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集群网络、信息溢出效应与中国ICT产品出口地理网络扩张

研究中国ICT产品的出口贸易扩张有助于理解“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国际贸易与国内产业地理的相互作用。本文构建地方集群网络和信息溢出效应促进产品出口扩张的机制分析框架,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库数据,探究中国ICT产品出口地理网络扩张机制。研究发现： ①中国ICT产品出口源地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出口目的地扩张重点在不同时间段存在差异。②中东部省份出口到东亚和北美、西部省份出口到北美和西欧的贸易扩张较为显著。③面板Probit模型分析表明,地方集群网络和信息溢出效应能够增加出口源地-目的地层面ICT产品出口额,提升出口专业化程度。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清晰刻画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变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7年高科技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3个方面探讨了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产品结构上,以电信设备为主的电子通讯产品主导全球高科技贸易发展,但在国家尺度上,化学产品和武器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产品或出口优势产品;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持续扩张,联系紧密,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并发育出稳定的“核心—边缘”式的等级层次结构;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格局呈现出由欧洲—北美主导向由东亚主导转变,贸易最大国也由美国转变为中国,网络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双拱”格局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多拱”格局转变,但美国依然在多种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④ 影响因素上,贸易规模、经济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皆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地理距离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     

世界油料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UN Comtrade公布的2011—2020年国际油料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法,研究世界油料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通过QAP模型探究油料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油料贸易网络具有良好的连通性和小世界属性,但整体网络密度及互惠系数相对较低,网络中各节点间的联系有待加强;国际油料出口市场高度集中,进口市场相对分散,贸易重心向以巴西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偏移;油料贸易网络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圈层结构,核心成员国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南美地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是主要的核心国家,对其他国家存在较强的影响力。2）经济规模差异、人均收入差异、人均耕地面积差异和陆地接壤对油料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距离和劳动力数量差异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地理距离在无权网络中与油料贸易负相关,而在加权网络中为正相关。中国虽是油料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但油料进口来源过度集中,进口潜在风险较大。中国应调整油料进口国别结构,构建油料供应网络,深化贸易合作与利益融合,保障油料进口安全。     

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扩张

中国是世界纺织业出口贸易大国,检视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的二元边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0—2016年省份-目的国尺度的纺织业出口贸易数据,使用Probit模型分析订单出口和信息溢出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时空演化特征的影响,并探讨二者在促进我国纺织业出口增长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实证结果显示,在出口地维度,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会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产生显著影响,而在目的国维度,信息溢出对我国纺织业出口二元边际演化的作用并不显著,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增长实际由订单主导,且订单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作用强度存在异质性,订单出口在我国向中高收入国家的纺织业出口中起主导作用,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则有限。进一步地,基于不同类型纺织品差异化的贸易地理格局,影响不同纺织品目的国扩张的因素亦不同。     

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内出口贸易空间布局

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产品内贸易视角研究其出口空间布局有助于剖析中国出口体系结构特征。在区分中间、最终产品,一般、加工贸易的前提下,本文观察了出口所在地和目的国两个维度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企业空间布局,并基于技术关联探讨了其动态演化的驱动因素。结果如下：① 在全国层面,除加工贸易最终产品外,一般贸易中间产品、加工贸易中间产品和一般贸易最终产品与某地产品结构的技术关联程度越高,对应的出口企业越可能到该地进行出口。在东部地区,上述关系在4类产品中均存在,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其只存在于一般贸易产品。② 一般贸易产品与某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结构技术关联程度越高,对应企业越倾向于出口到该国。但依据收入水平将目的国分组后,这种促进关系在高收入国家中不存在。加工贸易产品出口企业目的国布局与对应技术关联程度无明显关系。     

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贸易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贸易强度指数、HM指数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2008—2019年中国与加勒比国家的贸易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呈波动上升的趋势;(2)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主要集中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大国;(3)中国与加勒比国家的贸易联系强度较低,但贸易关系正向紧密方向发展;(4)中国在加勒比国家主要进口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机械设备、纺织服装等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5)加勒比国家商品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显著高于中国商品出口对加勒比国家的依赖程度,呈现出非对称性结构;(6)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和技术创新水平成为影响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贸易的重要因素,双因子交互探测解释力高于单因子探测,包括“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两种类型,其中“双因子增强”占主导。     

贸易保护与知识产权影响下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参与全球分工的时空演化

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受国际贸易保护的冲击日趋严重。国际贸易保护与地方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影响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GPN）高技术附加值环节,而影响中国电子通信业在全球的分工。制度是衔接演化经济地理与GPN两个范式重要的共有要素,但已有文献对产业演化、制度变迁与GPN动态三者之间的融合缺乏关注,关于超国家制度与区域制度对区域产业嵌入GPN的复杂影响探讨不足。本研究基于2002—2016年间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相关制度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嵌入GPN的分工情况对国际贸易保护与地方知识产权制度演变的时间响应;并进一步建立空间收敛模型,对不同区域间这一分工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区电子通信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差异未随时间变化而缩小,贸易保护使得区域间电子通信业参与全球分工的差异逐渐扩大,而知识产权制度则有助于缩小区域间的这一差异。具体发现：① 在东部地区,各省份的国际分工差异随时间变化而扩大,而中部地区各省份的差异则在缩小。② 从长期来看,贸易保护制度有助于提升中国整体和东部、中部地区电子通信业在国际上的水平分工度;东部地区对贸易保护制度的响应更快;贸易保护对东部地区在国际分工中位置变动的影响更强。③ 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其产业嵌入GPN分工演化的影响不尽相同,且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对当前中国电子通信业遭遇贸易保护冲击以及“双循环”战略背景下制定相关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当下制定产业发展政策需要因地制宜,考虑各地区电子通信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实现出口额和产品附加值的双增长。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分析

水产品贸易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水产品有效供给、维护渔业产业链的重要措施。优化水产品贸易网络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扩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借助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选取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进而分析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研究发现：1）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水产品贸易变化可划分为2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2000—2008年）为平稳增长期,第二阶段（2009—2019年）为波动发展期。2）水产品贸易网络密度逐渐增大,空间集聚和网络凝聚力逐渐增强,网络的可达性不断提高,呈现小世界的特性。3）水产品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稳定,核心国家的贸易联系紧密,贸易额占整体的一半以上,多边、双边贸易流存在差异,贸易网络的空间非均质性特征凸显;地理区位及距离对其组团有间接的影响,社团划分呈现层级性和地理临近组团的特点。4）水产品贸易网络的空间分异特性较为明显,重要节点国家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中间中心度高的国家和接近中心度排名靠前的国家具有趋同性,非洲东部及红海沿岸国家的网络中心性影响力较弱。5）在核心国家的水产品市场结构中,中国占据较大份额;国家间的关系变化引起市场结构发生调整;中国水产品进出口品种结构比较单一,进口和出口产品分别主要集中在冻鱼和水产品制品。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解析

论文基于全球238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1988—2018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变,并引入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构建粮食贸易的引力模型以解析其影响因素,以期揭示全球粮食贸易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贸易规模在波动中呈快速上升态势,贸易增速年际波动较大;贸易商品结构不断多元化,但仍以小麦、玉米和大麦为主。②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局部核心节点存在极化现象,但整体贸易网络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在国家尺度,粮食贸易网络结构由“东西轴线”转向“多点放射”,逐渐从极化转向多元;其中,粮食出口网络核心节点不断增加,但区域粮食出口网络仍受几个核心国家主导;进口网络的集中特征逐渐弱化且更加均衡。③ 土地资源禀赋、农业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的核心驱动因素,价格差异水平、语言邻近性、空间物理距离、社会治理水平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有一定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该研究能丰富贸易地理相关研究,提升对全球粮食贸易的科学认知,并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全球数字贸易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世界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的转换期,数字贸易成为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典型特征。本文利用OECD数据库中2008—2019年的贸易数据,筛选出6类数字化程度高的行业,从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两方面探究了全球数字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1)全球数字贸易格局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的贸易节点和贸易联系都分布在西半球和北半球,“美日欧”作为全球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引领者,在全球数字贸易网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不同行业数字贸易网络的结构和紧密程度有一定差异,但除金融服务的贸易网络为多中心结构外,其他行业的贸易网络均呈现以美国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中国在6类行业的数字贸易网络中均处于外围位置。(3)信息通信技术、对外开放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相同收入水平、共同货币、共同语言及区域贸易协定均对促进双边贸易流量的提升有积极作用,接壤关系仅在早期有利于贸易流量的提升,宗教文化对数字贸易并无显著影响,而地理距离对开展数字贸易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打破了“距离已死”的说法。本研究旨在探讨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空间分布及演化,以期增强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网络的辐射能力,寻求竞争优势。     

中美商品贸易格局及网络特征演变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中美贸易格局及其发展演化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然而,中美贸易格局特征以及贸易产品网络地位与演变当前还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因此,论文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1—2017年中美两国的贸易发展历程、产品结构、产品贸易网络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① 在贸易联系方面,2001—2017年中美双边进出口贸易额不断上升,贸易联系不断增强。② 出口产品结构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类型主要是机械设备、纺织服装等产品,产品结构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类型主是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植物产品和化工产品,近年来机电产品占比有所下降,运输设备产品比例上升。③ 主要产品贸易网络方面,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例,一方面度中心性指标反映出中国在网络中影响力迅速增强,是电子信息产品全球贸易网络的核心成员国;另一方面在中介中心度与接近中心度2个指标上中国与美国仍存在差距,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有待加强,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应投入更多物质与精力用于产业链高端技术的研发与开拓。     

基于SNA的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及机理研究

基于ITC公布的2001、2007、2013年和2018年贸易数据,构建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总量增幅较大但增速放缓,贸易地区高度集中且贸易重心向发展中经济体偏移,但未出现明显“多极化”趋势;网络成员间联系渐趋紧密,中心性位居前列的成员基本稳定但整体地位下降;子群内部成员变动较大,尚未出现明显的派系林立现象;网络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核心区与半边缘区内发达经济体地位下降,东亚与东南亚部分经济体的地位上升;中国大陆在网络中已占据重要位置,但中心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尚未形成稳定的“朋友圈”。（2）经济规模差异、技术差异、文化差异、劳动力数量差异、陆地接壤对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具有较大程度的正向影响,地理距离与物流绩效差异显示较小程度的显著负向影响,需求差异近年来具有较小程度的显著正向影响,制度差异未产生明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要素禀赋理论与技术差距理论对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特征有较好的解释力,需求相似理论的解释力比较有限,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兼具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贸易特性。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The trade net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to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Unimpeded trade is one of the cooperation priorit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On 15 May 2017, the Joint Communique of the Leaders Roundtable of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affirmed the participants’ shared commitment to build an open economy and ensure free and inclusive trad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is not only China's new action to drive its open and glob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 platform for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ries to explore free and inclusive trade and promote a universal, rule-based, open, non-discriminatory, and equitabl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I and global trade networks. More specifically,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rade networks using a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and then estimates 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rade communit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research identified three trade communities and two sub-communities in the BRI trade network, in which China is the core, Russia is the sub-core of the biggest trade community, and India,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Saudi Arabia are cores of the second trade community (South Asia-West Asia). Second, it identified five trade communities i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centred on China, USA, Russia, India-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Germany- Netherlands-France-Britain and other Europea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rd, the topolog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most BRI countries are attracted by the core nodes of the BRI regions, such as the China, Russia and India-United Arab Emirates core nodes, and have strong trade contacts with BRI countries. Most Central-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re mainly attracted by Germany-Netherlands-France-Britain and other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with a low penetration of BRI trade. Although som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sia-Australia-South Africa community with China as the core, they still need to strengthen trade linkages with BRI countries.     

国际能源贸易依赖网络特征及替代关系研究：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随着可再生能源成为国际能源贸易重要增长点,国家和地区间的能源贸易依赖关系也随之变化。基于2011—2020年世界能源、经济及创新指数等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阐释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贸易情况,探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的演化过程,使用 QAP回归方法定量分析化石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2011—2020年,化石能源贸易的稳定性较高,而可再生能源贸易发展迅速。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展现出更高的整体依赖程度,其对化石能源贸易的依赖关系产生了替代作用。中国既要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也要加强与能源大国的贸易合作,从而与世界建立更加稳固的双向能源贸易合作的网络关系。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

论文利用2001—2015年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通过构建全球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从技术供给和技术销售层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内部技术进口格局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一带一路”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一带一路”作为技术销售市场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② 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向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一带一路”在国际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③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依赖内部技术贸易来实现技术互补,而高技术贸易额国家(地区)大多都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dynamics: Geographical and structur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and Sino-EU merchandise trade

This paper draws on trade data to examine the degree of upgrading of China’s trade structure with the world as a whole and in particular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EU). More specifically it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China’s trade with the world and with the EU between 1996 and 2008 and of the underlying dynamic indicators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is method of analysing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vides clear evidence of upgrading into more advanced industries without at present losing significa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industries employing unskilled workers. The examination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ices for world and Sino-EU trade also indicates an increasingly high degree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EU and China between 1996 and 2008. The EU (especially Germany, the UK, and France) is China’s most important export market, though it is also much more important as a market for China’s exports than the EU is as a supplier for China. China’s consequent trade surplus with the EU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extiles and clothing to machinery and furniture. Further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at the complementary Sino-EU bilateral trade is moving towards intra-industry trade at the 4-digit level of HS (Harmonization System) commodity classification. Although China is still a ‘global sweatshop’ with a strong specialization in labour-intensive commodities produced for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ountries (by importing machinery, raw materials and exporting processed goods), there are signs of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in number of selected sectors in China, noticeably electronics, comput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China’s reliance of imports of minerals indicates however that energy and resource security could be an important constraint on China’s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