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对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整体处于中高等关联水平,人口文化素质和城市化水平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② 自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整体经历了波动上升、平稳下降、缓慢上升的过程;③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均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但是协调水平高低不同;④ 各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变化差异较大,辽宁省两系统的耦合度呈现出与整个东北地区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     

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关联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地质生态环境是承载城市的重要物质基础,与城市发展存在极其复杂的关系,从时间和空间层面上对二者演进趋势、时序规律和空间分异差异进行归纳和认识有助于促进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首先构建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指标评价体系,利用SPSS21.0软件分别获得了1990—2015年重庆市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评价指标的主成分权重系数,及2015年重庆市38个区县若干地质生态环境指标水平与人口密度、人均GDP、城市空间发展强度、工业综合能耗等城市化指标水平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借助关联耦合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层面获得了重庆市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关联度、耦合度和协调度大小。结果表明:经济城市化和绿化生态水平分别对城市化系统和地质生态环境系统的贡献份额最大; 1990—2015年重庆市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关联度、耦合度和协调度从低关联—低水平耦合—严重不协调—城市化发展滞后,过渡到高关联—高水平耦合—高级协调—地质生态环境滞后阶段; 2015年重庆市38个区县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关联度、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存在显著的分区差异,渝西较发达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普遍高于渝东北和渝东南远郊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耦合度、协调度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正确辨识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规律和特征,通过城市规划的主动干预作用,采取适当的城市发展政策和环境保护战略对促进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与都市农业功能交互耦合关系及时空特征分析

城市化与都市农业功能通过交互耦合机制形成复杂系统,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该文在建立交互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耦合度模型探讨西安都市圈城市化与都市农业功能交互耦合关系并从时空角度分析耦合度的演变规律与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化与都市农业功能要素关联度均在0.6之上,耦合关系错综复杂,关系密切。城市经济、消费、交通和科技对都市农业功能影响较大;都市农业食物供给、就业、观光休闲及美化环境功能服务城市化能力最强。2)2000-2011年西安都市圈城市化与都市农业功能耦合度在0.6~0.85之间,时序发展呈现波动性和阶段性特征,总体上,二者在较高水平上趋于协调。3)2011年二者耦合度呈现都市圈西北区域低于东南区域的空间特征,耦合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特征。     

中国省域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耦合特征及驱动因素

通过构建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与经济韧性指数分析1991—2020年中国29个省域经济效率和经济韧性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利用耦合度和Tobit面板模型揭示二者的耦合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省域经济效率呈波动上升态势,经济韧性指数在2008年出现极低值,其余年份在0值上下小幅波动,二者的空间格局变化显著,中高值区均为先扩大后缩小,二者的协同发展状态有所减弱;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度始终处于拮抗时期且呈小幅下降趋势,表现为东部地区>全国>中、西部地区,东西差异特征逐渐明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水平、经济结构、信息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劳动技能水平对经济效率和经济韧性的耦合度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效应,各因素作用方向和结果与地区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有关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关联分析

本文在建立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揭示了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主要因素及耦合关系,并从时空角度对耦合度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系统要素耦合的机制复杂,而且关系密切;耦合度空间分布呈现与人口规模相反的规律,全区可划分为协调、磨合、拮抗和低水平耦合等4种类型。总体而言,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空间分布基本以拮抗类型为主、低水平耦合次之,与1990年相比,2000年的耦合度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耦合度时序变动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波动性。     

山东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非协调耦合关系判别及空间类型研究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重要发展战略,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研究以快速城市化的沿海工业大省山东省为例,通过非协调性耦合模型对1990年~2014年山东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及其非协调耦合过程进行定量分析,并运用GIS测度其空间分布状况,得出以下结论:(1)总体来看,1990年~2014年山东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与资源利用水平较低。(2)1990年~2014年山东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非协调性持续下降,由磨合非协调耦合阶段向拮抗非协调耦合阶段转变。(3)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非协调性耦合度呈鲁东、鲁中地区优于鲁西地区的空间格局。区域自然环境、区域发展阶段、区域技术条件、区域产业结构、环境规制效率、区际关系结构是影响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探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状态,对指导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关联分析

以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耦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出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定量揭示出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的主要因素,并从时空角度分析了区域耦合度的空间分布及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要素之间的耦合是复杂的,总体上表现在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作用和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作用两个方面。通过关联度计算遴选出作用于生态环境的16项城市化指标和影响城市化的10项生态环境指标,它们较为全面反映出系统交互耦合的机理;(2) 中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布基本符合东、中西空间分异的规律。根据耦合度大小并结合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大致将全国省区划分为协调、磨合、拮抗和低水平耦合等4种类型,其中以拮抗类型为主;(3) 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     

西北地区水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系统耦合的时空分异——以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甘肃段为例

水资源是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限制因子,研究西北地区水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系统耦合的时空分异规律,对于区域水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GRA方法,以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甘肃段为例,从时空角度定量揭示了甘肃段水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系统耦合的时空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时间序列上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表现为类似组合"S"型特征;空间上随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耦合度亦表现出与时间序列类似特征;时空耦合度相互印证,说明系统符合"各态遍历假说;"(2)不同阶段甘肃段各城市耦合度表现出较大差异,具有复杂的空间结构:以兰州市为中心向外耦合度"先升高后减小",表明水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系统耦合度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城市自身发展等内部因素,而且与城市之间的区域差异、区域联系等外部因素有关。基于以上认知,在解决区域水资源环境与城市化关系问题时,除有效提高城市水资源环境适应及调控能力之外,还要协调好区域之间的关系,构建区域利益共同体以达到"双赢"的目的,这为落后地区解决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研究

以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目标,建立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灰色关联方法（GRA）,定量评判2005-2015年2系统各要素间的耦合关联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类型进行划分,研究其时空耦合特征。结果表明：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属于中高等关联,科技型人才与财政科技拨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科技金融对进出口贸易具有高度的依赖性;研究期内,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先后经历了波动上升、持续下降、再缓慢上升的过程;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处在初级协调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区域间差异,具有“沿海-长江经济带-内陆”3级阶梯递减的变化规律,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中部高南北低的空间格局。     

陕西省榆林市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时空耦合分析

基于DEA模型、熵权TOPSIS法、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协调指数,研究2005—2015年陕西省榆林市能源效率、经济发展水平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2005—2015年,榆林市能源总体效率呈上升趋势。神木县、靖边县、定边县一直处于DEA有效,但DEA有效的县域数量少于规模报酬递增县域的数量。(2)榆林市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均值呈现先回落后回升态势,且变化幅度较大;南六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北六县的经济发展水平。(3)榆林市绝大部分县域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耦合关系属于低协调分离阶段,但正在向高协调耦合阶段转移。(4)北六县的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协调度明显高于南六县,呈现由南向北逐步递增的规律。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在测度2001—2016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后,运用泰尔指数、重心轨迹、热点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省内差异不断缩小但省域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西北—东南方向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动态演化格局变化不大,历年重心较为稳定,但空间关联范围和离散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从空间的集聚特征来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渐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苏南、浙北等地区集聚,冷点区稳定分布在皖北、皖南和浙南。③ 影响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特征的各因素均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主导着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人口集聚效应对邻近城市城镇化协调水平提升更加明显,充分发挥城镇化高协调区对低协调区的带动作用,实现长三角地区均衡发展。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针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问题,构建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演化综合评价指标,并利用1990—2016年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重心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演化的互动作用关系和时空演化。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间存在较显著的耦合关系;长三角区域各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匹配度均稳步提升,但长三角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够均衡,长三角南部的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稍弱于长三角区域北部的发展;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长三角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南京为轴线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域,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则呈现“Z”字形特征。     

航空客运业与区域经济互动的时空维度——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使用GW相关分析、EOF分析和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基于2005－2018年的航空客运业和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对区域内航空客运业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互动状况的时空维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长三角地区航空客运业与区域经济之间互动关联呈现逆“核心—外围”的圈层分布特征。受上海“虹吸效应”影响,位于长三角核心圈层的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的总体互动关联程度要低于长三角外围圈层的黄山、衢州、徐州、金华、温州等城市;长三角地区18个城市航空客运业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互动关联有一定的滞后性。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后的两年时间里出现了波动变化,互动关联程度降低;相比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航空客运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联程度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反映程度更加强烈。     

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以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为生产要素,非农GDP为经济产出,以中国县级市及其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定量评估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布局及其波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城市技术效率总体呈东高西低、有一定空间外溢的地域性特征。不过,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效率较高城市主要为大城市周边临近小城镇,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尤为显著。同时,近年来中国城市技术效率变化与城市经济效率变化都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经济落后地区优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区域好于大中城市区域。不过,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效率变化的高值区域主要集聚于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等主要城镇化区域,而大中城市规模效率增长状况整体上也好于中小城市。另外,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效率波动受制于城镇产业模式、政府经济策略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城镇化进程,而城市规模也有非线性的影响作用,而地方政府大力依赖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并不能有效推动城市经济效率趋于提高态势。     

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投入要素的经济溢出效应及趋同格局

近年来,城市创新投入要素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不断增加。论文基于2010—2017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空间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与马尔可夫链等方法,测度创新投入要素的经济溢出效应并揭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创新外溢对区域经济趋同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对城市自身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直接效应,创新投入的溢出效应显著且大于其直接效应,而创新产出的溢出效应不显著;② 受创新投入要素影响,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但毗邻不同创新投入类型的城市对本地经济增长呈现出“高促进、低抑制”的态势;③ 长三角一体化经济格局呈现由中心区高水平趋同向外围低水平趋同转变的特征,且具有明显的空间转移惰性,创新投入外溢作用将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马太效应”;④ 经济增长类型转移的城市集中于省域边界,在局部溢出作用下表现出复杂的转移机理。基于创新局部外溢促进经济俱乐部趋同的分析结果,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研究

以2003—2016年的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三角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时空变化特征,运用STIRPAT模型探讨城镇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结果表明:① 2003—2016年,长三角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均有提升,且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大于生态环境质量。长三角形成以上海、南京和杭州为中心的城镇化水平高值集聚,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提升明显且空间差异小。② 长三角城镇化明显改善本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对相邻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本城市而言,多维的城镇化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层面疏解生态环境压力,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优化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人口集聚和结构优化为特征的人口城镇化,促进消耗集中、排放集中,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和污染治理效率。以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城镇化,通过产业集中布局和创造经济效益,在资源配置和污染治理上发挥集聚效应,并为生态环境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对相邻城市而言,城市的城镇化“虹吸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城市的产业转型和环境规制会使污染向相邻城市转移,从而对相邻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耦合视角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交互机制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转型,测度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土地和经济三者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索其演化过程的时空动态规律,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科学问题。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测度近16年来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空间变差函数,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的交互过程,探索其城镇化协调空间集聚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伴随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人口、土地和经济”总体和两两耦合协调度演化均呈稳步提升的趋同现象;②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程度逐年增强,空间关联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极独大、三角核心、周边低平”的空间形态;③ 从各个城市的城镇化耦合水平跃迁路径来看,大多呈协同增长态势,表明城市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④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从稳定和均衡→极化集聚状态的演变动力主要来自于土地-经济的交互作用,而从极化→均衡状态的演变动力更多地来自于人口-土地的交互作用。城镇化协调度的交互过程及机制研究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和长三角城市群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调控方向。     

江苏交通可达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测度——基于空间计量视角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是交通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但现有研究对于两者的内在关系仍存较多争议。鉴于此,将可达性不同概念纳入空间计量模型,构建包含可达性与经济变化的二阶空间滞后模型,试图从空间计量视角探讨可达性变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研究显示：交通建设扩大了长江南北可达性的绝对差距,增强了长三角江苏部分城镇间的凝聚力,使苏中地区顺利融入长三角;在江苏“十一五”期间,交通建设并没有促进经济发达城镇带动周边城镇发展,但是交通建设改善了城镇发展环境,对经济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在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应注意交通建设对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效益。     

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 耦合协调性与驱动因子分析

运用熵值法对长江流域2008年、2013年及2018年3个时期105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水平进行多维评测;依托ArcGIS平台分析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耦合协调性的时空集聚模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挖掘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显著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格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中等协调及以上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南昌、贵阳、昆明等地。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藏东—川西—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南岭地区等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模式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4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出4种空间集聚类型的拟合模型,决定系数R²均大于0.800。立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对全球变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发展科学问题的思考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必由之路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国策。在全球变化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估并预测气候变化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阐释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和适应模式,进而提出适应全球变化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策略,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长三角位于中国地势第三级阶梯的海岸带,海陆交互作用显著,是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剧烈相互作用的典型区域。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气候效应最强,水旱灾害、地面沉降、海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对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目前尚未作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制约长三角的发展,长三角地区的城镇格局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对该问题的回答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必须解决的难题,将直接决定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事业的成败。因此,开展长三角城镇化发展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和适应对策研究,可为国家制定快速城镇化策略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理论方法和科学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