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中国经济重心变迁的量化分析——基于人口和城市数据的代用分析

基于历史文献及统计年鉴中的人口和城市数据,采用历史时间断面方法和现代GIS空间分析方法,对过去2 000 a来（公元2—2015年）中国经济重心的变迁轨迹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重心总体上是趋向东南迁移,唐代以前主要向西南移动,北宋以后主要向东南移动,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异先以由南北差异为主,后以东西差异为主;“沈（阳）-兰（州）-西（双版纳）弧线”东南侧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很大程度上可代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2）中国经济重心变迁与其人口重心、城市重心的变迁关系十分密切,3类重心分布区域正是古称“中原”的地区,且3类重心始终位于几何中心的东部,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差异由来久远,且相对稳定。3）中国经济重心变迁受人口格局和城市格局变化的双重制约,随着时间推移,单位人口的经济当量趋于降低,单位城市的经济当量趋于上升,城市经济格局对总体经济格局的影响日益显著。     

近50年来中国经济重心移动路径分析

中国经济重心主要分布在豫皖交界处,1978年前大体位于安徽省西部,1978年后几乎全部分布于河南省东南部;1952～2000年间经济重心移动轨迹呈"士"字型态势发展;近50年来总移动趋势为由北向南,总移动距离为173.14km;每年移动距离和方向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有密切关系。     

1978 年以来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时空差异特征

采用1978年以来近30年中国各地区的能源及经济数据．对中国能源生产、消费重心及GDP重心变化进行了测定。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能源生产、消费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动态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结果表明：①能源生产重心在逐步向西南方向移动．整个移动轨迹近似呈直线变化。揭示了中国能源生产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的差距有所减小．且东西方向差距减小的速度要比南北方向快。②能源消费重心也在向西南方向移动但波动较大．其中1998-2002年重心位置相对稳定．年度位置变化很小．说明各省区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基本相同。③GDP重心在经度和纬度上均有一定的波动性。④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重心的演变轨迹既具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也存在明显的不同。通过与GDP重心的对比分析,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消费密切相关．说明中国GDP增长中能源成本较大。     

中国收费公路基础设施与财务状况的空间格局

收费公路是公路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高等级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20 世纪80 年代初以来,我国收费公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起步探索阶段（1981-1997 年）、快速发展阶段（1998-2003 年）以及规范治理阶段（2004 年以来）。国际比较研究显示,人口、经济总量和国土面积会影响收费公路的规模,而中国收费公路的发展明显偏离了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路网规模过大、空间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总体上,中国收费公路在空间格局上具有显著的反U型结构--东、西部地区收费公路规模均高于中部地区,且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与中国东中西地区依次递减的梯度经济格局不协调。收费公路财务指标的投资、收入和支出具有U型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不一致;但单位公里的收益水平呈现梯型结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大体吻合;投资回收期表明中国收费公路总体具有可行的盈利水平,但省级区域差异较大。     

近20年来中国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及其对比分析

采用近20年来中国各省（市、区）的人口、GDP、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及消费额数据，计算出其各年的重心坐标，定量表示出中国近20年来人口、GDP、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及消费重心的动态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人口、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区域差异的动态变化及其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要素动态演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中国人口重心表现为缓慢地向西南方向移动；GDP、工业、第三产业和消费额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与中国几何中心比较，区域差异在总体上是扩大了；与人口重心相比较，东西方向呈不平衡态势发展，南北方向则开始趋于平衡；而农业重心则表现为无规律性变化。     

中国城市创新重心的时空演变特征

创新重心的演变是创新发展格局变化的直观体现,对透视创新空间发展的规律及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使用中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数据,运用重心分析模型,从移动轨迹、移动方向、移动距离以及与几何中心的偏离等层面分析2001—2016年中国城市创新重心的演变特征,并从区域发展政策、相对创新发展速度、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创新环境4个方面分析创新重心演变的规律及原因。结果表明:2001—2016年中国城市创新重心大体呈现西北—东南—西南—东南向的倒"S"弧形移动轨迹,整体向东南方向移动。创新发展的南北差异导致城市创新发展存在明显的"重心偏离"。区域发展政策、相对创新发展速度、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创新环境的差异是导致中国城市创新重心移动的主要因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对沿线国家及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会产 生重大影响。基于 2000—2015 年“一带一路”沿线 66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开放度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采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00—2015 年“一带一路”沿线开放度 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差异逐渐缩小。（2）开放度的重心在移动方位上分为两个阶段：2000— 2008 年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而 2008 年之后重心逐渐向偏东方向移动。（3）开放度存在明显的空间 差异，西北部开放度较高，而中部和南部开放度相对较低。（4）开放度在全局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 相关性。热点区集中于新加坡和塞浦路斯 2 国，冷点区主要集中在中国、中亚和南亚。（5）动态空间 杜宾模型（DSDM）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陆路交通和港口对开放度均存在长短期效 应以及直接、间接效应。     

近30年来新疆经济重心转移路径

运用空间均值地图演示的方法,研究了新疆近30年以来经济重心的转移问题.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经济重心与中心并不重合,位于其地理重心的东北部,经济重心与地理重心之间的距离总体呈逐年增大趋势;(2)1978-2007年间经济重心移动轨迹由西南向东北呈"S"型态势发展,总方向为东偏北10.49°,总移动距离为103.87 km,其中东西方向移动102.13 km,而南北方向仅移动18.91 km,绝大多数年份的经度向变化大于纬度向变化;(3)新疆经济重心的移动与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密切相关,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发展政策使得新疆经济重心呈现一定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新疆区域经济差异总体是在不断扩大的,建议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应继续向新疆西部、西南部地区倾斜.     

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机制

构建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水平格局,并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二者协调程度的时空演变,探讨城镇化和农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15年,我国东西部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化整体水平有所提升,但区域之间差距逐渐拉大,农村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其变化幅度没有城镇化剧烈,但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发展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区域之间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东部沿海地区耦合协调度较高,西部地区整体较低,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发展耦合协调格局已初步形成。(3)以要素→结构→功能为主线分析了城镇化和农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要素耦合、结构耦合和功能耦合是城镇化和农村发展耦合协调的3个表现层次。     

基于ESDA的福建省私营经济空间格局及其影响机制探析

以2004和2008年福建省各区县私营企业密度为指标变量,以福建省84个县级行政单位为基本单元（金门县除外）,借用ESDA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和GIS技术,通过构造空间权重矩阵,从空间关联的角度探讨福建省私营经济空间异质性、相似性和空间分布模式．研究表明：福建省私营经济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自相关特征,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私营经济发展突出地表现为“双核心”模式,即闽南三角核心和闽江口核心;在私营经济发展格局的动态变化方面,福建私营经济发展东西差距在极化效应的影响下不断加剧;探析私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发现,福建私营经济发展的历史积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完善度以及区域交通便捷度是塑造私营经济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     

东北三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多尺度与多机制研究

基于多尺度与多机制分析框架,采用差异测度及尺度分解指数、ESDA及回归分析等方法,从省级、地级、县级3个尺度分析了2003-2016年东北三省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各尺度区域经济绝对和相对差异均较为明显,呈县级>地级>省级的尺度格局;经济差异总体呈下降趋势,各尺度差异及对总差异贡献率呈市间差异>市内差异>省间差异。② 各尺度区域经济发展呈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关联类型以正相关为主且低-低（LL）型占主导地位,越小的尺度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越明显。③ 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上呈现“两核两带”的格局,即以辽中南和哈长城市群为核心,以哈大轴和东部沿边轴为发展轴带。④ 地理区位与要素禀赋、战略政策与财政扶持、行政分割与等级体制、开放带动与空间优化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于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的演化。     

乡村非农产业时空格局及其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发展乡村非农产业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论文以中国乡镇企业数据代表乡村非农产业,探讨2000—2013年各省份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及其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在乡村非农产业时空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从空间角度和时间角度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乡村非农产业对乡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非农产业变化巨大,时间上发展迅速,但内部差异呈扩大态势;空间分布上东部与中西部存在明显的差距,东部集聚仅在山东、浙江、江苏三省;产业类型构成上,工业占主导地位,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次之,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对工业依赖度更高。② 乡村非农产业对农民收入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在空间上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较中西部地区更高;时间维度上,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促进作用逐渐减弱。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完善乡村制度改革、发展多种产业类型等建议。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推进绿色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中国3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度分析了2008和2013年各行政单元“五化”协调水平、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五化”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②“五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呈“集群化”、“等级化”及“梯度化”特征,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③“五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且区域差异显著,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区域差异较小;“五化”协调发展效率呈“等级化”及“阶梯化”特征,效率值的高低与城市行政级别等级格局基本一致,且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④“五化”协调规模效率较低是导致综合效率低的关键原因;“五化”协调度空间格局的形成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农村空心化综合测度与分区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以土地资源粗放利用、人口过疏化、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空心化现象。论文基于农村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子系统综合评价与层次逐级判断组合研究方法,综合评价了中国县域尺度的农村空心化程度,并进行了地域分区。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空心化地域分异特征明显,高值区集中于北方边境和东部沿海发达县域,两湖平原、中部传统农区空心化也较为突出;低值区集中在南疆地区、青藏高原、西南山区等落后山区。按照土地、人口、经济子系统的交互特征,可将全国划分为新疆经济平稳发展型空心化中低值区等10个农村空心化大区,以及北疆农村空心化出现区等47个亚区。研究结果可为有序、分区、分类推进中国农村空心化整治提供科学支撑。     

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时空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甘肃省87个县区、县级市及自治县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简称“五化”）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结合构建的“五化”协同发展模型,对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的时空分异格局、时空演变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以期为甘肃省各市州科学的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空间差异显著,协同水平呈现出明显的西北高、东南低分布格局;“五化”发展水平和综合水平较低,协同水平总体不高,以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和勉强协同为主,但总体上升幅度较大;“五化”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按其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 >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财政支出 > 地形起伏度 > 城乡居民消费差 > 降水量。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乡村乃至整个城乡地域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分析研究区域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的协调性对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合集成传统地理学调查分析、数量模型模拟及“3S”决策支持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协调转型度模型,基于“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搭建“乡村转型度—综合协调度—协调转型度”三维平台,从“转型”与“协调”视角分析了1990-2009 年间山东省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整体转型速度与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协调性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转型度空间结构逐渐由局部集聚向全局分散转变;综合协调度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转型度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与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不同的耦合特点;② 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与协调转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 和0.61,表明山东省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全面流动促使了其乡村系统的协调转型;③“转型”与“协调”分别代表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量”与“质”,乡村转型发展应秉着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持续稳定推进。     

2010—2020年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演变特征

科学评价并揭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变化规律有助于指导乡村建设活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本文构建包括生产基础、生活设施、公共服务、卫生环境和农业环境5个维度21个指标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对2010—2020年全国、区域及省级尺度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及比较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0年以来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和卫生环境两个维度贡献率最大,农业环境维度贡献最小。② 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地区最低;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快于其他地区,公共服务维度改善最为明显。③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格局呈现“T”字形,东部沿海和长江沿线省份水平高,中西部大多省份在乡村生活设施和卫生环境维度存在短板。各省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相对差距呈缩小趋势,卫生环境维度缩小最为明显。从强化与社会需求结合、补足区域发展短板和协同农业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建议。     

中国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农村发展的空间协同性及影响机制解析

利用综合评价、耦合协调度、空间滞后模型（SLR）等模型,对2000~2010年的中国分县农村综合发展水平及2010年的分县道路交通优势度进行综合测度,解析其两者的空间耦合协同特征,并探索道路交通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分县的农村综合发展水平的东、中、西差异格局未突破,农村综合发展水平整体提升了33.20%。东部地区的农村发展进入优化整合提升阶段,中、西部地区在政策、产业转移、城镇化、工业化等驱动下农村综合水平提升较快,乡村多维空间历经转型重构。② 2010年,县域道路交通优势度呈现出典型的“点-轴”的地域结构特征,存在东、中、西部和交通枢纽中心地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地域差异,其与农村发展水平耦合协同性整体较差,处于轻度失调以下状态占县（区）总数的88.25%,西部地区协调度普遍低于0.40,交通发展与农村发展协同性较好地域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域和道路交通优势极核及轴带的县（区）。 ③ 道路交通等级、密度、可介入性等影响农村综合发展。道路密度对农村发展正向影响较大,国道、省道、县道沿途邻近可进入性强,对农村综合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高速公路和铁路有景观生态学“廓道”性质,空间上起连通作用,结构的不可穿越性,封闭性影响可介入性,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和火车站空间布局对农村发展影响显得尤为重要。④ 地级市交通中心地对农村发展带动影响明显,大城市的强聚集能力易促成周边县区的农村发展“灯下黑”的地域结构特征。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的等级、阶段对农村发展的传导效应及区域交通建设的超前或滞后的科学判断核心理论,将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及乡村地理学亟待关注的重要领域。     

武汉市新城区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及规模等级结构研究

论文以行政村为研究单元,从乡村聚落、土地、人口、经济和人居环境5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位序-规模法则等分析和评价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规模等级结构。结果显示：① 武汉市新城区乡村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明显,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乡村发展水平高的行政村集中分布在黄陂区南部与东西湖区东部的交界处、汉南区东部和江夏区北部,发展水平一般及以下的行政村广泛分布。② 新城区乡村发展规模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且高位次行政村发育不足,中低位序行政村广泛发育,乡村规模较为分散,城镇化水平有待提高。③ 新城区乡村聚落等级体系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并与按市场原则(K=3)分布的中心地理论模型相接近,中心地等级较低。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乡村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化石能源补贴区域分布及改革影响效应研究

从区域分布视角出发,采用价差法估算了中国2006~2015年化石能源补贴量。结果表明：能源补贴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格局,分别为2.72万亿元、1.80万亿元和1.53万亿元;能源补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显著的“俱乐部”现象;取消能源补贴对于中国实现“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可使全国能源强度下降幅度由19.10%提升为22.36%;取消能源补贴的东部地区节能减排效应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敏感程度相对较弱;同时,取消能源补贴会导致居民生活成本不同幅度上涨,其中中部地区居民面临最大的影响,尤其是农村居民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化石能源补贴改革进程中,政府需要加大对中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居民扶持力度,以抵消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