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人口与经济是反映区域差异的两大主要指标,其空间分布与区域差异的形成有密切关联。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载体,产业结构是影响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在产业转移加快的背景下,长三角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局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对二者空间演变协调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重心、不一致指数及不均衡指数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长三角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核心区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边缘区经济增长加快,但人口向核心区集聚态势依然存在;基于不一致指数与不均衡指数的分析表明,与边缘区GDP快速增长导致区域GDP格局显著变化不同,边缘城市的人口增长并不显著且集中在部分城市;尽管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分布格局呈现相对稳定的“核心—边缘”格局,但人口与经济增长不协调性增强推动了长三角人口与经济总体协调性的提高。本文尝试从市场、政府及人均GDP等因素对长三角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协调的现象进行了解释。     

20世纪末以来欧洲联盟区域经济差异演变特征及空间分异

欧盟在经历了90年代中后期经济的短暂较快增长后,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受到了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以欧盟28个成员国为例,运用泰尔指数分解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特征,运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探讨差异演变的空间分异格局。结果表明:(1)1995年~2015年间,欧盟经济发展的泰尔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扩大。区域差异演变分为三个阶段:1995年~1999年的低差异缓慢缩小阶段;2000年~2008年的高差异缓慢缩小阶段;2009年~2015年的均衡发展阶段;(2)欧盟经济发展的组间泰尔指数总体呈平稳波动小幅下降趋势,不同时期变化的幅度与趋势不同。组间差异演变分为三个阶段:1995年~2000年的区域间差异扩大阶段,2000年~2009年的区域间差异缩小阶段,2009年~2015年的区域间差异扩大阶段。北欧区域经济差异趋于稳定的均衡状态,南欧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差异逐步缓慢缩小。中欧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差异在逐步缓慢缩小。东欧地区的组内经济差异可以分为"扩大—平稳—缩小—平稳"四个阶段。西欧地区的组内经济差异可以划分为"缓慢缩小—均衡发展"两个阶段;(3)欧盟区域差异格局由极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向均衡的空间格局转变,格局转变不显著,总体呈现以西欧国家为第一圈层、北欧和南欧为第二圈层、东欧和中欧为第三圈层的圈层式递减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     

福建省农业经济增长区域差异变化分析

福建省农业经济增长存在不平衡性．正确认识农业经济增长区域差异,准确定位和减小差距是当前学术界乃至地方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本研究以县为单位,以福建省农业产业GDP增长率作为测度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差异的变量指标,通过计算其极差、标准差及变异系数对福建省近10年来农业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和市县间差异进行动态时空序列的分析,发现总体差异整体上呈现缩小趋势,但中间也存在微小波动,市县间农业经济发展差异呈现不平衡的趋势．并通过县市农业产业GDP数据与图形相结合,分析了1999--2009年间福建省农业经济区域差异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其农业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原因,并对结果进行了讨论．     

西部大开发中甘肃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态势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利用甘肃省1999,2005,2013年相关经济数据,借助基尼系数、县域集中指数、区域人均GDP空间分布等研究甘肃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省县域人均GDP基尼系数均大于0.4,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县域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呈现集聚态势,主要集中在河西地区和兰州周围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以兰州—白银和酒泉—嘉峪关为城市群的双核增长极;县域经济空间格局以贫困县域为主,尤以中南部的陇南、临夏和甘南少数民族州最为突出。     

中国地市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变及机制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力分析是制定区域政策的重要依据,该文以人均GDP表征经济增长,采用经验正交函数与空间滤波模型,探寻1985-2012年间中国335个地市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地市经济增长呈"稳步抬升—渐趋稳定—开始下降"变化态势,总体变动不大,但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2)地市经济增长主要呈东西反相分布,1985-2004年间东部地市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西部地市发展较慢,而2004-2012年间中西部地市的经济成长较快,东部地市相对减缓,经济增长差异开始缩小;3)基于空间滤波误差模型识别出投资、消费、外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地市经济增长起到显著拉动作用,财政支出、从业人员数量对地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为负,城市化水平及区位条件对地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1952~2003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 长期变化态势

文中分别利用Gini、GE等指数，以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指标，详细考查了从1952~2003年，我国省市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变化态势及其在东部-内陆、南方-北方、高城镇化-低城镇化地区等方向上的变化。人均实际GDP的Gini、GE等指数显示，从1952~2003年，我国省级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总体态势是以较缓慢的速度逐步增加。具体的变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经济不均衡呈周期性地上升、下降运动。就我国省市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在空间上的变化而言，一是在沿海-内陆和高城镇化-低城镇化方向上，分别在1990s中期和1980s中期以前，我国省市区经济不均衡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部不均衡，但区域之间不均衡则不断增加，并逐步成为省市区经济不均衡主要部分；一是，在北方-南方方向上，我国省市区经济不均衡则是一直表现为区域内部不均衡，区域之间不均衡对省市区经济不均衡的贡献一直显得微不足道。     

中国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成因

基于腾讯研究院公布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综合运用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模型等多种方法,探究2016年中国东北地区数字经济总体以及各分维度发展特征与空间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对空间分异的成因进行探测与比较。结果表明:(1)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全国其他地区存在滞后,内部极化明显,形成"核心-边缘"结构,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2)数字经济各分维度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省域内部差异是导致各分维度差异的主因。(3)数字经济各分维度在空间上既有协同发展态势也有分异特征。中心城市与副中心城市发展优势突出,资源型城市发展明显滞后。(4)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受区域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信息化发展基础与潜力以及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复合影响,其中,人口素质是主因。分维度对比发现,智慧民生分维度与其他分维度发展空间分异的成因差异明显,其影响因素相对单一,且受实体经济基础影响较弱。     

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变化分析

以四川省1998年和2016年180个县域的人均GDP现价数据为基础,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总体变化、经济类型的结构、数量和空间变化角度出发,对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在扩大,相对差异在减小。县域经济变化以向上发展为主,跳跃式发展的县域占个别,区域经济差异结构由"扁坛"状的分布结构演化为近似"瓶状"结构,四川省不平衡的经济差异模式呈减弱趋势。四川经济差异在空间上呈现中部、东部、西部的经济空间差异梯度格局;经济增长格局向南、向东发展,由"一中心两极"转变为多中心发展的空间格局。     

基于信息流与经济水平的东北地区城市体系分析

基于2018年东北地区41个城市的百度指数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利用核心-边缘模型及ESDA等方法,从城市节点特征、空间联系、整体格局3个方面分析东北地区城市体系,并进一步提炼其空间组织模式。结果表明:①东北地区城市体系分布符合位序-规模规律,但城市规模分布不均衡;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核心地位稳固,大庆、吉林和鞍山属于次级核心城市。②首位联系呈现指向区域中心城市的"核-辐结构";四核(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一主轴(哈大发展轴)构成了东北地区核心联系轴带。③东北地区形成4个明显的核心区,分别为哈尔滨经济区、长吉发展区、沈阳经济区以及辽宁沿海经济带;核心区分布呈现出"沿海—内陆"的梯度格局以及"南北两片(沈大、哈长)"的空间分异格局。④东北地区初步形成核心-外围的圈层拓展式网络结构,其中辽中南核心组团处于网络结构的核心位置。     

福建省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福建省67个县级经济体作为研究的单元,通过综合发展指数和两两节点最短通勤时间,利用引力模型计算经济联系强度,依托最大经济联系方向"自下而上"进行组织,明确城镇等级体系,并从产业、交通和政策方面分析城镇等级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福建省67个县级单元综合发展实力存在明显地域差异,东西部发展水平差距显著;(2)省域内形成"一带三轴"的经济联系格局,具有明显的极核发展和点轴发展特征,并呈现多核心的发展结构,网络结构的发展相对简单;(3)依据经济联系强度的空间自组织模式在福建省域内形成6个子区域,以福州、泉州、厦门为核心的沿海区域和以南平、三明、龙岩为核心的内陆区域;(4)城镇空间结构受众多因素影响,其中产业布局、交通可达性和政策规划是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交通特征是影响城镇联系的重要条件,产业布局是推动城镇结构转变的内在动力,政策规划则是城镇空间结构的重要引导因素。     

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和尺度方差等统计方法从地带、省级、地级和县级4 个尺度对1998-2009 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比较分析。① 差异测度研究表明, 自1998 年以来,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在4 个尺度上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省级、地级和县级单元人均GDP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其中地级和县级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研究表明, 尺度方差及其构成大小依次排列均为县级、地级、省级、地带, 即尺度越小, 尺度方差越大, 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③ 空间格局研究表明, 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格局总体相对稳定, HH类型集聚区大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 LL类型在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集聚是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原因;各尺度显著空间关联类型对总体空间自相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各不相同。     

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区域差异:2003-2013

健康不公平作为影响人类发展的核心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基于变异系数、泰勒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本文探讨了2003年以来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区域差异、时空变化及其关键影响因素,旨在为政府制定全民健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结果发现：① 2003-2013年,中国居民健康水平提高26.98%,西部增幅高于东、中部,但始终保持着“东—中—西”阶梯式递减态势;② 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区域差异总体呈扩大趋势,其中地带间差异趋于缩小,地带内差异趋于扩大,西部地带内差异扩大尤为显著;③ 居民健康水平的空间分布转为明显的“T”字型格局,并呈“东—中—西”阶梯式及“北—中—南”对称式递减;④ 居民健康水平的空间集聚程度趋于减小,热点区与冷点区均呈收缩态势,且西部形成规模显著的稳定性冷点,东部沿海形成规模显著的稳定性热点;⑤ 人均GDP、人均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城市化水平及环境质量等因素对居民健康水平时空变化具有显著影响,随着人均GDP与人均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及环境质量的改善,居民健康水平随之提高。未来,还需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多时域、多尺度及多影响机制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中部地区经济差异的空间尺度效应分析

为深入分析空间尺度选择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等指标在省、市和县三级空间尺度重复使用的方法和尺度方差分析法,选取人口、GDP和人均GDP 3项指标,分析1990-2007年我国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尺度效应。1)采用同一指标在3个尺度上重复使用的方法分析结果存在很大差别,市、县尺度上区域经济差异都有扩大趋势,但与省尺度上的趋势相异,尤其2003年后市、县尺度上区域经济差异呈扩大趋势,而在省尺度却呈缩小趋势;2)尺度方差分析也显示市、县尺度上结果较为一致,并在1997年达到低值后均有明显扩大趋势,这与省尺度上的趋势相异,尤为明显的是,2003年后区域经济差异在省尺度呈缩小趋势。尺度方差分解和锡尔系数分解结果表明:市际和县际差异是造成中部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省际差异的影响很小。因此,在进行区域经济差异分析时应尽量选择较小空间尺度。     

基于二阶段嵌套锡尔系数分解方法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用锡尔系数对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基于三大地带——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区(市、区、自治州)三级结构的地域行政单元,运用二阶段嵌套锡尔系数分解方法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定量测度,将中国地区差异分解为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异和三大地带内省间的差异以及各省区的省内差异,发现省内差异对于中国整体区域差异的影响较三大地带间差异和三大地带内省间差异显著得多,是构成全国整体区域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     

The Spatial–Temporal Hierarchy of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 Prefectural City–Level Study

Inequality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intense debates in China, but inequality across cities remains less studied.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economic inequality based on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90 to 2010. Statistical analyses indicate that interregional inequality among cities has increased, which is mostly attributable to widening intraregional inequality, especially with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high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er capita clusters emerg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1990s, spread 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2000s, and then reached north China in the 2010s. In contrast, the number of low GDP per capita cluste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the 2010s. In addi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zon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dicates the greatest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increasing intercity inequality. Decentralization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intercity inequality of China. We suggest that in addition to national programs aimed at reducing the inequality betwee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rest of China, efforts are needed to reduce inequality within each region through 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ment policies, especially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 China, cluster, decent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regional inequality, urban inequality.     

基于区域分离系数的江苏省区域 经济差异成因定量分析

本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变量指标,运用基尼系数和塞尔指数定量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总体水平与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区域总差异扩大的同时,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和县域之间的差异不断扩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区位条件、区域发展策略、产业结构转换、乡镇企业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发育程度等7个因素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变化的影响,并引用国外的区域分离系数方法,定量比较了它们的主次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市场发育程度、产业结构转换和区域发展策略是造成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最主要因素。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health status of Chinese residents: 2003–2013

Health inequality is an increasing concern worldwide. Using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Theil index,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spatial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we examined the regional inequality, spatio-temporal dynamic patterns, and key factors in the health status of Chinese residents from 2003 to 2013. We found that China’s residential health index (RHI) decreased from 0.404 to 0.295 in 2003–2013 at an annual rate of 2.698%. Spatially, resident health status, based on the RHI, has improved faster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an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Inequality in resident health status continued to increase between 2003 and 2013; inequality between regions decreased, but health status inequality expanded within regions. Furthermore, disparities in health status grew faster in western regions than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 health status formed a “T-shaped” pattern across China, decreasing from east to center then to the west with a symmetric decrease north and south. Using the change in Moran’s I from 2003 to 2008 and 2013, we fou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 health status across China has narrowed. All the hot spots and cold spots have decreased, but they are also stable. Resident health status formed a stable cold spot in the western regions, while the east coastal area formed a stable hot spot. Selected explanatory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s on resident health status in China: increasing per capita GDP, per capita spending on health, and urbanization, and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all lead to better resident health status. Finally, we highlight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research on regional inequality of resident health status across multiple time, spatial, and factor domains.     

东北振兴以来吉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研究

基于吉林省2003~2015年间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以市域、县域两个尺度单元为研究对象,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统计分析方法,对吉林省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的13 a内,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进行定量分析,并运用泰尔指数的分解方法,探讨了吉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结果发现：① 吉林省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市域差异、县域差异均呈逐年下降趋势。② 通过差异贡献率显示：县域差异是区域总体差异变化的主导力量,长春市域的内部差异远高于其他市域,但有逐年减小的趋势,长吉两地的二元结构仍然突出,是全省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主导着全省区域经济差异走向;③ 从2003~2015年来看,全省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主要还是集中在“三核一带”;④吉林省经济差异主要是由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极化效应和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辽宁省沈大双核与其他城市的分化

分析辽宁省沈阳大连的核心作用,将辽宁省城市分为核心城市组(沈阳、大连)和外围城市组(其他城市);再以人口、GDP和人均GDP为基本指标,利用Theil指数计算组内差异、组间差异和总体差异,利用KZ指数模型计算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分化。结果表明沈阳大连与其他城市的分化总体上加大;分化具有波动性特征,分化在地域空间上也体现为辽中南城市群被以沈阳为核心的辽中城市群和以大连为核心的辽南城市群取而代之,其他地区城市聚集不明显;沈阳大连与辽宁省其他城市的分化是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分化机制主要有地理位置的先导机制、区域发展战略的催化机制和政府规划的引导机制。     

中国服务业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 与空间分异特征

结合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中国服务业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而运用聚类分析和Theil系数探讨中国三大地带间、三大地带内和31个省(区,市)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程度、市场发育程度、交通通信水平、经济全球化水平和人力资源丰度是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根据31个省(区,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划分为发达、次发达、较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五个基本区域类型;中国服务业空间分异的基本格局总体稳定、略有波动;不同省(区,市)服务业内部结构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差异;1990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整体差异水平扩张迅速,而三大地带间、地带内的区域差异变动较为缓和,东部地带内省际差异进一步扩大,对全国总体差异的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