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三省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东北地区作为全国重要老工业基地,在面临新一轮振兴机遇的形势下,人口分布的集疏变化及其驱动因素亟待细致梳理。根据中国第四、第五、第六次分县人口普查资料,运用洛伦兹曲线、人口密度相对变化率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东北地区1990~2010年、176个县域的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10个自然和社会经济指标,使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东北地区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①从总体分布格局变化特征来看,20 a来人口密度始终是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且以省会城市为主的多中心“T”型人口分布空间格局越来越明显;②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口密度经历了从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变化过程,且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所占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占地面积大。人口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即人口密度存在高高、低低集聚现象;③从人口密度变化类型来看,1990~2010年,共80个县域属于快速增加和缓慢增加类型,快速降低和缓慢降低类型的县域共96个,其中辽宁省县域人口密度变化“两极化”现象较为明显;④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同时作用于人口密度变化,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1990~2013年河南省县域人口、经济和粮食生产重心的迁移轨迹与耦合特征——兼议与社会剥夺的关系

基于社会剥夺理论,利用重心计算及空间耦合分析模型,研究了1990~2013年河南省县域人口重心、经济重心、粮食生产重心动态迁移及其空间耦合,并探讨其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23 a来河南省经济、人口及粮食生产重心均在省域几何重心北部变动,空间错位格局日趋显著,变动一致性波动剧烈;2000年前人口重心与粮食重心耦合度较高,2000年后粮食重心与经济重心明显呈东南-西北路径背向偏离,粮食生产对经济重心迁移的影响持续下降,而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耦合度逐步提升;传统农区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粮食主产县区的“粮食与民生倒挂”特征显著。     

边疆旅游地县域旅游经济时空变迁及驱动机制研究——新疆案例

以新疆74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选取多个指标，利用ESDA、ArcGIS和GeoDa等分析方法和手段及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2008—2017年新疆县域单元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地域差异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县域旅游经济集聚特征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态势，彼此之间差异明显，集聚性存在显著的由北向南梯度增强的格局特征。（2）县域旅游经济的“多核心、多条带”分布逐渐形成，但并未改变“北热南冷”的分布格局。（3）受“东北-西南”方向牵引力影响，旅游经济重心轨迹变化呈多个“V”字型重叠分布，也使标准差椭圆的覆盖范围也在此方向上逐渐增大。（4）旅游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是影响县域旅游经济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并非都能促进各县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     

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环境效应的空间分异性与形成机理

中国复杂的自然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调控形成了当前中国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和生态环境质量空间格局。厘清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形成机理对中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价值。以往研究缺乏对中国县域尺度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生态环境效应的空间分异性及形成机理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基于1995—2015年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尝试采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方法测度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并且综合运用重心分析、热点分析工具（Getis-Ord G_i*）和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分析1995—2015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结果如下：① 东部季风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高于青藏高寒区和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生态环境质量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人口和经济集聚的城市群以及省会城市周边地区。研究期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重心持续向西北方向迁移;② 1995—2015年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西藏地区、新疆、重庆、贵州以及位于黄土高原的省份（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以及河南）境内,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省份以及东南部沿海地区省份;③ 土地利用程度对于生态环境质量影响力显著强于其他因子,东部季风区的社会经济和交通区位因子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力强于青藏高寒区、西北干旱区和生态大区过渡带;④ 影响因子之间相互作用主要包括非线性增强作用和双因子增强作用两种类型,以非线性增强作用为主。     

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以甘肃省为例

县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和产业承接载体,对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区域经济格局及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以NICH指数和人均实际GDP为县域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和时空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地理探测。结果表明：2001—2015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基本吻合;就经济发展活力而言,其县域与城区发展不平衡,且经济发展活力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县域经济逆势提升具有很大挑战;经济发展活力冷热点区保持相对稳定,重心向西北倾斜的“哑铃状”空间格局不断强化,热点区呈现明显的“点-轴”发展格局;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主导因子包括工业化水平、经济基础、市场规模,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单一因子的贡献量;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对不同分区主导因子驱动机制的分析,可以为科学制定四大分区县域经济发展定位及地区协调统筹发展提供参考。     

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空间差异分析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甘肃省地处西部,经济发展缓慢,对其农业经济空间的研究具有代表性。采用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统计资料,对全省87个县域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县域农业经济空间差异明显,并且表现出“空间四轴分级布局模式”,呈现“井”型格局。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自然区位与社会经济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的影响。     

长江三角洲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重心、人口密度及相对变化率、空间计量等方法，对长江三角洲人口分布格局演变、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2018年人口重心迁移方向的变化，表征人口分布格局转变，而迁移速度趋缓表征了区域发展向稳态的转变；② 在人口密度分布呈现相对稳定的区域差异基础上，时空演变从2000—2012年上海、苏南显著的增加与苏中、苏北、安徽部分城市的下降，向2012—2018年部分欠发达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转变。③ 空间计量回归表明，在人口集聚的“马太效应”下，驱动因素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市场力量的趋强、政府影响的弱化，另一方面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也带来空间溢出效应的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区域发展均衡性的测度分析

基于GIS方法对1990年以来江苏区域发展的均衡性进行了测度分析。首先,引入区域重心模型,对江苏省几何、人口、经济（GDP）、外资（FDI）等主要重心的时空偏离进行了可视化测算,然后结合相关统计指标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均衡性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1）江苏的经济、外资重心相较人口重心有显著的空间偏离,1990年以来的人口重心呈东南向西北,复向西南,再折回西北的倒U型空间位移趋势,经济重心则一直向南偏东方向位移,而外资重心大致以2003年为拐点,之前大体向南位移,之后逐渐向北偏东位移;（2）江苏省区域经济不均衡性总体在加剧,相对发展速率呈现出南北不均衡,县域和市区不均衡,且苏南、苏中、苏北内部不均衡性各有特点;（3）本世纪发展速率加快的县市主要在苏南和苏中空间范围的四个边角带上,呈＂口＂字型格局,苏北为相对发展速率下降县市的主要分布区;（4）苏南初步形成了东部以苏州无锡为核心的高度发达趋同区和西部的快速发展趋同区,苏北形成了盐城为代表的县域快速成长趋同区和以连云港为代表的县域缓慢发展趋同区。     

1935-2010年中国人口分布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

在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作用下,中国东西部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不平衡的发展态势。采用人口分布结构指数、基尼系数、重心迁移、空间自相关等方法,以中国1935-2010年6期人口普查县级统计数据为数据源,实现人口密度分界线的空间刻画和中国人口分布的时空分析。结果表明：受社会历史、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差异相对明显;尽管人口分布的均衡性发展态势不断增强,但总体空间格局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胡焕庸线至今仍能很好地概括中国人口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空间格局,但该线西侧的甘肃、宁夏、内蒙古等人口密度超过50人/km²的区域面积呈现增长的趋势,且持续向西北扩张。     

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机制

高技能人才迁移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地区创新产出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针对人才迁移数据中蕴含的零膨胀和网络自相关特性,本文将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SF）技术和“两阶段”Hurdle模型结合,构建空间Hurdle引力模型,结合2000—2015年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面板数据,研究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格局和驱动机制。研究结论显示：① 2000—2015年人才迁移的跨省迁移比例先升后降;人才迁移表征出集聚格局,维系了其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随时间推移,人才迁移格局呈现分散趋势,人才空间分布集聚性下降;人才迁移和空间分布均呈现出持续显著的网络与空间自相关性特征。② 引力因素（人口规模、空间距离）、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工资、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平均温差、空气质量）、城市舒适度（医疗及教育公共服务、城市绿化）以及其他因素（社会网络、生活成本、人口密度）共同驱动了跨世纪以来中国省际人才迁移过程。③ 人才迁移可被看作一个“两阶段”过程,影响其迁移概率和迁移规模的因素呈现一定差异。④ 经济增速、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和基础公共服务对人才迁移的影响随时间增强,而工资和城市绿化的影响随时间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地区人才治理及实现地区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江苏省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以江苏省为例,选取人口数及人口密度为研究指标,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通过人口密度、空间自相关、不均衡指数、重心移动及偏移—分享分析,描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江苏省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变趋势。结果表明:近20 年来,江苏省人口密度有“南高北低”的特征,该现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江苏省人口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性,在长江中下游各县市形成空间人口密度高的集聚区域,在苏北平原形成空间人口密度低的集聚区域,随时间推移人口集聚趋势不断减弱;江苏省人口呈不均衡分布状态且不均衡趋势加强,人口重心逐渐向西北方向迁移;江苏省人口增长速度在变慢,集聚人口能力在3 大区域之间有明显差异,苏中相对不足,苏南不断增强而苏北不断减弱。     

陕西省人口分布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人口分布影响因素研究有利于揭示人口分布规律，预判人口分布趋势。基于陕西省区县级人口、经济社会、自然地理等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建模解析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口地域别比率不仅取决于一个特定区县内可观测的经济社会、历史基础、自然地理等外在特征，还取决于该区县不可观测的、模型遗漏的其他共有特征，其中经济与公共服务因子、人口基底因子对人口分布具有最显著的正向解释力，其他因素影响较弱或统计不显著；城市等级可显著强化产业结构、人均收入和地形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研究认为，经济与公共服务因素是优化人口分布的关键，同时需考虑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作用。研究对人口分布优化政策的制定具有参考价值。     

老年人口健康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湖北省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103个县区的60岁及以上人口的自评健康数据,以老年健康率为地区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测度指标,分析了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空间分异显著,老年健康率的高值县区主要是地级市的市辖区,次高值县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域,低值县区则广布于省域边缘。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性,但随着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集聚程度呈下降态势。武汉城区及其周边为HH类型县区集聚区,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则是LL类型县区集聚区。总体上看,湖北省老年健康率的热点区域一直稳定地保持在武汉及其邻近县区,冷点区域也较为稳定地集中于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地区。除历史因素外,地区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因素以及老年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的县际差异是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空间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结果对于促进老年人口健康的区际公平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甘肃省县域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人工神经网络测定

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的理论和方法,构建BP神经网络,评价2009年甘肃省县域城市化水平,将87个县域城市化水平分为5级。对频数分布特征、变异系数、威廉森系数和最大与最小系数的分析表明,甘肃省县域城市化空间分异显著。具体表现为:呈正偏态分布,第三、四级别的县市比例较大;城市化水平发展不均衡,呈现西北—东南差异;经济区内部差异大,表现为西北高、东南低的趋势。利用Spearman’s rho相关分析得出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因素及相关度。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欠发达地区健康资源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医疗卫生资源是健康服务体系的基础和保障,高水平、高均衡性的医疗卫生资源是人民健康的保障。以甘肃省为例,基于卫生资源集聚度和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及分解,分析2010—2017年甘肃省14个市、州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及均衡性的差异,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17年甘肃省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及其均衡性整体上升。(2)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及均衡性分布呈现东南>西北的格局,经济较好的陇中、陇东地区优于其他地区,其中兰州市资源水平及均衡性最高。(3)甘肃省人均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及均衡性要优于地均医疗卫生资源,河西地区由于面积广阔、人口集聚度相对较小,人均均衡性明显优于地均均衡性。(4)甘肃省整体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差异逐渐减小,医疗卫生资源均衡性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同时其区域内差异减小、区域间差异逐渐增大,且河西地区和陇中地区的内部差异是甘肃省整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5)经济水平是影响医疗卫生资源水平的主导因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老龄化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的解释力较高,同时自然因素的解释力逐年上升。     

桂西北喀斯特山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其与自然因素的关系

选择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最小行政单位——乡（镇）为基本单元,利用Lorenz曲线和空间相关分析方法分析桂西北喀斯特山区乡（镇）级尺度下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测自然因素单独和叠加作用后对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强度。结果表明： 乡（镇）级研究尺度下的人口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性特征,呈现一般显著正相关和一定的聚集性; 各自然因素空间分布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研究区西北和中南部没有喀斯特分布的乡镇,人口密度随有利于人类居住因素的增加而增加,但平均人口密度仅79人/km ²。东部和南部有喀斯特分布的乡镇,人口密度与自然因素空间分布并非简单的增减关系,其随喀斯特分布面积的变化呈现起伏波动。 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结果显示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强度最大的为海拔高度,交互探测结果显示,任意两个自然因素叠加交互作用后的影响强度呈现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可见,桂西北喀斯特山区与其他地区类似,海拔高度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但喀斯特山区的河网密度及特有的地质地貌等因素对其人口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催化作用,与其他因素叠加交互作用可进一步加强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陕西省为例

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是揭示土地利用效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土空间开发状态的 重要指标，对其变化进行监测与管治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 段。构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量化模型，以陕西省为例，计算 2000—2015 年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 指数，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揭示其空间格局和演化特征，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 回归（GWR）模型识别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5 年陕西 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内部空间分异显著，高强度区集中在榆林、延安、西安、安 康等地，低强度区集中在咸阳、宝鸡、铜川、商洛、渭南、汉中等地。（2）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呈 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热点区稳定分布在西安市辖区及周边区县，冷点区分布在延安南部、咸 阳、铜川、渭南和汉中等部分区域；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逐步提升的同时，区域开发不平衡现象 日益突显。（3）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水平、财政投入力度、耕地资源和地形条件是影响陕西省建 设用地开发强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但在不同县域其影响程度大小具有显著差异，且个别因素 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     

基于分县尺度的2020-2030年中国未来人口分布简

选取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系统预测了2020年和2030年中国分县人口规模,定量分析了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布局、各地区人口增减变化以及城市群人口集聚度变化。研究认为：①2020-2030年中国未来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东南半壁人口比例会有所减少,西北半壁人口比例会有所增加,但增减变化在0.1%~0.3%之间;②2010-2020年中国有1641个分县单元人口将仍呈增加趋势,占地规模和相应人口都在全国3/4水平,人口增加仍是主要特征;2020-2030年中国人口增加的分县单元将大幅减少到598个,人口减少地区占地规模和相应人口将占3/5以上,人口减少成为普遍现象。③中国21个城市群地区人口总量将由2010年的7.81亿增加到2020年的8.68亿和2030年的9.17亿,相应的人口集聚度也将由2010年的1.99逐步提高到2020年的2.17和2030年的2.33,城市群地区人口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在逐步提高,人口集聚态势更加明显。     

基于GIS的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及景观格局研究——以揭阳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区域空间人口集聚形态的一种表现,是构成乡村聚落景观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其特征的分析研究对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和促进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有重要意义。运用Ripley's K函数和ArcGIS 10.2中的核密度法来研究广东省揭阳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建立河流和道路的缓冲区,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影响居民点空间格局分布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揭阳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属于集聚分布。(2)60%以上的农村居民点集中分布在由榕江、龙江和练江三大水系构成的河网体系周边。(3)农村居民点主要集聚在普宁、榕城、揭东、蓝城和空港经济区的县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