必然会对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产生影响.以2006年9-11月在上海、南京两城市所作的700份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利用SPSS和Excel软件,定量分析了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可分为中立者(37.3%)、理性支持者(37.8%)和矛盾支持者(24.9%)3类,支持者多于中立者;人口学特征不同,其感知存在一定差异.     

基于空间互动模型的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中心性分析

基于传统“引力模型”,引入通勤时间、旅游潜力等指标,构建了“旅游空间互动模型”,并以兰州市47个乡村旅游发展重点村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剖析了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中心性特征,发现：① 兰州市各村庄的度中心值均高于中介中心,中介中心值均高于向量中心,且主城区周边村庄的中心性普遍高于西北部永登县、东南部榆中县及其他县区所辖村庄的中心性;② 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发育不成熟,空间结构呈现局部紧凑、整体稀疏且发展不均衡的特点;③ 当前兰州市乡村旅游发展以第二层级村庄为主,急需培育第一层级村庄以完善旅游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最后,提出优化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结构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