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新石器时代人类聚居遗址分布 与海岸线变迁关系的剖析*

对连云港新石器遗址地貌、洪门钻孔的沉积环境以及古遗址时空分布的研究表明,新石器文化始于7000年前全新世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时期。早期青莲岗文化时期(6800~5900aB.P.)的遗址有8处,主要分布在锦屏山、南云台山和大伊山的丘陵山地边缘的洪积扇阶地上和西北部未遭受海侵影响的丘陵岗地上,洪门钻孔相应地层显示该时期为湖沼陆相环境,海岸线向海推进,该时期海岸线分布在南云台山以东地区;全新世中期最高海面时,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时期(5900~4400aB.P.)的遗址仅发现两处,遗址退缩至锦屏山以西的丘陵岗地上。洪门钻孔的有孔虫组合显示了浅海环境,海岸线在洪门和锦屏山以东;至龙山文化期(4400~3800aB.P.),连云港的古文化发展至新石器时代的顶峰,遗址约15处,其中藤花落遗址处于南云台山与北云台山之间谷地的冲积平原,表明此时期的海岸线退至中云台山以东;龙山文化晚期(3800aB.P.左右)又一次海侵导致盛极一时的龙山文化遗址退缩到锦屏山以西地区,使得连云港地区行将跨入文明门槛的原始文化突然衰落。古环境变化对史前文化的兴衰影响巨大。     

大植物遗存反映的龙山时代山西高原的农业活动与区域差异

山西高原是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时代(公元前2900~1800年)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区域,研究该区域的史前农业发展状况对于理解其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的经济基础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利用系统浮选的方法在山西高原的滹沱河上游、蔚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提取大植物遗存,获得龙山时期数量众多的以农作物为主的炭化植物种子。在山西高原两处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共采集、分析浮选样品218份,发现445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9301粒粟(Setaria italica)、6697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水稻遗存(Oryza sativa)以及18456粒杂草种子。出土的大植物遗存显示,山西高原龙山时期的农业经济是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粟居于主要地位;同时,在山西高原的不同区域农作物结构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在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黍的比例较晋南临汾-运城盆地更高;炭化水稻虽在各个区域均有出土,但在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水稻的比例较晋南临汾-运城盆地要低很多。对山西高原各重要区域考古遗址出土大植物遗存的直接研究,填补了山西高原植物考古工作的空白,对理解山西高原史前社会的经济基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探寻史前人类的农业活动与自然环境、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T XINTALA SITE,XINJIANG,RECONSTRUCTED FROM ARCHAEOLOGICAL PLANT REMAINS

本文选择新疆中部新塔拉剖面为研究对象,运用炭化种子和花粉等植物指标,对新塔拉先民农业活动及其环境效应进行了探讨.新塔拉小麦炭化种子直接测年为3682～3921 cal.aB.P.,指示新塔拉地区早在3800cal.aB.P.左右已有小麦农业,与古墓沟小麦遗存相当,早于小河墓地小麦遗存.研究显示新塔拉在3600～3900cal.aB.P.之间农业活动以小麦种植为主,黍作为辅.新疆地区干旱气候条件下,农业活动尤其是灌溉农业可导致土地盐碱化加剧.土地盐碱化可能是新塔拉地区3600cal.aB.P.以后农业活动减弱的主要原因.     

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生产模式初探

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6000~5500 a B.P.)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文化面貌大范围统一的庙底沟文化,长期以来对于该文化农业生产模式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以植物种子、果壳、木炭等为研究对象的大植物考古研究方法),在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杨官寨遗址和西坡遗址获取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两处遗址共采集、分析了160份浮选样品,共获得3403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597粒粟(Setaria italica),414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大豆(Glycine max)和稻米(Oryza sativa),以及1460粒包括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豆科(Leguminosae)、藜(Chenopodium album)等在内的非农作物遗存.通过两处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结合其他庙底沟时期中原地区遗址植物考古研究显示,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的农业生产模式为较为典型的旱作农业传统,粟、黍类小米为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稻米发现数量虽然很少,但是不论各聚落等级规模,几乎都有发现;大豆仅在个别遗址有发现,并不普及.杂草方面以狗尾草、豆科种子和藜为主,其他杂草数量很少.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一特点与庙底沟文化各遗址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相契合.而通过与周边区域农业特点的比较,又可以观察到该区域的独特性,比如粟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要高于周边其他旱作农业传统区域,也许从一方面也反映了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的古代人群对更为高产粟的需求程度要更高,与其较高的遗址数量、规模和人口密度相符合;而稻米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存在,尽管出土数量都比较有限.通过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与可食用非农作物遗存比例分析,以及相关动物考古研究,庙底沟时期的诸遗址已经明显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推测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因此认为在庙底沟时期的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诸遗址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分析

稻作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关于水稻向南传播的路径和时间节点尚有诸多疑问和缺环。广东茶岭遗址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约4500—3700 cal.a B.P.)。文章综合植硅体、大植物遗存等多方面的证据,来探讨茶岭遗址水稻遗存性质和先民生计方式,并尝试归纳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进程。研究显示,至少在距今4400年前,茶岭先民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稻;新石器时代末期,该聚落的生业经济结构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先民同时从事水稻种植、采集业和狩猎活动来维持生计。商周时期,水稻的种植规模有所扩大,采集业仍是先民食物来源的重要组成。通过对岭南地区的史前水稻遗存梳理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栽培稻开始出现在岭南地区并获得较大发展,分别在距今5000年、4500年前后传入广东和广西地区;此后在4500a B.P.左右遍布粤北石峡文化各遗存中,并沿珠江进一步向岭南内陆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扩散。茶岭遗址发现了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直接测年最早的水稻大植物遗存。该研究打破了珠三角地区史前渔猎采集经济结构模式的固有观念,为进一步了解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新的线索。     

ELEMENT ANALYSIS OF CARBON AND NITROGEN ON CARBONIZED SEEDS FROM DAHECUN SITE

对大河村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炭化种子样品进行了碳、氮元素分析.结果显示这些种子具有相近的元素组成,表明它们系同一种来源.根据这些炭化种子与现代大豆、高粱及人工炭化的大豆、高粱的元素组成的比较,发现它们与大豆的元素组成较为一致,而与高粱数据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发现支持有关大河村种子遗存是大豆的鉴定,说明前人将其鉴定为高粱有误.本研究首次通过元素分析方法对残破古代炭化种子进行鉴定,显示了该方法在植物考古学上的优越性和应用潜力.     

河南新密溱水流域全新世人类文化演化的环境背景研究

溱水流域新石器至夏商时期人类文化发达,且持续发展,是中原地区乃至全国新石器至夏商时期人类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本文在详细野外考察和多个地层剖面分析基础上,初步阐明了区域地貌特征及演化历史.对区域内的柿园仰韶遗址外的自然沉积剖面(34°29.409′N,113°36.933′E)进行了连续采样,并对样品进行了14C年代测定和粒度、磁化率、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合考古遗存资料,探讨了区域全新世气候演变历史.在上述古环境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区域全新世环境与人类文化演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域在地形上,处于嵩山以东至黄淮平原以西的黄土丘陵台地地形区.溱水流域共发育了3级河流阶地:第三级阶地形成于晚更新世末期;第二级阶地形成于大致6000～4000cal.aB.P.时期,下游阶地形成时代较上游早;第一级阶地形成于历史时期晚期.溱水流域全新世早期(8500 ～ 7000cal.aB.P.)气候的暖湿程度与现在相当,仰韶文化时期(7000 ～5000cal.aB.P.)的气候是该地区全新世最为暖湿的时期,龙山文化时期(5000 ～ 4000cal.aB.P.)以来气候的暖湿程度呈波动下降,4000cal.aB.P.以后气候逐渐变干凉.整体上较为暖湿的气候是该地区全新世人类文化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广阔平坦的多级黄土台地和第三级阶地以及广泛分布的黄土沉积物质为新石器以来逐渐发展的旱作农业提供了有利的地貌和土地资源条件.仰韶早期及之前的人类文化遗址分布在第三级阶地和地势更高的黄土台地之上;仰韶中期以后,由于区域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人类聚落有向沿河阶地和下游地区发展的趋势.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史前农业发展的植硅体证据

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对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南部2015~2017年度主发掘区TN14W35探方内油子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5800~4200 a B.P.)的地层土样进行了系统取样分析,并重点对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遗址各文化时期土样中均含有丰富的水稻(Oryza sativa)特征型植硅体,表明稻作农业在屈家岭遗址各阶段先民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实验还在油子岭和屈家岭文化地层发现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植硅体,但从发现数量看,粟类作物在屈家岭遗址先民农作物利用结构中只占据极小的比重.论文通过对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参数测量和鱼鳞状纹饰统计发现,屈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主要属于粳稻类型,且驯化程度在油子岭文化早期时期就已经达到现代栽培稻水平.本文研究揭示了屈家岭遗址先民的农业结构、水稻类型及驯化水平,为了解江汉平原汉水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生业形式与水稻驯化水平等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古人类活动的环境背景分析——植硅体、硅藻等化石证据

长江中下游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期气候环境变化、古人类活动和文化演化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是河姆渡早期文化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章通过对田螺山遗址剖面植硅体、硅藻和炭屑等的分析,探讨了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早期的原始农业和古人类活动的文化环境背景。7000～6600cal.aB.P.期间,植硅体和炭屑含量较低,淡水-半咸水硅藻丰富,推测为淡水或泻湖沉积环境,受海水影响较小;  从6600cal.aB.P.开始,水稻植硅体和炭屑含量增加说明田螺山先人已经开始大量种植水稻;  晚期（约6000cal.aB.P.后）海绵骨针和硅藻海水种含量的增长说明该时期田螺山地区明显受到海水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河姆渡文化早期,田螺山地区就已经开始水稻栽培,原始农业形态基本是以稻作农业为主;  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之前和之后都可能存在相对海面较高或受海水影响的时期,其与河姆渡文化在田螺山地区兴起与消失有着一定的关系。     

从石峁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看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选择

石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农牧交错带中的超大型中心聚落,产生于聚落林立、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文章通过鉴定与分析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地点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大台基等区域浮选所获样品,结合已公布的外城东门、后阳湾等地点的植物遗存鉴定数据,对石峁遗址夏时代早期样品中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综合研究。通过2012~2019年的浮选工作,共获得了187份夏时代早期样品,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共计17816粒,其中农作物遗存8905粒,包括粟、黍、水稻及大豆;非农作物遗存包括非农作物种子和植物果核等共计61种植物,总数为8911粒,分属于禾本科、藜科、豆科、蔷薇科、菊科、蓼科等。结果显示,石峁先民夏时代早期的生业模式以农牧业并重为主、采集狩猎为补充。其中,农业结构以粟黍种植为主,还首次发现了少量水稻、大豆等可能为上层先民与周边地区交流获得的稀有食物;畜牧业中,主要利用胡枝子、草木犀、委陵菜属、冷蒿等饲草喂养黄牛、羊等主要家畜;同时,还存在采集果实等行为。石峁先民生业模式的选择是其人群受所处的农牧交错带环境影响产生的结果,"舍不得农业,离不开牧业"即是石峁先民及地区其他同时期人群的真实写照。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周边聚落的粮食输入及与其他区域中心的文化交流,保障和巩固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石峁遗址的核心地位,并推动了地区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闽江下游白头山遗址稻旱混作农业的植硅体证据

稻作和旱作农业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植物考古和农业考古研究中的热点,闽江下游地区农业开始的时间及其发展过程对农业向南及向台湾传播的路径和时间研究至关重要,然而由于缺少详细的植物考古学工作,迄今为止关于该地区稻作和旱作农业开始的时间仍然是不清楚的。文章对闽江下游新发掘的闽侯县荆溪镇白头山遗址进行了系统的采样,通过考古学研究和14C测定确立了年代框架,对遗址进行了详细的植硅体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白头山遗址主要包含闽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末期的遗存(约5000~3000 cal.a B.P.),该遗址中植硅体类型丰富,自昙石山下层文化时期至黄瓜山文化时期,均发现有水稻特征型植硅体,黍子稃壳植硅体首次出现于昙石山文化层,说明在距今5000年左右稻作农业已经传播到了闽江下游,距今4700年左右的昙石山文化时期地层中黍子的出现则说明旱作农业的传入,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原始农业格局。结合闽江流域及台湾地区其他的植物考古学工作,认为闽江是稻旱农业向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传播的重要通道,研究结果为深入了解闽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构特征提供新的认识,为稻旱混作农业南传的时间及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     

渑池班村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

班村遗址地处河南省汉池县城北60余公里处的南村乡,涧河和黄河在此交汇。遗址座落在黄河南岸的二级阶地,含有裴李岗、仰韶(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战国及唐宋等五个文化层。从该遗址裴李岗文化层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的灰坑中浮选出大量半炭化的植物果实及种子遗存。在裴李岗文化层编号H2033的灰坑中有大量朴树(Celtisof．karaiensis)、山茉英(CornusoNcinalis)的内果皮,棕树(QuercusSp．)的炭化子叶块和紫苏(Perillaffutescens)的小坚果、野大豆(Glycihesaia)的种子。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的H3037灰坑中仅见大量的粟(detaliaitalic     

姚江-宁波平原中全新世海侵事件及古人类活动的快速响应

姚江-宁波平原是新石器河姆渡文化核心分布区,大量考古与古环境研究成果为深入探讨本地区7000年来的人地关系,尤其是新石器遗址文化间歇事件的原因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通过对鱼山遗址地层记录的详细研究以及与区域多个遗址地层的空间对比,并对照该区自河姆渡文化一期以来古人类遗址的时空迁移过程,总结新石器文化演进中的海侵事件,并分析其与文化间歇的内在联系,初步认识如下:1)鱼山遗址从山麓到平原,地层记录存在明显差别,因此需要在不同的古地理位置获取剖面进行对比,才能重建更完整的古环境演变过程。2)鱼山遗址记录了2次海水入侵事件,分别发生于6300~6000cal.aB.P.和4500~3400cal.aB.P.,这两次事件与区内其他遗址文化层堆积中普遍叠压的自然淤积层或文化层缺失现象具有良好对应关系;研究区另有部分遗址在5400~5300cal.aB.P.也存在海水入侵迹象。3)新石器遗址时空分布呈现阶段性变化,河姆渡文化一、二期,遗址数量少,增幅小,主要分布于山麓缓坡地带,反映海水入侵造成研究区土地资源的局限性。河姆渡文化三、四期的遗址数量显著增加,且向开阔平原地带扩散,表明较稳定的海平面使研究区平原成陆面积增大,古人类对海岸带的利用快速扩张。良渚末期,遗址大幅度减少,直至商周才重新增多,反映持续的海水入侵制约古人类活动强度。上述遗址时空迁移特征反映海岸带古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快速响应。     

鲁中北寿光机械林场遗址的环境与盐业生产活动——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渤海南岸的莱州湾滩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产盐区,分布有众多盐业遗址。其中,山东寿光机械林场遗址是一处东周和宋元时期的盐业遗址,分布有盐灶、盐井和灰坑等遗迹单位。炭化遗存分析结果显示,遗址中农作物种子的数量较少,杂草的种类及数量较为丰富,以藜科、菊科、禾本科、茨藻科为主,并且发现了数量较多的草本植物茎秆,植物比例显示出偏向自然生长的状态,可能与放荒发展草荡以供燃料有关。寿光机械林场在东周时期处于滨海盐生草甸植被分布区,气候较为温和干旱,至宋元时期湿地植物增加。土壤盐碱化的环境特征并不适合发展农业,遗址多为煮盐作坊区,与生活区间可能隔有一定距离,或与官府对盐业的管控有关。先民在煮盐时就地取材,利用周边杂草作为燃料,煮盐集中在秋末、冬季,遗址可能存在季节性利用的特征。有关盐业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的研究相对较少,寿光机械林场遗址炭化遗存分析结果可以为研究煮盐燃料及莱州湾滩地盐业作坊区周边的环境与植物类型提供一些线索。     

更新世末期西辽河上游地区古代环境研究

西辽河地区史前和历史时期文化发达,分别发育了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些文化的兴衰同环境的演变密不可分,旱作农业的起源有可能在西辽河地区。西辽河地区古代环境、与人类文明发生以及演变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本研究将采自赤峰地区红山水库厚度为155cm的自然剖面进行了测年、孢粉和粒度分析,得到晚更新世末期西辽河地区古植被以及古环境资料。粒度分析说明沉积环境可能为河漫滩。孢粉分析结果显示： 晚更新世末期进入全新世前,西辽河地区较现代温暖湿润,植被是草原植被,主要的植物是蒿属以及菊科的其他植物,河漫滩中生长有香蒲属植物,不远的山地分布有疏林,针叶树主要是松、云杉和铁杉,而阔叶树主要是桦木科、胡桃属、栎属和榆属。自下而上,将剖面分为4个孢粉组合带(Zone 1～4)。Zone 1(15280～14680cal. aB.P.)和 Zone 2(14680～14090cal.aB.P.),针叶树主要是云杉和铁杉,而阔叶树主要是桦木科和胡桃属植物; Zone 2,盘星藻大量增加; Zone 3(14090～13890cal.aB.P.),除了云杉和铁杉,松属也是主要的针叶树种类,此时香蒲的数量急剧增加; Zone 4分为2个亚带,即 Zone 4­1(13890～13670cal. aB.P.)和 Zone 4­2(13670～13110cal. aB.P.),Zone 4主要的针叶树为松－云杉,此时的阔叶树也变为落叶栎－榆属。在Zone 4­2,伴随着C/A值的增大,铁杉花粉消失。铁杉花粉消失在约13610cal. aB.P.,可能是由气候的干旱引起。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为农业的发生提供了丰富的野生资源,而后期环境趋于干旱,这可能是促使农业发生的一个因素。     

中坝制盐遗址的孢粉分析与古植被、古环境

考古证据表明,距今4000多年以前,重庆三峡地区的中坝遗址就开始了规模性的盐业生产.为了解盐业生产的环境背景及其影响,在中坝遗址厚达12.5m的文化堆积层进行了孢粉取样和分析.AMS 14C测年结果显示,这些样品分别来自新石器时代晚期(4420～3700aB.P.)、商至西周(3550～2700aB.P.)和东周(27...     

商末气候变化对于稻作农业的影响——基于济南大辛庄、刘家庄遗址商代植物遗存观察

气候变化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文章通过对比济南大辛庄遗址中、晚商时期的植物遗存和济南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的植物遗存,发现两个遗址主要农作物均包括粟(Setaria italica (L.)Beauv.)、黍(Panicum miliaceum L.)、大豆(Glycine max(L.)Merr.)和小麦(Ttiticum aestivum L.),大辛庄遗址水稻(Oryza sativa L.)绝对数量较多,但刘家庄遗址未发现水稻。综合本地区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山东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商代水稻仍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到商末周初水稻数量急剧减少。同时,邻近的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多处商周时期遗址水稻种植也普遍出现萎缩。多项地质记录表明,商末(3000 a B.P.前后)东亚夏季风快速减弱,降水量显著下降。山东地区受东亚季风影响,这一时期降水量减少,难以保证稻作农业所需的持续充足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水稻产量和种植规模。因此,商末气候变化很可能是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水稻缺失以及山东地区商末周初水稻数量骤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同时影响到整个黄河中下游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羊毛开发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文章对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3个代表性遗址——陶寺遗址、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羊骨进行了分析,以探讨当时家羊的次级产品开发状况。研究结果表明,陶寺遗址在陶寺文化晚期、新砦遗址在新砦遗址二期与三期以及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出土的羊,死亡年龄结构符合产羊毛的屠宰模式,说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不仅存在以开发羊毛为主要目的的养羊经济,而且当时羊毛开发经济有一定的普遍性。3个遗址中,羊在动物群中数量的增加体现了养羊经济的发展,这可能与羊毛开发经济的刺激有一定的关系。陶寺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还显示在遗址不同时期羊的开发方式存在差异,暗示当时的都城遗址与一般遗址居民或不同社会阶层与人群开发利用羊的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古稻田耕作遗迹研究

通过大范围、多地点的钻孔调查,在浙江余杭茅山居住遗址周围发现了大面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稻田耕作遗迹。基于土壤的植物种子和硅酸体分析,对古稻田生态进行了复原,对当时稻田生产力水平进行了评估。分析结果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稻田土壤中除了稻谷遗存,还发现有27种其他植物种实遗存,呈现出湿地稻作的农田植被生态景观。良渚文化晚期和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稻田土壤植物种子库密度分别为5400粒/m~2和17138粒/m~2,比新石器时代中期稻田土壤中的密度明显减少,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稻作农耕技术和管理水平有较大的进步。在良渚文化晚期和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稻田植物群落中,多年生植物种群分别占68.18%和61.54%,水生、湿生植物种群分别占63.64%和65.38%。稻田土壤中高密度的炭屑以及以多年生和水生、湿生植物为主的植物群落构成表明没有深耕的火耕水耨可能是当时农田的主要耕作方式。良渚文化晚期和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稻田土壤水稻硅酸体密度很高,分别为47000粒/g和42000粒/g,平均达44000粒/g。根据硅酸体与稻谷重量的关系,初步估算茅山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单位面积产量约为141kg/亩,比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稻田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     

长江三角洲地区全新世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

长江三角洲地区全新世气候和环境曾发生过大的变迁,新石器时代文化伴随着全新世气候最暖期的到来,以及三角洲的形成和发展而出现,并由此向前推衍,奠定了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通过研究本区与农作物相关的现代植物花粉形态和代表性表土花粉,揭示出部分用于指示人类活动的综合指标、不同植被带表土花粉的组合特征和用于半定量界定不同植被类型的比值区间。研究区自然区域全新世孢粉反映当时植被3个主要发展阶段,即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11000～9500cal.aB.P.）、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9500～3900cal.aB.P.）和次生性质的亚热带针阔叶混交林（3900cal.aB.P.以来）,其中8000～3900cal.aB.P.为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期,3900cal.aB.P.以来人类活动明显增强。人类活动区绰墩遗址孢粉植物群,反映新石器各主要文化期都以亚热带含针叶植物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地带性植被,遗址周围一般都有较大面积的水域分布;  人类对植被的干预只是在后期才开始明显增强。区内人类文化几经兴衰,主要受制于环境的变迁,包括气候和地理状况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海平面升降和植被变化等。与此同时,人类活动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加重,成为一种新的环境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