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协整检验和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88年到2008年山东省6DP、FDI和进出口的统计数据，基于VAR模型，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运用Johansen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FDI、进出口均是山东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FDI也与进出口形成长期的单向因果关系。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业绩与潜力的时空差异

回顾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历史,选取10项影响其直接投资潜力的要素指标,构建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进行定量分析认为:(1)广东省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外商直接投资业绩,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总体上呈稳定而缓慢的下降趋势。(2)无论是潜力还是业绩,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一直是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高水平区域,珠江三角洲外商直接投资分散化空间分布趋势主导了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分散化趋势。(3)广东省大部分地市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水平的增长快于潜力水平的提高,但广州、深圳和佛山等中心城市外商直接投资业绩都不同程度地滞后于潜力。     

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英文）

在全球对气候变暖和碳减排日益关注的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1990–2017年的数据,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老挝碳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与老挝碳排放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FDI增长在短期内将会增加老挝的碳排放,FDI与老挝碳排放的关系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变化,即倒"U"型变化。中国是老挝最重要的外商投资国家,老挝是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中国在对老挝当前和未来的投资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老挝资源环境承载力。     

全球背景下台商投资大陆对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选取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等测度指标作为外生变量,使用1991-2014年16个样本国家/地区台商投资流入与流出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大陆不同源地FDI（外商直接投资）与台湾OFDI（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目的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框架,对台商投资大陆（TDI）对两岸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行全方面对比与国际比较。研究表明：① TDI对大陆经济增长存在短期负向,长期正向作用,对台湾经济增长则保持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幅度较大。② TDI在两岸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TDI在大陆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位居第5,即小于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香港的FDI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作用;台湾对大陆投资对台湾本地的经济增长贡献程度最大,即大于美国和东盟位居第1。     

创新政策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按知识基础类型可分为解析型、合成型和象征型,从政策工具维度对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2007—2016年的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以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两个指标量化评估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利用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和检验创新政策环境对异质性知识基础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时空分异显著,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创新政策强度显著提升而协同度明显降低,创新政策强度与协同度均呈楔形空间结构但二者空间异构明显;② 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对FDI区位选择皆有显著的正效应,且随着创新政策协同度的提升区域更有可能成为解析型和合成型FDI区位选择的对象;③ 政府态度、企业进入方式和布局区位对FDI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集聚因素中的商务服务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市人口密度和集聚经济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研究结果对地方政府实施更加本地化的创新政策吸引差异化知识基础的FDI,构建区域竞争优势带来重要启示。     

江苏省区域经济极化及其动力机制定量分析

在分析国内外区域经济极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引用最近的国外区域经济极化有关研究方法,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测度区域经济极化的变量指标,定量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与极化的总体水平与变化特征,并发现：随着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区域极化明显增强,其主要影响因素是区域发展策略、乡村工业化和外商直接投资 (FDI)。分析结果表明：自上而下的动力因子是影响江苏省区域经济极化的最主要方面。在空间上,江苏省区域经济极化明显表现为南北区域的分化与城乡分化两个方面。     

天津市服务业利用外商投资的实证分析

服务业的发展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发达国家普遍呈现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特征。利用外商投资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是加快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通过对天津市服务业发展以及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的分析,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天津经济的增长,同时,还对资本积累、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就业程度及人力资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技术水平进步、就业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提升又将带动天津经济增长。天津市应发挥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优势,发挥天津自贸区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积极承揽国际服务外包。     

空间格局及其经济效应的分析——泛长三角FDI实证

利用锡尔熵指数、相对熵指数和变异系数以及半对数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泛长三角外资直接投资(FDI)的时空分布和变异以及空间格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认为FDI在泛长三角地区时空分布上,呈现总体扩散的趋势;扩散路径是沿"Z"形轴线,形式有接触扩散和等级扩散,2001年后,等级扩散显著。FDI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区际之间效率差别显著;FDI的变异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且区域间差异较大。宏观政策在巩固和扩大泛长三角地区FDI的规模同时,应优化FDI空间格局,着眼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集聚的空间统计分析

运用空间统计和计量经济学Moran I指数法及时空数据(Panel Data)模型分析了中国31个省级区域经济增长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区域经济增长在时空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效应,忽视空间效应将造成模型设定的偏差和计量结果的非科学性;②空间相关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国内贸易及外资等经济活动频繁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31个省域区际经济增长的空间不均衡,空间集聚使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理区位(距离)产生的空间成本降低,但地理特征将深刻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集聚的中心和外围关系;③外商直接投资、国际与区际贸易、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重要,但它却不能轻易改变经济地理的规则,经济增长因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集聚导致了迥然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已成为多个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自Hymer 垄断优势理论诞生以来, FDI 理论发展迅速, 1980 年代前, FDI 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发达国家FDI 行为的研究, 并形 成了FDI 理论主流学说。之后新兴工业化国家FDI 的不断繁盛催生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FDI 理论。但无论发达国 家的主流FDI 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FDI 理论, 都只能在特定范围、特定时期某种程度上解释某些国家(地 区) 的FDI 行为。已有FDI 理论远没有满足现实需求, 系统和成熟的FDI 一般理论框架还有待建立。FDI 区位决策 研究有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两类。局部均衡分析早期注重传统因素对FDI 区位的影响, 近年更关注集聚经济 和区域一体化因素的作用。但如何精确测度集聚经济及将其与传统因素分离还有待深入研究。一般均衡分析理论 上是FDI 区位决策的理想研究框架, 但实际操作中存在缺乏理论基础和恰当的实证规范等问题。     

对外开放对河南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开放与河南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相关性。由于河南的对外开放度还不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河南经济发展还不具备外向型经济的特点。河南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在18个地(市)分布格局都是集中于局部地区,集中程度先增大后减小。这种格局对各地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

尽管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一般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理论,但已有的大量研究却对加深理解FDI的区位选择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成功转型国家,在华FDI区位研究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区位理论和FDI理论两方面梳理FDI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后,回顾并评述了在华FDI区位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其未来发展中需要完善的相关命题。早期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识别;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区尺度,识别出的区位因子主要包括成本、市场、集聚和制度等。FDI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识别东道国区位要素的基础上,已有文献同时也关注了来源国效应、产业特征与企业属性和时间演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对新兴经济体FDI区位模型的一般性讨论,强化“区域—产业—企业”系统研究,并关注基于功能视角的在华FDI(跨国公司)区位研究。     

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入境旅游增长的投资追随效应

利用2006—2016年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入境旅游(FVA)的面板数据,基于分位数回归和空间自相关,分析FDI对中国入境旅游增长的动态效应以及二者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发现:1)中国实际利用"海上丝路"沿线国家FDI对FVA增长表现出正向的促进作用。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FDI对FVA的弹性增长效应在0. 04%～0. 48%的范围浮动。2) FDI对FVA的边际效应存在分位数差异,倒"U"型变化趋势明显。在25%分位点上FDI对FVA增长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之后沿着50%,10%,75%,90%的分位点方向依次减弱。3)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FDI和FVA的空间依赖性特征显著,存在空间集聚态势。2006—2016年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FDI和FVA的空间关联性不断增强;印度、泰国为入境旅游和投资的增长引擎区,缅甸为滞后发展区。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劳动力质量因素研究

利用1997-2006年我国分省区分年度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拟合混合数据模型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开放度等变量后,劳动力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劳动力质量已成为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外商直接投资技能升级的背景下,区域比较优势已由低成本劳动力转变为高质量劳动力,大力提高劳动力质量是吸引新一轮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措施。     

中国对外贸易和FDI跨地区演变路径与特征

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同时,研究跨地区对外贸易差异性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深层次发展.通过重心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FDI)重心的动态演变路径、经纬度差异性及其互动特征,揭示了对外贸易重心向"东北-西南-东北"方向移动的整体趋势以及由分散走向聚合的经纬度变化特征,阐明了FDI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且FDI重心较对外贸易重心提前同向移动的时间间隔约为3年.研究结论对中国优化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具有一定的政策借鉴意义.     

空间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分析

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空间分布呈现向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基础上,采用动态局部调整模型对1992～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城市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的区位选择,除受到城市区位特性因素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即与城市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呈正相关,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提出了通过产业集群培育和升级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集聚的策略.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定量模型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对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具显著影响,但并非是促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影响变量。大企业调查表明,外资影响通过产业关联在投资地和非投资地扩散,外资对沿海地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有重要促进作用。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全国各省市的比较

以我国东、中、西部有典型代表的10省市与湖南省为研究对象,设定有代表性的区位因素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对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相关因素的横向分析和对比来探讨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条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域的全球化水平和外贸依存度、信息化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状况、地理区位和区位惯性基本上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科技、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上有一定的优势,劣势则表现在外贸依存度、融资能力、工业化发展水平等。     

香港国际直接投资与出入境旅游的关系研究

选择1976—2016年香港国际直接投资和出入境旅游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弹性系数法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香港的国际直接投资和出入境旅游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入境旅游、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入境旅游之间均互为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境旅游之间呈单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香港国际直接投资对出入境旅游均有较好的带动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入境旅游的带动作用大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入境旅游的带动作用。     

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借助Arcgis、GeoDa软件组织和提取空间数据、制图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根据1997-2007年浙江省各县(市)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对其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呈南北分异的空间格局,其分布重心总体上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演变;集聚程度很高,但集中指数有逐年减小趋势;2000年前外商直接投资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2000年后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性;全省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空间格局表现出南北差异在扩大、北北差异和南南差异在缩小的趋势,说明长三角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