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大学生旅游行为实证研究——以重庆市女大学生为例

女大学生旅游市场是整个旅游市场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把握女大学生旅游行为是开发女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前提与基础。根据对重庆市在校女大学生的出游意愿、旅游决策行为和旅游消费行为的分析,提出了女大学生的旅游行为具有如下特点：（1）出游动机以休闲动机或精神动机为主,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2）偏好自然风景区和民族风情区。（3）多是在假期出游并采取结伴出游的方式。（4）注重通过人际交往和书刊杂志获取旅游信息,并与人商量决定。（5）旅游花费主要来自家庭,但呈现多元化特点。     

信息技术影响下城市休闲空间生产机理及特征演变研究

信息技术的扩散与渗透对城市居民的休闲价值观、休闲方式及具体的休闲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以信息终端为工具的网络休闲活动的出现以及传统休闲活动的网络化组织是这种影响的主要表现。虚拟休闲空间的产生、传统实体空间的休闲化及城市休闲空间泛化则是这种影响的空间结果。主要从技术社会形态更替和行动者网络的理论视角分析了信息技术影响下城市休闲空间的生产机理:技术进步是物质动力,群体价值观念转变是思想动力,新价值观行动者网络是行为动力,技术社会形态更替是根本动力。在此基础上分析认为,信息技术影响下城市休闲空间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虚拟化、移动化与破碎化、复合化。     

广州市职业女性休闲障碍因素分析及其整合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对广州市职业女性的休闲生活状况进行系统调查,深入分析了该群体休闲的障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自身障碍仍影响现代职业女性的休闲生活;结构障碍构成职业女性休闲活动的主要障碍,其中受时间制约程度最大;人际障碍未对职业女性休闲产生负面影响,广州市职业女性偏向物质休闲;职业女性休闲障碍因年龄、婚姻状况、学历、职业类型等不同存在显著差异。高学历女性享有较多的休闲时间。     

成都市民消费结构与休闲活动关系研究

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会影响其休闲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方式，消费态度和休闲时空结构，文章以成都市7个城区歌舞，茶棋牌，电影及城市公园休闲活动调查为基础，探讨了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变化与休闲活动特征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变对歌舞，茶棋牌娱乐活动影响最大。     

广州不同阶层城市居民日常家外休闲行为时空间特征

以2013年广州市居民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休闲活动频次及时长、休闲活动的时间集聚、距离分布、时空分布密度和时空集聚特征等方面分析不同阶层居民休闲活动特征。研究发现:居民工作日家外活动以生存型为主,休息日以休闲型为主,高阶层居民比低阶层居民在工作日休闲活动时间长,休息日活动频次高;居民在工作日的休闲活动受生存型活动时空约束明显,各阶层在休息日的休闲活动持续时间明显增长,主要集聚于近距离;居民休闲活动大部分集中于中心城区,工作日早晚活动空间变化大于休息日;低阶层居民晚间休闲活动集聚范围明显比白天收缩,中高阶层以上居民工作日晚间休闲活动集聚范围明显比休息日收缩。     

肇庆星湖绿道使用状况调查及评价

运用使用状况评价(POE)研究方法,从使用者角度研究城市绿道休闲。通过调查绿道使用者各类休闲活动、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分析等形式,归纳总结肇庆星湖绿道的使用规律和基本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城市绿道休闲时间分布为夜间多于白天,节假日多于工作日;2)城市居民每周使用绿道休闲频度偏低;3)绿道休闲空间分布冷热点明显,毗邻商业区和老城区的绿道使用率较高;4)绿道休闲活动类型较多,休闲散步和体育健身所占比例大。基于上述研究结果,进一步针对城市绿道休闲进行了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社区分异视角下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常休闲行为的影响——以合肥市为例

选取合肥市为案例地,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不同类型社区中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休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社区中,老年人的休闲活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休闲频率最高,公租房社区最低;大部分老年人休闲活动频率为每周≥3 d,且以散步、跳广场舞、打牌等低强度活动为主。2）在感知建成环境变量中,对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感知与单位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存在正相关;而对社区治安的评价仅对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表现出积极影响;居住在公租房社区中的老年人对社区交通便捷度的感知与其日常休闲行为间存在正相关。3）在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土地混合利用度与老年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的关系在单位房社区表现为正相关,但在公租房社区呈现负相关;离最近公交站距离越远,商品房和公租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频率越低;交叉路口的密度对老年人日常休闲行为的负向影响仅表现在单位房社区。4）建成环境对不同休闲频率的老年人表现出差异化影响,单位房社区中,社区治安、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和土地混合利用度对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负向影响,对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正向影响,而交叉路口密度的作用方向正好相反;商品房社区中,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与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负向关联,与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正向关联,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与二者的关系恰好相反;公租房社区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与社区交通便捷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与土地混合利用度和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而中等休闲频率的老年人正好相反,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仅受到社区交通便捷度的积极影响。     

独立书店消费者的休闲涉入和地方依恋研究

以广州1200bookshop为例,采用涉入量表和地方依恋量表,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文本分析探讨独立书店文化消费者的休闲涉入和地方依恋的关系。研究表明：（1）休闲涉入只有中心性对地方依恋的每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对地方依赖的影响大于地方认同;（2）吸引力对地方依赖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自我表现对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文化消费者对1200bookshop的地方依恋特征主要是功能性依赖和精神性认同。研究将“休闲涉入-地方依恋”模型迁移到城市日常休闲活动空间,验证并修正了该模型,拓展了该模型的适用范围,同时也为独立书店的经营和发展模式提供实践支持。     

邻里建成环境对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空差异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休闲行为的产生条件一直受到国内外地理学者的重视,邻里建成环境作为结构性制约因素,在休闲行为研究的交叉学科中开始受到重视,但是关注其对休闲行为影响的时间差异的研究严重不足;此外相关研究多从是否产生休闲行为或活动量的角度去验证,缺乏建成环境对休闲空间特征影响的衡量。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以广州市为案例地,结合居民的出行活动日志调查与人口普查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建筑POI普查数据,探讨居民休闲行为时空特征及居住地的邻里建成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呈现出高度集中特征,高度集中于12:00~14:00,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12:00~14:00、4 km内;休息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集聚的集中性减弱,活动持续时间增长;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9:00~20:00、1 km内。邻里建成环境的不同维度指标对休闲活动距离的作用时段与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工作日上午并无影响显著的因素;中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商业中心可达性的负向影响;下午,休闲距离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休息日上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的负向影响;中午,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公交站点数和到最近开敞空间距离的负向影响,土地利用混合度则是呈现先正向后负向的影响;下午,受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公交站点数的负向影响、休闲设施数量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休息日是休闲机会和时间成本作用占主导,工作日是休闲环境作用占主导。     

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以阿拉善沙漠e族英雄会为例

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正在兴起，并对地方经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以阿拉善沙漠e族英雄会为例，结合问卷调查和地理探测器，探究了沙漠非传统节事游客出游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并为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1）亚文化群体是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主导者，具有亚文化性、团体性、爆发性和跨地域性特征。（2）影响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推力因素依次为社交和休闲 > 附带出游 > 求新求异 > 寻求亚文化归属；拉力因素依次为亚文化主题活动 > 商品展销 > 英雄会文化 > 地域文化，推、拉力驱动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并呈双因子非线性增强，形成“T （推力）激发旅游需要—L （拉力）催生旅游动机—T、L共同促成旅游行为”的驱动过程。（3）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流的产生一般要在推力和拉力的相互作用下经历旅游需要—旅游动机—旅游需求—旅游决策—旅游行为5个阶段。     

基于通勤时间细分的通勤满意度影响路径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以昆明市为案例,将通勤个体的实际通勤时间与理想通勤时间、通勤时间容忍阈值比较后,细分出3类通勤时间异质群体,揭示人们对通勤时间的实际感知与理想偏好、容忍阈值的匹配程度对通勤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通勤时间在理想通勤时间之内的样本(群体1)的通勤满意度最高,而实际通勤时间超过容忍阈值的样本(群体3)的通勤满意度最低;采用不同出行方式去上班的通勤人群的通勤满意度差异明显,且他们的满意度在3类通勤时间细分群体下的分布特征不一致。构建路径分析模型,以实际通勤时间在理想值和容忍阈值之间的样本(群体2)为参照,群体1的通勤满意度更高的可能性更大,而群体3的通勤满意度更低的可能性更大;通勤方式对通勤满意度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通过通勤时间细分变量对通勤满意度有间接效应;工作位置越靠近主城区,通勤满意度越高。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大都市郊区居民日常休闲特征——以北京市上地—清河地区为例

在郊区化和休闲大众化的背景下,休闲成为衡量郊区生活方式、提升郊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侧面。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将居民划分为单身、新婚、满巢Ⅰ、满巢Ⅱ和空巢5个阶段,通过对2012年北京市上地—清河地区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的方差分析,剖析家庭生命周期对日常休闲行为的影响。乘坐公共交通与朋友一起进行购物、KTV和看电影等娱乐活动是单身阶段的主流休闲方式;家庭成员成为婚后阶段休闲的主要同伴;孩子出生以后,私家车出行成为满巢Ⅰ阶段的主要交通方式,每次休闲的平均时间变长;满巢Ⅱ阶段,参与体育锻炼的郊区居民变多;空巢阶段的居民以自然型休闲活动为主,在社区内休闲的比例上升,与家庭成员一起休闲的比例降低。     

生命周期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体力活动的影响

近年来，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体力活动的影响受到广泛的关注，但这种影响对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居民来说是否存在差异需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广州市居民划分为无子阶段、满巢阶段Ⅰ、满巢阶段Ⅱ、空巢期四个阶段，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研究建成环境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居民休闲体力活动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1）各阶段居民散步、中等强度、高强度休闲体力活动的频率和时间差异显著，但休闲体力活动水平无明显差异。（2）由于各阶段居民生活方式和休闲行为不同，建成环境对其休闲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各阶段居民都受到康体设施密度的正向影响。此外，无子阶段居民偏好多样化且中高强度休闲体力活动，因此受POI密度和交叉口密度正向影响较大。满巢阶段Ⅰ与满巢阶段Ⅱ的居民受到家庭束缚较大，受建成环境影响较小。空巢期居民偏好于散步，受土地利用多样性的正向影响较大，土地利用多样性高的地区，空巢期居民出门活动的几率更高。考虑到各阶段人群特征及需求差异，应采取差异化的建成环境改善措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供给。     

广州地铁站点交通流特征与居民地铁出行的人群分异

基于广州地铁交通流的始发地（Origin）—目的地（Destination）（OD分析）,运用出行成本（距离/时间）、集中出行距离区间等指标对地铁站点交通流特征及居民地铁出行的人群分异进行刻画。结果表明：1）地铁站点随出行距离增加的乘客累积比例呈“S”型曲线变化,广州地铁站点的平均出行成本约为14.04 km（20.48 min）,并由中心向外逐层增加约4 km（5 min）和13 km（10 min）,周末平均出行成本略高于工作日。2）广州地铁出行的集中距离区间为8.55~26.61 km,在该出行距离范围内的乘客量占总数的71.88%;周末出行集中距离区间宽度变窄,但乘客量的集中比例却有所下降。3）社会弱势群体如女性、老年人、固定上下班的大学以上学历人群、办事人员、商服人员等是地铁潜在客流的主要构成群体;不同人群的地铁平均出行距离出现分化,其中出行需求小、出行能力偏弱的群体平均出行距离较短,出行需求大的群体平均出行距离普遍较长;除个别人群外站点集中出行距离区间相对差异不大。     

经济欠发达地区县级城镇居民休闲活动空间结构分析

以县级城镇蒙自为例,通过对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的分析,找出县级城镇居民工作日和休息日休闲活动的空间结构特征,并从居民的年龄、经济收入、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等人口社会特征角度,探讨其对休闲活动的空间结构的影响.此结论可以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县级城镇进行城市休闲设施的供给和空间布局提供理论依据.     

城市居民休闲与主观幸福感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面临转型,探讨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休闲与幸福感是新时代城市地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结合休闲的时间与空间要素,构建“休闲-幸福感”理论模型,以广州市为例,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城市居民休闲行为和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均会对城市居民的休闲参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休闲时间的影响更大;休闲时间、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休闲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而休闲满意度则受到休闲时间、休闲空间和休闲参与的影响;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是建立休闲与幸福感内在联系的重要中介机制。     

转型期城市居民公园游憩动机及其行为特征——以南京玄武湖公园为例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社会文化的转型,人们的日常游憩需求日益增强并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公园作为城市公共游憩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居民日常休闲游憩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深入分析和探讨城市居民的公园游憩动机及行为特征,对于城市公园开发、建设及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以南京大型综合性城市公园——玄武湖公园为例,依据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居民公园游憩动机类型及其行为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居民公园游憩动机主要包括个人爱好与交际、接近自然与放松、情感交流和消磨时间;在动机分析的基础上将公园游憩者分为接近自然类、休闲放松类、消遣爱好类和情感交流类4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公园游憩者在人口属性特征和游憩行为特征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游憩者行为特征与偏好为导向的城市公园规划管理对策与建议。     

外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黄土高原农户生活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基于外部社会资本视角,选取黄土高原典型农区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探讨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及生活满意度差异,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地四种类型农户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表现出多种生计方式并存的农户类型高于单一生计方式为主的农户。（2）当地农户生活满意度水平整体较低。（3）农户社会资本存量对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共同愿景均是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因素;此外,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首要社会资本因子各不相同,分别为社会互动（纯农型）、社会网络（农兼型）、信任（兼农型、非农型）。     

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以三亚市为案例地,通过爬取六类旅游休闲业态POI数据,综合利用最邻近距离指数、核密度估计、多空间聚类、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技术,深入挖掘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业态总体数量及特征空间尺度急剧上升,分布格局呈“极核-轴线-面域”分布形态;主要集聚于三亚湾度假区,散布周边临海区域,且集聚程度随空间尺度的增大呈先增后减态势（;2）各类旅游休闲业态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其中购物、住宿、餐饮业态与总体集聚特征呈现高度一致性,各类业态集聚分布特征显著不同且尺度依赖性明显,其中旅游景点业态集聚程度随时间距离的增加不断减小,其余业态均先增后减（;3）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的形成是由政策引导城市发展决定的,即在旅游休闲需求升级与城市发展的转型升级的双向推动下,从经济水平、人口特征、交通条件及资源禀赋四个方面影响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演变格局。     

基于POI的城市休闲空间格局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基于百度POI数据，运用Ripley’s 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乌鲁木齐市公共休闲设施空间布局进行研究，总结城市休闲空间的格局特征，进而探讨休闲空间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乌鲁木齐休闲设施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向心集聚性。（2）各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表现出不同的集聚倾向，娱乐类、购物类、健身类三类休闲设施热点区主要布局在主城区以内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附近，餐饮类休闲设施热点区表现出明显的人口导向特征，旅游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均分布在热门旅游景区附近，文化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于科教文化基地或多民族混居区。（3）乌鲁木齐市休闲空间格局为“圈层+扇形+组团”模式，核心为面状综合型休闲中心，外围为扇形的休闲设施稀少区、组团式多功能休闲区和组团式餐饮休闲区，最外围是休闲设施极少的郊区和组团式旅游休闲区。（4）乌鲁木齐休闲空间与人口空间分布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