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通水后东平湖水质评价

为了解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全线通水后东平湖水质状况,于2015年6月（枯水期）采集了东平湖4个地表水样品和7个地下水样品,测定了其中As、Cd、Cr、Cu、F、Hg、Mn和Pb等8种元素的含量,采用综合污染指数法、综合水质评分法和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评价了其水环境质量和健康风险,结果表明：地表水中重金属浓度多数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类,其中Hg污染相对较重,地下水中重金属浓度多数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III类及以上,其中F和Mn污染相对较重;4个地表水采样点综合污染指数均小于1,表明其水质优良,地下水中3个采样点的综合水质评分小于2.5,水质良好,4个采样点的综合水质评分大于4.25,水质较差;地表水的平均健康风险为9.18×10-5a-1,地下水的平均健康风险为8.16×10-5a-1,均为III级中风险。     

渭河宝鸡段及其支流和水渠水体中八种重金属元素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于2019年3月5～25日,在渭河宝鸡段及其各支流和宝鸡峡引渭渠中,设置了70个采样点;在各采样点,采集水样,测定水样中的重金属元素Cr、Mn、Ni、Cu、Zn、As、Cd和Pb含量,并分析8种重金属元素含量的空间分布规律和来源;采用重金属污染指数和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评价渭河宝鸡段水体的重金属污染风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各采样点水体中的8种重金属元素含量都较小,未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的Ⅱ类水域标准;清姜河和荫香河水体中重金属元素含量相对较大;各采样点水体中重金属污染指数平均值为91.061,渭河宝鸡段及其支流和水渠水体整体处于重金属轻度污染水平;各采样点水体重金属健康风险指数都在10-6～10-5之间,水体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等级为较低风险;河流和水渠中重金属元素Cr、Mn、Ni、Cu、Zn、Cd和Pb主要来源于周边工业生产和交通污染,As元素主要来源于农业面源污染。     

塔里木盆地西部地下水水质评价及氟化物富集特征 ——以阿克陶县为例

为研究塔里木盆地西部地下水水质状况及氟化物富集特征,以阿克陶县为例,采集并分析该地区3个含水层的地下水水样。运用改进后内梅罗评价和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该地区地下水进行评估,接着研究氟化物的富集机制。结果表明:通过改进后内梅罗水质评价,可知研究区较多地下水含水层采样点水质分布在Ⅱ类水和Ⅲ类水之间,但也存在个别含水层水样为Ⅳ类水;经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分析,氟化物和氯化物在浅层水、中层水和深层水中所引起的总体健康风险(成人:1.28×10~(-6)a~(-1)、1.02×10~(-6)a~(-1)和9.36×10~(-7)a~(-1),儿童:1.63×10~(-6)a~(-1)、1.30×10~(-6)a~(-1)和1.19×10~(-6)a~(-1))低于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推荐最大可接受风险值。浅层、中层和深层地下水水样氟化物超标率分别为57.14%、40.00%和60.00%,均值都超过限值(1.0 mg·L~(-1))。研究区地下水氟化物富集具有偏向碱性、富含Na~+、缺乏Ca~(2+)的特点,岩石风化、硅酸盐矿物溶解和离子交换对氟富集起促进作用。     

哈素海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

2014年10月10日～20日,在哈素海布设20个采样点,采集表层(0～10 cm深度)的沉积物样品,测定其重金属Cu、Zn、Pb、Cr、Cd、Hg和As含量;采用地累积指数、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和生态风险预警指数,分别对沉积物中的重金属污染程度和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哈素海表层沉积物中的重金属Cu、Zn、Pb、Cr、Cd、Hg和As平均质量比分别为32.29 mg/kg、128.10 mg/kg、28.25 mg/kg、77.14 mg/kg、0.05 mg/kg、0.04 mg/kg和13.76 mg/kg。在湖泊西南部,表层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较高,特别是在湖泊入水量最大的民生渠入水口处;在湖泊东北部,表层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中等或偏低。以生态危害临界值(TEL)标准为参考值,哈素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Cu、Zn、Pb、Cr、Hg和As含量都超标,Cr和As含量超标较严重,Cu、Zn、Cr、As、Pb、Hg和Cd的重金属单因子污染地累积指数依次减小。在20个采样点中,位于湖泊中北部和南部的采样点S6、S18和S20表层沉积物处于中等生态风险,其它17个采样点处于轻微生态风险。生态风险预警指数平均值为5.38,湖泊北部和东部的采样点S2和S11属于轻度重金属生态风险警告,位于湖泊中南部的采样点S14、S15、S17和S19属于中度重金属生态风险警告,其它14个采样点都属于重度重金属生态风险警告,说明哈素海存在重金属污染的生态风险。虽然表层沉积物中的重金属Hg含量并未超标,但由于其生态毒性非常大,不能忽视其污染。因此,应该对哈素海的重金属污染予以重视,特别是As、Cr和Hg污染。     

衡水湖湿地底泥重金属污染及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测定了衡水湖湿地20个采样点底泥中的7种重金属含量,并与环境背景值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衡水湖湿地底泥中的Hg含量普遍高于环境背景值,为衡水湖湿地底泥中主要富集的重金属元素,而Cr和Cd基本无富集。用地积累指数、某种重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系数和多种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评价了各个采样点的污染程度和潜在生态风险。结果表明,Hg为高风险元素,底泥中重金属污染主要以Hg为主;衡水湖湖内大部分地区的潜在生态风险相对较低,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最高处为魏屯闸,然后依次为南关闸、106国道、大赵闸和湖内岛,核心区的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最小。另外,还对魏屯闸处的3个采样点的多种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值进行了讨论。     

格尔木河水质现状及生态风险评估

为了解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格尔木河流域水体中痕量元素分布、水环境质量现状和生态风险,对格尔木河9个采样点水样21种痕量元素的分布及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以Cu、Zn、Hg、Cd、Cr和Pb为目标重金属,评估了格尔木河水质现状及生态风险。结果表明:重金属Pb浓度在所有水样中均低于检出限,其它痕量元素浓度在0.001(Cd)～6297.013(Sr)μg·L~(-1)范围变化。根据相关性分析,推测格尔木河水体中Li、Sc、Ti、V、Cu、Ge、Rb、Sr、Mo、Cd来源可能相同。采样点水样6种重金属浓度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I类的标准。采用5种方法评价了格尔木河水质现状,研究区水质处于无污染的理想状态。格尔木河重金属引发的潜在生态风险处于低风险水平(生态风险指数变化范围为0.35～0.68)。     

上海市公园灰尘Hg、As污染特征及其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解上海市公园灰尘中Hg和As的污染特征和潜在的健康风险,于2013年6月,在上海市的18个公园采集了路面灰尘样品,测定了Hg、As含量,运用地累积指数法和健康风险评价模型(CDI),分析了灰尘中Hg、As的污染水平和不同暴露途径的健康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公园灰尘中Hg的浓度为0.07~3.75mg/kg,As的浓度为3.71~157.18mg/kg,平均值分别为0.43mg/kg和23.26mg/kg。根据污染评价结果,上海市公园灰尘中Hg和As含量总体上都属于轻度污染,其中西南地区污染严重,并且郊区污染大于市区。由CDI模型,上海市公园灰尘中Hg和As的非致癌风险系数为Hg 3.15×10-2、As 3.9×10-1,都小于1,属于风险较小的情况。而As的致癌风险为1.1×10-8,在致癌风险阀值控制范围之内,表明致癌风险比较低。     

格尔木河水质现状及生态风险评估

为了了解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格尔木河流域水体中痕量元素分布、水环境质量现状和生态风险,对格尔木河9个采样点水样21种痕量元素的分布及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以Cu、Zn、Hg、Cd、Cr和Pb为目标重金属,评估了格尔木河水质现状及生态风险。结果表明：重金属Pb浓度在所有水样中均低于检出限,其它痕量元素浓度在0.001(Cd) ~ 6297.013(Sr) μg?L<sub><sup>-1</sup></sub>范围变化。根据相关性分析,推测格尔木河水体中Li、Sc、Ti、V、Cu、Ge、Rb、Sr、Mo、Cd来源可能相同。采样点水样6种重金属浓度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I类的标准。采用5种方法评价了格尔木河水质现状,结果表明研究区水质处于无污染的理想状态。格尔木河重金属引发的潜在生态风险处于低风险水平(生态风险指数变化范围为0.35~0.68)。     

衡水湖底泥中7种重金属元素含量的分布及其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于2018年6月25～27日,在河北省衡水湖设置了22个采样点,采集0～50 cm深度的底泥样品,测定底泥样品中的7种重金属元素含量;并采用地累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对7种重金属元素潜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衡水湖底泥中的7种重金属元素Cd、Hg、As、Pb、Cr、Cu和Zn的质量比分别为0.046～0.290 mg/kg、0.010～0.064 mg/kg、4.31～10.70 mg/kg、11.7～29.5 mg/kg、48.5～87.5 mg/kg、10.7～24.7 mg/kg和35.2～198.0 mg/kg;在22个采样点中,有9个采样点底泥中的Cd元素含量的地累积指数大于0,即这9个采样点存在轻微的Cd污染,处于轻微危害等级;每种重金属元素含量分别与其它大多数金属元素含量显著相关,表明这些重金属元素可能具有同源性,各重金属元素含量都分别与底泥中的有机质、全氮含量显著相关,Hg、Pb和Zn元素含量与全磷含量显著相关;衡水湖底泥中的7种重金属元素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为90.23,表明衡水湖底泥中的重金属元素存在轻微的潜在生态风险。     

宁夏沙湖水质评价及水污染特征

为了研究宁夏沙湖的水质状况,于2018年4月18日(春季)、7月22日(夏季)、10月25日(秋季)和2019年1月23日(冬季),在宁夏沙湖设置了9个采样点,采集水样,测定水质指标;采用综合污染指数法,对沙湖水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宁夏沙湖各采样点的综合污染指数为0.770～0.951,各采样点水体都为中污染水体;污染沙湖水体的主要污染物类型为化合氨、有机化合物、无机和有机氮、磷酸盐。     

四川盆地气田水及开发利用展望

四川盆地天然气和气田水开发历史悠久。气田水具分布广、产层多、低孔渗、高承压、品质优、资源富和气水同产等特点。气田水不同程度的富含溴、碘、钾、硼、锂、铷等多种有用元素,含量多超出开采利用品位,为优质液态矿产资源,经济价值极高,综合开发利用将为国家提供多种紧缺的无机化工原料,同时对弥补我国钾盐资源短缺具有重要意义,并可促进天然气的开发     

模糊综合评价-聚类复合模型在地下水质评价与分区中的应用

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评价结果具有模糊性，简单依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评价结果存在不足，笔者提出了模糊综合评价与模糊聚类分析相结合进行地下水质评价与分区的复合模型，并以MATLAB为平台开发了模型计算的常用函数。尝试将模型应用于抚州市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与分区，取得良好结果。     

基于社会水循环概念的水资源管理理论探讨

在剖析目前水资源管理定义之缺陷的基础上,引入社会水循环概念,提出了水资源管理的定义:水资源管理是以构建良性社会水循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的,政府有关部门依据水法调控社会水循环各循环要素所实施的行政管理。并依据社会水循环的概念框架,简要阐述了水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     

江汉平原湿地水系统综合评价与水资源管理探讨

江汉平原分布着由河流湖泊-沼泽-沼泽型水稻土-潜育型水稻土组成的湿地系统。江汉平原湿地在蓄水滞洪、调节气候、水质净化、维持生物多样性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探讨江汉平原湿地水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利用湿地水资源和实施科学水管理的途径,首先要对水资源和水环境进行积极的保护;其次积极实施退田还湖,增强江汉平原湿地的调蓄洪水能力,减轻洪涝灾害损失;其三是建立江汉平原水环境安全调控体系;最后将江汉平原湿地水系统管理纳入整个长江中游及长江流域的统一管理与规划之中,进行总体协调与管理。     

Water demand management and the quest for sustainability

This paper problematises positivist framings of water demand management (WDM) that define the average‐water‐user. Through a situated, case‐study account undertaken in suburban Auckland, we highlight variable social and cultural underpinnings of domestic water use. Activities that are commonly the focus of WDM are shown to be embedded elements of life around which relationships, affects and futures are woven. As a consequence, myopically focusing on the technical–managerial mediation of what are socionatural relations reduces prospects to achieve intended policy outcomes. Reframing WDM as a hydrosocial process provides a basis for water providers to develop more culturally appropriate water management.     

论水权的性质及构成

水权的客体、性质和权能结构可从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法律属性三方面进行分析。水权是自然资源产权，水权的客体是水资源而非水产品，即生态用水之外的部分水资源。水权是具有公权色彩的私权，是符合物权属性基本前提下的准物权。我国水资源为国家所有，在水权权系构成中，水资源所有权是第一位的权利。水资源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如占有权、使用权、部分收益权、部分处分权等可与所有权相分离并进行流转，从而形成水权市场和水权交易制度。在我国，水资源使用权即是取水权，根据取水方式的差异，包括汲水权、引水权、蓄水权等；根据水资源使用方式的差异，则包括灌溉权、经营权、饮用权等。本文认为，水域(水面)使用权、排水权、水资源分配权等不属于水权的范畴。     

水权制度冲突与水资源安全

威胁我国水资源安全的根源在于社会转型期的水权制度冲突,主要表现在：水资源的权属冲突、管理体制冲突、取水许可制度与水权交易的冲突、收益分配权的冲突、“以人为本”原则与水资源承载力的冲突等。解决制度冲突的最佳的、也是唯一的途径是实施制度创新。     

尼罗河水资源与水冲突

自从阿斯旺高坝建成以来的30年间，尼罗河水资源供需矛盾继续存在。第一期琼格莱工程搁置，使尼罗河增水计划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实现。流域各国之间水冲突时有发生，构成影响东北非洲地区政局稳定的不容忽视的因素。有关各国在流域合作框架内，通过平等协商，努力减少矛盾和冲突，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水空间管理与水资源的可持续性

水资源的赋存需要特定的空间结构,水空间对于维系水资源系统的完整性、保障水循环和水资源的可再生能力、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人类活动极大地干扰了地球表层系统,水空间结构遭到严重破坏,破坏了水资源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水空间的丧失极大地改变了流域尺度上的水循环过程,加剧了水资源的负均衡性。科学规划水空间,建立水资源安全的水空间格局和预警系统,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保障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