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乡互动的衡阳市城市空间结构重组:理论与实践

地方级中心城市的市域空间结构是全面反映城乡关系特征的空间尺度,也是体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尺度。因此,地方级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协调城乡关系为主线展开的,在现代城乡关系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构建新的产业关系、优化区域城镇空间关系和等级规模结构、优化城乡通道系统、理顺城乡"流"动、探索新的城乡空间结构模式等措施,从而建立起符合区域发展实际和宏观社会经济发展大背景的城乡空间结构。以衡阳市为实证,论述了基于城乡互动的市域空间结构重组的具体途径与措施。     

新疆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与城乡互动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公共服务资源是社会发展的“先行资本”,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面外部效应。依据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性、效益性与协调性原则,结合AHP、熵值与聚类分析方法,建立新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城乡互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调耦合发展模型,揭示研究区公共服务、城乡互动发展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总体特征和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 新疆各地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公平性有所差异,空间非公平性>人口非公平性。（2） 公共服务资源综合效益以及城乡互动发展水平呈现较低、一般（中等）、较高三个类型。（3） 公共服务效益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东南片区>西北片区;城乡互动水平空间差异呈现出天山北坡经济带高于其他区域。（4） 新疆大部分处于城乡互动与公共服务相互影响、相互磨合的过渡发展阶段,导致公共服务损益或城乡互动损益,个别区域处在两个系统相互制约、失调衰退阶段。通过进一步提出加快建立健全城乡互动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大、中、小多层次城镇空间格局,继续完善和开拓新的公共服务增长点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乡社会发展需求等建议措施,为确保城乡居民生存发展公平与效率,促进公共服务与城乡互动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福建省正处于全面发展的工业化阶段,面对外界各种流体的汇集和离散,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构建福建省区域城镇体系的等级、功能和空间结构,协调区域发展,实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成功崛起乃是福建省在今后区域规划中的重要任务。立足海峡西岸经济区主体福建省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现状,从节点、轴线、网络、域面四个维度分析其结构特征,得到以下结论:①福建省城镇经济发展目前已形成2个主中心(厦门市、福州市辖区)、1个次中心(泉州市辖区)、6个地方中心和一批较大生产规模城镇;②闽东南地区城镇整体水平高于闽西北地区,中部地区城镇沿线发展程度仅次于沿海地区城镇密集带;③福建省城镇体系空间分布较为适中;④福建省城镇经济发展梯度差异较大。     

论发达地区城镇空间结构重组

区域城镇空间结构是多种历史因素作用的产物,并与区域(城镇)功能相关联、相协调。社会经济的动态发展,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空间结构模式。如何重组区域城镇空间结构,顺利实现新旧模式的转化,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城镇建设,是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新出现且急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出发,并结合镇江实例,作了初步的探索。 一、区域城镇空间结构新旧模式的冲突 区域城镇空间结构与区域社会经济基础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首先表现为不同的区域背景及城镇职能组合,有不同的空间区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与方法的回顾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19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的基于产业、企业的区位选择、空间行为和组织结构规律性研究阶段,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80年代的区域总体空间结构与形态演化规律研究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空间经济学阶段.研究重点从抽象的纯理论研究演变为从总体出发寻求各种经济主体在空间中的最优组合与分异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研究.对于区域经济空问结构研究,经典区位论所揭示的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形态,基本上概括了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特征性规律,是当今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基础性理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是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可以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提供理论范式,也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新空间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与方法.伴随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的发展,其相应的方法也从静态分析模拟逐步向动态过程的空间演化模拟发展.新方法与技术手段在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复杂性科学方法和GIS与RS技术的结合展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珠江三角洲地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特征及演变

多中心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和判断是制定适宜区域空间政策、推动其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珠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核心区和城镇密集区,其空间结构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以珠三角县级行政单位为基本空间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珠三角地区2000,2005,2010年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进行研究。珠三角地区经历了从"核心—边缘"特征明显的单中心模式到"多中心"结构特征显著的发展历程,其演变模式总体上符合弗里德曼的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理论。但在城市区域的空间尺度,钱皮恩的"离心模式、组合模式和融合模式"对其空间结构演变具有更好的解释力。现阶段,珠三角地区基本实现了经济中心和人口中心的空间耦合,但各中心在职能上仍然有所差别。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     

网络形镇村体系引力强度分析与实证

城乡区域内各个集聚体相互连结的网络结构形态的研究是现代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形态也是城镇体系的主要结构类型之一。借鉴网络形城镇体系理论分析工具,针对镇村体系这一特殊的区域空间提出构建网络形镇村体系引力强度模型的构想,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马鬃岭镇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从网络节点层次、网络结构、网络节点关系三方面提出构建网络形镇村体系结构的对策建议。对调整镇村等级结构、明确镇村职能、优化镇村空间结构、促进镇村协同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中经济带空间结构形态分形研究

分形理论的提出,为研究复杂的区域空间结构形态演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方法。以分形理论为基础,以典型的西陇海兰新经济带东段——关中经济带为例,运用分形研究量化模型对其空间结构形态的分维值研究表明：该经济带空间结构形态也具有分形现象,而且交通网络分布的空间形态的稳定性远比城镇分布的空间形态的稳定性差;交通网络的复杂性和通达能力比较强;城镇节点分布相对比较集中;从点一轴到网络是关中经济带空间系统分维演化的一般趋势。     

中国人文地理学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展望

以中国地理学界权威期刊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文献为样本,通过对文章数量、研究关键词、研究团队以及科研机构与地区分布的分析,总结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总体特征。发现：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研究领域发表的期刊文章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问题和内容主要包括城镇化过程、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动力机制等方面;研究方法包括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空间计量分析方法、3S技术、模型等。随着学者们对区域空间结构演化过程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研究手段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在对中国区域空间结构主要相关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的重点发展方向应当集中于拓展全球化视野、加强理论创新;注重微观尺度研究领域的开拓,重点研究微观尺度空间发展的过程规律、类型与模式、动力机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多元化,形成以地理学为主导的多学科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综合集成研究;加强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体系研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及提升服务社会需求的决策支持能力等。     

空间视角下城乡物流网络的内涵、构成要素与研究框架

地理学视角的物流网络研究已成为物流科学领域的热点方向。从地理学的空间视角出发,在明确城乡物流网络理论来源和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城乡物流网络的内涵、构成及研究框架进行梳理。基于研究,首先给出了城乡物流网络的定义,认为城乡物流网络的本质是旧的城市物流网络和乡村物流网络在空间上的延伸、衔接和提效。其次,从空间视角将城乡物流网络分解为节点、连线和域面3要素,指出网络各要素均出现了功能强化和更新,如节点的管理、衔接和经济社会功能强化;连线的联结功能和平衡功能出现,域面的协同组织、动态调整功能突出。最后,遵循地理学“格局-过程-机理-决策”的科学逻辑,提出“数据采集与融合、要素映射与解析、时空比较与分析、机理探究与优化”4个模块的城乡物流网络分析框架,为深刻揭示城乡物流网络结构及其演化机理提供基础。进一步指出未来应探讨城乡物流节点、连线、域面及网络的地区类型、区域适宜性及要素间相互作用机制,提炼适应不同区域、能有效提升要素流通效应的多尺度空间组织模式,加强对城乡要素流通系统的科学认知,科学支撑城乡地域融合发展实践。     

中国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的关联发展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关联度模型,进行区域尺度两者的二级指标关联度、标准关联度和动态关联系数的计算,实现了对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关联水平的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年来,中国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联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东、中、西空间差异,并随着不同时期区域政策的变化而有所波动。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中、西梯度差异比较明显,90年代中期这种格局被打破,到2000年出现了更高层面上的东、中、西明显分异。最后,基于不同省区的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动态关联系数,将全国分为上升型、下降型、U型和小幅波动型四种演化类型,并进行了类型成因分析。     

大都市城乡融合区空间演进及内在关联性测度——基于武汉市夜间灯光数据

大都市城乡融合区时空演变及其内在空间关联性研究对避免城市低效蔓延式发展、实现空间结构协同和精明增长有重大意义。论文以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为研究对象,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强度表征都市要素配置及运行效率和效益,利用引力模型测度2016—2018年各城乡融合区空间关联强度,分析各城乡融合区空间联系势能时空演变趋势和社会经济区位度变化。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面积在2016—2018年间扩大了28.10%,小斑块区域逐渐整合,区域发展连续性增强,总体向西北方向扩展最为显著;②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之间的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整体上趋向“多中心”分布,这一过程源于各城乡融合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规模和交通通达性变化,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武汉临空经济区等在此过程中是各城乡融合区的区域发展引擎;③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空间联系强度整体上逐年上升,空间联系整体格局从武洪区和江夏区的“大小中心”结构过渡到江夏区—武洪区—蔡汉区—江黄区—江硚东区的“外围圈层式”结构,但洪山区和江夏区作为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中心区域,未能形成多方向空间辐射力和吸引力,对其他地区的带动明显不足;④ 各城乡融合区社会经济区位度变化显示,现行武汉市都市发展区规划实施成效在北部、西部和东北部城乡融合区较为显著。     

河南省区域城乡关联度评价分析

至今为止的城乡关联研究并没有很好地讨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建立相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04年的河南省各地区城乡关联性进行了评价,得出河南省的城乡关联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城乡关联程度可以分成4种类型,强关联型、较强关联型、一般关联型和较弱关联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地区的城乡关联演进机制表现不同,并表现出一定的经济空间结构形态.基于分析的结论,对不同水平的地区提出不同的城乡关联发展建议.     

经济体制转轨下的无锡市城乡地域结构演变响应

城乡地域结构与经济体制响应关系研究,是从体制变革出发剖析中国城乡地域空间演变规律的重要视角。对比1978-2010年长三角地区无锡市城乡地域结构演变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发现二者变化阶段具有一致性,城—郊—乡地域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地域结构演变,响应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通过选取经济体制核心要素(固定资产投资所有制结构)为体制变量、地域结构要素(城乡地域范围)为空间变量,建立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IRF),刻画城乡地域空间对体制变量的响应状态,并利用方差分解函数(VD)进一步分析体制变量对城乡地域结构演变的贡献率。结果表明: ① 城乡地域结构中,城乡过渡地域对体制变量的响应强度最高;② 城乡地域各个空间对私有经济投资变化均表现出响应强度相对较大、持续时间长的特征,城市建成区扩展对国有经济投资变化响应迅速,并呈负响应关系,而乡村建设用地增加主要响应集体经济投资变化;③ 在体制影响下,城市建成区和乡村自身发展状态的惯性对其演变依然长期起着重要作用,而城乡过渡地域的自身发展状态惯性在经济体制转轨影响下很快失去主导作用。     

近十五年国内外城乡互动发展研究述评

城乡互动发展是通过资本、劳动力、物质、信息等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空间的双向流动而 形成的一种空间关联的地域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开展城乡互动发 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有利于拓宽地理学的研究体系, 为新一轮的区域规划和城乡规划提供新的 研究架构; 有利于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发展和区域空间结构的整体优化。文章从内涵、内在机理和 驱动因素、模式、实现途径等方面总结了近十五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城乡互动发展研究的主要成 果, 指出当前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定性化和静态层面的研究, 定量化研究和不同时空尺度的动态研 究还较为欠缺。因此, 加强城乡互动发展内在机理的系统解读、加强城乡互动发展时空演变机制 和规律的研究、深入开展我国不同类型区域城乡互动发展的模式和优化对策的研究将是该领域 亟待深入探讨的几大问题。     

北疆铁路沿线城市现代物流发展格局研究

现代物流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式产生,核心思想是一种综合集成,总成本管理和客户至上的思想,集中体现其高效、快捷、节约成本的特点。新疆富含国家战略性资源,北疆铁路承担国家大宗物资运输,其沿线分布着新疆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密集区,培育物流经济作为新疆经济的新增长点有重大意义。然而如何根据区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来优化组织本区域物流空间体系,建立符合现代技术条件、经济和时间效益目标的地域物流网络系统是现代物流发展的关键,本文对北疆铁路沿线的物流发展空间格局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研究,综合分析得出北疆铁路沿线城市形成的三大物流空间格局:乌鲁木齐都市圈的一级节点区域;奎(奎屯)-克(克拉玛依)-乌(乌苏)“金三角区域的二级物流节点区域和北铁沿线西部地段的伊犁、塔城、博乐等口岸区域的外向性物流节点,这三大物流节点构成了北疆铁路沿线物流发展的空间格局,代表着北疆铁路沿线现代物流空间格局的发展趋势。     

城乡关联发展评价模型系统构建——以山东省为例

本文分析了城乡关联水平的系统架构,并在此基础上,依据整体性、科学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城乡关联水平评价模型,通过对山东省的实证研究,得出了较有价值的结论。研究表明: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地域社会经济过程,是区域内城乡要素优化组合、城乡关联度、融合度日益提高的过程,其本质是城乡的联系程度,因此,运用城乡关联发展理念及其指标体系,就城乡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这对于实现城乡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空间表达、把握城乡协调的过程与阶段性、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乃至实施城市化发展的宏观调控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volving Spatial Form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China

Much of the development literature and the theory of urban transition have been based on an arbitrary division of production space into city and countryside. Despite growing recognition of the need fo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urban-rural relations, controversi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phenomenon remain unresolved. This case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analyzes with greater precision the geographic extent and functional attributes of a zone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located outside and between major metropolitan centers. This zone has been the spatial focus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lthough most of its population remains officially classified as “agricultural.” The peri-urban zone was initially left behind by the central cities in terms of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regional economy. After a decade of postreform development, this zone has moved ahead of the central cities and become the region’s main destination for in-migrant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The growth of the zone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outside the central cities has absorb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he increased urban population, but it has not brought about a redu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equality because of the persistence of a backward economy in the periphery. Theoretical questions are raised concerning the validity of several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e conventional model of urban 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