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商品贸易发展及影响力对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美两国之间激烈的贸易竞争不仅集中在双边贸易领域,而且延伸为全球市场范围内的博弈。尤其在中国周边地区,厘清两国贸易影响力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对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1996—2017年国家间商品贸易数据,利用时间约束聚类识别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发展的阶段,构建贸易网络对比各阶段中美两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贸易发展及影响力变化。研究发现:①1996—2017年间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呈三阶段跳跃式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②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的总体规模和覆盖程度均超越美国,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收支中普遍存在日益扩大的顺差,而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始终保持着稳定大量的贸易逆差。③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贸易影响力实现了对美国的赶超,中国的出口影响力优势突出,而美国仍旧拥有不俗的进口影响力。④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呈阶段式跳跃发展,而美国与日本始终保持着稳定的贸易联系。中国同日本在机电产品上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达,但处于产业分工下游的相对不利地位,美国是日本的机电制成品和运输设备等高端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研究结果对于中国维护周边地区经贸合作的稳定与发展和应对美国的冲击有所启示。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清晰刻画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变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7年高科技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3个方面探讨了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产品结构上,以电信设备为主的电子通讯产品主导全球高科技贸易发展,但在国家尺度上,化学产品和武器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产品或出口优势产品;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持续扩张,联系紧密,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并发育出稳定的“核心—边缘”式的等级层次结构;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格局呈现出由欧洲—北美主导向由东亚主导转变,贸易最大国也由美国转变为中国,网络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双拱”格局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多拱”格局转变,但美国依然在多种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④ 影响因素上,贸易规模、经济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皆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地理距离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     

基于SNA的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及机理研究

基于ITC公布的2001、2007、2013年和2018年贸易数据,构建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总量增幅较大但增速放缓,贸易地区高度集中且贸易重心向发展中经济体偏移,但未出现明显“多极化”趋势;网络成员间联系渐趋紧密,中心性位居前列的成员基本稳定但整体地位下降;子群内部成员变动较大,尚未出现明显的派系林立现象;网络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核心区与半边缘区内发达经济体地位下降,东亚与东南亚部分经济体的地位上升;中国大陆在网络中已占据重要位置,但中心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尚未形成稳定的“朋友圈”。（2）经济规模差异、技术差异、文化差异、劳动力数量差异、陆地接壤对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具有较大程度的正向影响,地理距离与物流绩效差异显示较小程度的显著负向影响,需求差异近年来具有较小程度的显著正向影响,制度差异未产生明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要素禀赋理论与技术差距理论对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特征有较好的解释力,需求相似理论的解释力比较有限,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兼具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贸易特性。     

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全球军事科技实力的变化将重构世界格局从而影响世界局势的走向,准确把握世界地缘军事科技格局演变对深刻认识和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IPRI武器贸易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从产品结构、网络格局和影响机制3个方面研究了全球军事科技贸易时空格局演化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全球军事科技贸易规模呈波动上升趋势,贸易产品结构以军用飞机为主导,海军舰艇与装备、导弹和装甲车为组成的一极三核特征,军用飞机是大部分国家或地区主要出口产品或进口依赖产品;(2)全球军事科技出口格局呈美国、俄罗斯和西欧的三极分布特征,亚洲国家影响力显著提升,地缘军事格局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特征明显,进口国和地区集中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南欧—北非一带,空间分布格局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位置相吻合;(3)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呈一超多强特征,欧亚大陆始终是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的主要舞台,亚洲国家成为重塑贸易格局的重要力量。(4)以美国和俄罗斯为核心的军贸竞争格局凸显,美国最大流网络的扁平化趋势揭示着美国主导能力的提升和西欧次主导国家的衰退;(5)军事科技贸易网络演化是进出口国家（地区）的属性与邻近性...     

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地区的贸易格局分析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区域,俄罗斯及中亚地区与中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对中国内陆开放及地缘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利用贸易强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出口集中指数等,对1992-2012年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地区的贸易发展历程及空间格局、进出口产品格局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双方贸易强度不断提升,且贸易互补性增强,同时俄罗斯及中亚出口产品种类明显增加。当前双方贸易格局呈现以下特点:俄罗斯及中亚形成了以资源类初级产品为绝对主导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国则以机械设备及纺织服装等为主;中国对其出口贸易格局是边境贸易与地区产业专业化格局叠加的结果,进口贸易格局则受边境贸易及能源需求格局的影响。     

“一带一路”绿色贸易合作与竞争格局研究

绿色贸易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选取UN Comtrade 2005—2017年中国与沿线64国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54类环境产品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定量研究环境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状况,分析之前格局,基于现有格局,完善未来布局,进而提高域内绿色贸易整体水平。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和进出口之间比较不平衡;进口产品结构相对集中,出口产品结构相对均衡;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特征,以合作格局为主,竞争格局为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贸易增长从主要源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建议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错位合作,主要进行技术研发合作,重点布局新兴绿色产业;在其他地区开展整体合作,主要进行产业规划转移,分层次、分国家、分时段布局传统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生产网络;加快出台“一带一路”环境产品名录,提高绿色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2000—2011年产品空间网络视角下中国出口演化及其机制

经济全球化下,研究中国出口演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西方演化经济学界“产品空间网络”理论的提出,为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了科学复杂网络方法的新视角。国内学界基于该理论在全球尺度下研究中国产业演化的研究甚为匮乏。文章利用2000—2011年全球海关贸易数据库,以R软件可视化全球动态产品空间,构建了“核心区位度”新指标来科学测度国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位置,探讨国家在产品空间网络中“核心-外围”位置对本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产品网络空间的位置存在差别,国家的经济表现越好,国家越倾向于在产品空间网络处于核心位置。中国已改变传统上的专业化生产两极分化出口贸易模式,形成相对均衡化的贸易格局,出口优势产品开始从产品空间网络的外围轻工业集群,走向核心地带的机械设备集群及化工综合集群,成为全球网络核心区位度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通过回归模型得出,影响中国在产业空间网络中核心位置演化的主要因素是教育质量与研发投资等因素,而外商投资并未对中国走向网络核心位置存在显著影响。     

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演化特征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全球各产业贸易逐渐呈网络模式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电子信息产业对促进社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WTO统计数据库1993年~2012年的电子信息产业贸易数据,通过贸易区位熵测算国家间贸易集聚程度,从而刻画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及其演化特征,在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机理。研究认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经历了由"单极化"向"多极化"的演变历程,子产业贸易网络遵循"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发展模式,呈现"出口集聚、进口分散"的特点。处于产业链低端、中端和高端的产品贸易网络存在较大差异,低端产品基本实现了向发展中国家的全面转移,而高端产业目前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处于演化初期。研究表明,影响贸易网络演化的因素分为政策环境、经济水平、生产要素市场、生产技术水平等方面,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电子信息贸易网络形成,区域经济集团化带动贸易活动向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集中,廉价生产要素为发展中国家贸易网络发展提供优势,高生产水平国家保留价值链高端产业贸易网络。此外,政策要素同样为重要影响因素,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政策对自身贸易网络扩张有引导性作用。     

国内产业转移背景下重庆对外贸易的地理格局

在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背景下,重庆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并取得突破,对外贸易的地理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本文搜集整理2008～2012年海关统计数据,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9.3）对重庆市对外贸易伙伴的空间分布格局、商品构成状况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2008年以来重庆进出口商品总量增长迅速,出口集中度逐年提高,而进口集中度逐年降低;②进口贸易伙伴集中分布于亚洲、欧洲和北美洲。贸易伙伴的分布重心向东南亚倾斜。进口商品集中于电子信息产品及机械设备;③出口贸易伙伴分布更加集中于北美洲与欧洲。出口商品以计算机与通信产品、机械设备为主。其中,计算机类电子信息产品已经超过传统汽车、摩托车等产品而位居首位。最后对重庆市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展望。     

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贸易成本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地扩展和加深,生产分工进入产品内分工阶段,中间产品贸易所占比重逐渐增加。中间产品贸易是产品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论文选取了纺织业、运输业和电子产业分别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传统全球分工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代表,研究其贸易网络结构的特征与演化趋势。并以中国为中心的中间产品贸易网络为例,探究了影响贸易网络变化的因素。研究表明：① 3种产业的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有明显差异,电子产业网络联系紧密,而运输业和纺织业的结构则相对松散。② 1998—2017年,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明显提升。③ 从影响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的因素来看：地理距离对中间产品出口偏好的影响显著,但是仅纺织业体现出了地理距离衰减效应,在电子和运输业中,地理距离越大,贸易偏好反而越高;沟通成本显著影响中国对目的地国家的出口偏好,中国文化在目的地国家推广能够提高贸易偏好;目的国制度质量对贸易偏好的影响显著,国家的话语权和可靠性能够提高中国对目的地国家的中间产品出口偏好,但同时,规制的质量越高,中国对其出口偏好则更低。④ 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在3种产业中均体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调整与中国香港贸易地理结构演变

以1997年中国香港回归为时间节点,从总贸易和高技术产品贸易两个维度,区分短期和长期效应,研究美国加强出口管制对中国香港贸易地理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管制政策在短期抑制了中国香港从美国的进口贸易增长,阻碍了香港对内地的高技术输出贸易;在长期致使中国香港对美国高新技术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对其他未对港设限国家的技术依赖明显增强。中国香港的进出口贸易地理集中度明显增强。美国在中国香港的贸易地理地位呈现大幅下滑。内地在香港的贸易地理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ICT出口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利用联合国贸发数据库中2000—2018年的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贸易数据,采用二元和加权2个方法构建世界制造设备和电子元件出口贸易网络,在综合分析ICT贸易网络结构特征的基础上,采用QAP方法对ICT出口贸易网络进行结构演化解释。结果表明：① 制造设备和电子元件出口贸易的网络密度很高,世界各国（地区）ICT贸易关系密切;② 中国成为制造设备出口贸易网络的核心节点,发达经济体依旧占据主要市场;电子元件出口贸易网络中存在投资带动发展以及“抱团”现象,中国的电子元件在出口贸易网络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③ 多维距离因素能够解释制造设备和电子元件出口贸易网络的结构变化的18%和15%。这一结论为中国ICT产业参与全球贸易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格局演化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仍在肆虐全球。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全球大流行时期保持医药卫生健康领域正常流通的特需药品贸易是抗击疫情的关键。然而,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出口管制已经使得以往的全球药品贸易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大流行期间被刻画的更加清晰。本文通过梳理2000—2018年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化特征,探讨了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及各国（地区）在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变动,特别是揭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在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体系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发现：① 产业结构上,以疫苗产品为主的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体系正向以疫苗、含抗生素药品为主演化。两类药品出口都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则主要出口抗生素。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网络是一典型的“核心-边缘”式的小世界网络。网络核心由美国逐步转向西欧国家。网络社团逐步聚拢,中国逐步脱离美国社团,向以德国、比利时为代表的西欧社团靠拢,并且在网络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抗病毒药品进出口贸易格局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形成欧洲主导、美国衰落、亚洲兴起的发展态势。④ 在抗病毒药品贸易上,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逐步加深,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较低。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关系分析

中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一直牵动着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研究其贸易关系对推进双边关系、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态势，探讨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及敏感行业，评估中印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期为中印关系演变提供有利支撑。研究发现：（1）2001—2017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印度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提升较慢；（2）东部沿海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弱；（3）中、印双方均未能识别出明显的敏感行业，中国从印度进口主要商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商品逐渐转为技术密集型商品；（4）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业的出口拉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而非金属矿物制品、矿物的出口拉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5）出口印度对东部沿海贸易大省的经济拉动比较明显，对于印度毗邻的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拉动也相对较大。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分析

水产品贸易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水产品有效供给、维护渔业产业链的重要措施。优化水产品贸易网络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扩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借助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选取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进而分析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研究发现：1）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水产品贸易变化可划分为2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2000—2008年）为平稳增长期,第二阶段（2009—2019年）为波动发展期。2）水产品贸易网络密度逐渐增大,空间集聚和网络凝聚力逐渐增强,网络的可达性不断提高,呈现小世界的特性。3）水产品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稳定,核心国家的贸易联系紧密,贸易额占整体的一半以上,多边、双边贸易流存在差异,贸易网络的空间非均质性特征凸显;地理区位及距离对其组团有间接的影响,社团划分呈现层级性和地理临近组团的特点。4）水产品贸易网络的空间分异特性较为明显,重要节点国家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中间中心度高的国家和接近中心度排名靠前的国家具有趋同性,非洲东部及红海沿岸国家的网络中心性影响力较弱。5）在核心国家的水产品市场结构中,中国占据较大份额;国家间的关系变化引起市场结构发生调整;中国水产品进出口品种结构比较单一,进口和出口产品分别主要集中在冻鱼和水产品制品。     

环印度洋区域国家地缘经济格局分析

环印度洋区域不仅关乎中国贸易与能源安全,同时也涵盖“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部分区域。为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与环印度洋区域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需要定量考察环印度洋区域的地缘经济格局,掌握域内外大国在该区域的地缘经济竞争情况。首先基于有序聚类方法将1992—2017年环印度洋区域国家的商品贸易数据划分为4个阶段,然后探究环印度洋区域在各阶段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域内地缘经济特征以及域内外大国在该区域的地缘经济竞争格局。结果发现：① 从全球地位和空间结构来看,1992—2017年环印度洋区域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区域贸易的空间结构呈现出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构成的“双核心”发展为由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和阿联酋构成的“多核心”。② 从区域内部来看,域内贸易联系与依赖程度趋于加强,区域贸易一体化程度有所提升,但仍然有限。③ 从域内外大国竞争来看,美国和日本两国在环印度洋区域的地缘经济影响力均呈下滑趋势;而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逐步提升且已超美日;印度的地缘影响力虽然同样呈上升趋势,但仍弱于中美日;澳大利亚则长期最低。研究从全球地位变化、域内贸易联系、域内外大国竞争3个方面定量揭示了环印度洋区域地缘经济的时空格局演变。此外,研究采用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也可应用于考察其他热点区域的地缘经济格局。     

世界油料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UN Comtrade公布的2011—2020年国际油料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法,研究世界油料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通过QAP模型探究油料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油料贸易网络具有良好的连通性和小世界属性,但整体网络密度及互惠系数相对较低,网络中各节点间的联系有待加强;国际油料出口市场高度集中,进口市场相对分散,贸易重心向以巴西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偏移;油料贸易网络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圈层结构,核心成员国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南美地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是主要的核心国家,对其他国家存在较强的影响力。2）经济规模差异、人均收入差异、人均耕地面积差异和陆地接壤对油料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距离和劳动力数量差异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地理距离在无权网络中与油料贸易负相关,而在加权网络中为正相关。中国虽是油料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但油料进口来源过度集中,进口潜在风险较大。中国应调整油料进口国别结构,构建油料供应网络,深化贸易合作与利益融合,保障油料进口安全。     

中国稀土对外贸易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从中美贸易摩擦到“科技冷战”以来,被誉为“高科技命脉”的稀土,日益成为国际博弈的前沿领域。在此背景下,厘清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流动态势、把握中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中的地位变动,对中国资源安全格局的整体优化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长久维持具有一定意义。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数据、相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指标及联合国投票数据,借助相互依存指数、地缘亲和度模型、GIS空间技术以及负二项面板回归等手段,探讨了中国稀土产品对外贸易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稀土贸易存在较大波动,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整体呈现“升—降—升”发展态势。② 中国稀土进口市场高度集中且路径依赖增强,出口市场逐步多元且路径依赖减弱。中国主要出口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中、下游产品,进口具有较低附加值的上游矿物类产品。③ 中国在全球稀土贸易相互依存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整体强化。中国与多数友好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优化态势,但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分歧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恶化态势。④ 国家主体属性、国家间邻近性以及中国的贸易政策、贸易环境等对中国稀土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