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生产模式初探

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6000~5500 a B.P.)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文化面貌大范围统一的庙底沟文化,长期以来对于该文化农业生产模式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以植物种子、果壳、木炭等为研究对象的大植物考古研究方法),在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杨官寨遗址和西坡遗址获取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两处遗址共采集、分析了160份浮选样品,共获得3403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597粒粟(Setaria italica),414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大豆(Glycine max)和稻米(Oryza sativa),以及1460粒包括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豆科(Leguminosae)、藜(Chenopodium album)等在内的非农作物遗存.通过两处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结合其他庙底沟时期中原地区遗址植物考古研究显示,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的农业生产模式为较为典型的旱作农业传统,粟、黍类小米为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稻米发现数量虽然很少,但是不论各聚落等级规模,几乎都有发现;大豆仅在个别遗址有发现,并不普及.杂草方面以狗尾草、豆科种子和藜为主,其他杂草数量很少.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一特点与庙底沟文化各遗址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相契合.而通过与周边区域农业特点的比较,又可以观察到该区域的独特性,比如粟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要高于周边其他旱作农业传统区域,也许从一方面也反映了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的古代人群对更为高产粟的需求程度要更高,与其较高的遗址数量、规模和人口密度相符合;而稻米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存在,尽管出土数量都比较有限.通过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与可食用非农作物遗存比例分析,以及相关动物考古研究,庙底沟时期的诸遗址已经明显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推测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因此认为在庙底沟时期的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诸遗址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     

湖北省大冶市蟹子地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湖北省大冶市蟹子地遗址地处长江以南鄂东南丘陵地带的山间小盆地,其文化堆积大致可分为新石器时期和西周早期,新石器时期的遗存又分为一期和二期,一期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时期(4500~4200aB.P.),二期相当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4200~3900aB.P.),西周遗存的年代主要是西周早期(3000~2900aB.P.),其整体面貌与鄂东南地区西周时期典型的土著遗存风格非常一致。2009年5月至9月,在发掘遗址的同时进行了土样的采集和浮选,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末期和西周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此次浮选共计采集样品22份,共发现了14611粒炭化植物遗存,包括大量的稻米(Oryza sativa)、少量的粟(Setaria italica)和极少量的杂草(weeds),此外还有少量的炭化稻谷基盘(rice spikelet base)。浮选结果显示,蟹子地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和西周时期均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西周时期有对粟进行利用。另外,该遗址新石器时代二期一处房址(T1831F1)集中出土了一批形态偏小的炭化稻米,这可能属于另外一个稻种。蟹子地遗址是鄂东地区,以及湖北长江以南地区首个进行浮选并进行植物遗存研究的遗址,该研究结果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植物利用历史提供了新的数据。     

大植物遗存反映的龙山时代山西高原的农业活动与区域差异

山西高原是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时代(公元前2900~1800年)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区域,研究该区域的史前农业发展状况对于理解其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的经济基础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利用系统浮选的方法在山西高原的滹沱河上游、蔚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提取大植物遗存,获得龙山时期数量众多的以农作物为主的炭化植物种子。在山西高原两处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共采集、分析浮选样品218份,发现445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9301粒粟(Setaria italica)、6697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水稻遗存(Oryza sativa)以及18456粒杂草种子。出土的大植物遗存显示,山西高原龙山时期的农业经济是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粟居于主要地位;同时,在山西高原的不同区域农作物结构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在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黍的比例较晋南临汾-运城盆地更高;炭化水稻虽在各个区域均有出土,但在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水稻的比例较晋南临汾-运城盆地要低很多。对山西高原各重要区域考古遗址出土大植物遗存的直接研究,填补了山西高原植物考古工作的空白,对理解山西高原史前社会的经济基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探寻史前人类的农业活动与自然环境、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     

我国第四纪滨海相地下卤水研究进展

原盐生产,自古以来一靠海水晒制海盐,二靠内陆湖盐、矿盐、为首的是海盐,80年代我国经济大发展,盐化工工业对原盐需求量日益增多。海岸滩涂水产养殖与海盐生产争用滩地,给“海滩晒盐”发展带来限制。“七五”期间我国原盐供需矛盾越来越大,山东莱州湾沿岸高浓度地下卤水开发,为盐业发展找到了新的卤源,为我国北方海盐生产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从石峁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看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选择

石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农牧交错带中的超大型中心聚落,产生于聚落林立、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文章通过鉴定与分析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地点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大台基等区域浮选所获样品,结合已公布的外城东门、后阳湾等地点的植物遗存鉴定数据,对石峁遗址夏时代早期样品中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综合研究。通过2012~2019年的浮选工作,共获得了187份夏时代早期样品,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共计17816粒,其中农作物遗存8905粒,包括粟、黍、水稻及大豆;非农作物遗存包括非农作物种子和植物果核等共计61种植物,总数为8911粒,分属于禾本科、藜科、豆科、蔷薇科、菊科、蓼科等。结果显示,石峁先民夏时代早期的生业模式以农牧业并重为主、采集狩猎为补充。其中,农业结构以粟黍种植为主,还首次发现了少量水稻、大豆等可能为上层先民与周边地区交流获得的稀有食物;畜牧业中,主要利用胡枝子、草木犀、委陵菜属、冷蒿等饲草喂养黄牛、羊等主要家畜;同时,还存在采集果实等行为。石峁先民生业模式的选择是其人群受所处的农牧交错带环境影响产生的结果,"舍不得农业,离不开牧业"即是石峁先民及地区其他同时期人群的真实写照。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周边聚落的粮食输入及与其他区域中心的文化交流,保障和巩固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石峁遗址的核心地位,并推动了地区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ELEMENT ANALYSIS OF CARBON AND NITROGEN ON CARBONIZED SEEDS FROM DAHECUN SITE

对大河村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炭化种子样品进行了碳、氮元素分析.结果显示这些种子具有相近的元素组成,表明它们系同一种来源.根据这些炭化种子与现代大豆、高粱及人工炭化的大豆、高粱的元素组成的比较,发现它们与大豆的元素组成较为一致,而与高粱数据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发现支持有关大河村种子遗存是大豆的鉴定,说明前人将其鉴定为高粱有误.本研究首次通过元素分析方法对残破古代炭化种子进行鉴定,显示了该方法在植物考古学上的优越性和应用潜力.     

商末气候变化对于稻作农业的影响——基于济南大辛庄、刘家庄遗址商代植物遗存观察

气候变化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文章通过对比济南大辛庄遗址中、晚商时期的植物遗存和济南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的植物遗存,发现两个遗址主要农作物均包括粟(Setaria italica (L.)Beauv.)、黍(Panicum miliaceum L.)、大豆(Glycine max(L.)Merr.)和小麦(Ttiticum aestivum L.),大辛庄遗址水稻(Oryza sativa L.)绝对数量较多,但刘家庄遗址未发现水稻。综合本地区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山东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商代水稻仍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到商末周初水稻数量急剧减少。同时,邻近的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多处商周时期遗址水稻种植也普遍出现萎缩。多项地质记录表明,商末(3000 a B.P.前后)东亚夏季风快速减弱,降水量显著下降。山东地区受东亚季风影响,这一时期降水量减少,难以保证稻作农业所需的持续充足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水稻产量和种植规模。因此,商末气候变化很可能是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水稻缺失以及山东地区商末周初水稻数量骤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同时影响到整个黄河中下游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     

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粮食作物及其古环境意义

首次对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鉴定出3种粮食作物：黍（Panicum miliaceum）、青稞（Hordeum vulgare var. nudum）和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吐鲁番地区降水稀少、环境干燥，因此考古遗址中的植物遗存大都保存完好。这些粮食作物均为当地生产。其中，黍可能是古代洋海人的主要粮食作物。通过植物遗存分析，2800年前的洋海古气候应该比较适合农业生产。古环境分析表明，古洋海人的部落位于一片绿洲中，绿洲内有一定面积的湿地，内生喜湿杂草。另外，河旁或高地上还有胡杨（Populus euphratica）、柳（Salix sp.）及云杉属（Picea sp.）等乔木分布。     

渑池班村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

班村遗址地处河南省汉池县城北60余公里处的南村乡,涧河和黄河在此交汇。遗址座落在黄河南岸的二级阶地,含有裴李岗、仰韶(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战国及唐宋等五个文化层。从该遗址裴李岗文化层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的灰坑中浮选出大量半炭化的植物果实及种子遗存。在裴李岗文化层编号H2033的灰坑中有大量朴树(Celtisof．karaiensis)、山茉英(CornusoNcinalis)的内果皮,棕树(QuercusSp．)的炭化子叶块和紫苏(Perillaffutescens)的小坚果、野大豆(Glycihesaia)的种子。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的H3037灰坑中仅见大量的粟(detaliaitalic     

莱州湾沿岸寿光、莱州和龙口地下水的稳定同位素与地球化学

依据地下水咸化机理:蒸发、溶解和混合,海水入侵是地下淡水与较之更咸的海水的混合,海水和淡水的混合包括水分子的混合和溶解盐分的混合。只有溶剂水分子和溶质溶解盐分都发生了相同比例的混合,才能确定二种水体发生了混合。地下淡水变咸并不能都归因于海水入侵,也有可能源于蒸发或溶解。鉴定是否存在海水入侵可运用惰性示踪剂和反应示踪剂来共同识别。惰性示踪剂包括δD、δ~(18)O、Cl~-和Br~-,反应示踪剂包括主要化学成分和微量元素。本研究对莱州湾沿岸寿光、莱州和龙口的地下水进行了化学成分形成过程的对比研究。莱州采集样品6件,龙口10件,寿光9件。莱州和龙口的碎屑沉积物以硅酸盐矿物为主,而寿光的沉积物来源于南部鲁中南山地的碳酸盐岩。根据莱州采样点地理条件和样品的稳定同位素δD-δ~(18)O分布域确定了当地降雨入渗的多年平均值,进而明确龙口样品也源于就地降雨入渗补给,根据高程效应和当地水文情况确定寿光样品补给来自南部山区的降水,经河道排入洼地后入渗地下。Cl~--δ~(18)O关系表明盐分都来源于淡水溶解的蒸发盐,而非与海水混合。Br~-/Cl~-比值证实了蒸发盐溶解,还存在人为污染物和海侵沉积物中有机质分解的影响。从三线图可看出龙口样品经历了离子交换反应。主要成分和微量元素(HCO_3~-,H_2SiO_3,F~-,Li~+,Sr~(2+)和Ba~(2+))的含量与样品所处含水层的矿物组成有关,反映出水岩作用。所有样品都没有淡水和海水混合的现象。惰性示踪剂分析提供了区域地下水补给的框架,明确了大气水源因溶解蒸发盐而咸化,排除了淡水和海水混合的可能性。用反应示踪剂中主要化学成分和微量元素来分析水中化学成分的形成过程,在和海洋盐分输入对比基础上,二者偏差值主要源自水-岩相互作用结果,包括溶解、沉淀、离子交换等,以及局部样品的污染物输入。所以沿海地带研究地下水咸化,先要解决溶剂的混合问题,在此基础上辅以水文地球化学分析,利用水化学的多种示踪剂,主要解决溶质混合以及盐分来源问题。     

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石器功能分析:来自植物微体遗存的证据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自然环境复杂,生业经济形式多样,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是了解欧亚大陆古代人类活动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在该区域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但对其功能的研究较少,尤其是一些中国内地不常见,而与中亚、欧亚草原类型相似的石器.本文对新疆伊犁地区青铜时代吉仁台沟口遗址(82.77°E,43.84°N;3600~3000 cal.a B.P.)出土的具有安德罗诺沃文化特征的长条形石磨盘、石杵和饼形石器的表层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为这些石器的功能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分析结果显示,石器表面的淀粉粒来自禾本科小麦族(the tribe Triticeae)和某些块根块茎类植物,而石器表面发现的775粒植硅体中,粟类作物稃片植硅体占9%,其他类型的植硅体以早熟禾亚科(Pooideae)型和棒型为主,另在石杵上发现栝楼属(Trichosanthes)植物果皮植硅体及植物组织.结合遗址中大植物遗存证据,研究结果表明:石磨盘曾用于研磨麦类作物种子和某些块根块茎类植物,石杵亦用于麦类作物研磨,但也对粟类作物进行脱壳以及加工栝楼属植物果实.用于分析的饼形石器有两种类型,第一类为打制饼形石器,残留物中的植物遗存显示可能与石磨盘组合用于加工植物的块根块茎;第二类为磨制饼形石器,其表面发现极少量粟类稃片植硅体,推测其可能用于粟类作物脱粒.研究结果为新疆伊犁地区考古遗址出土安德罗诺沃文化石器的功能、农作物加工过程,以及古代社会生计模式的认识提供了依据;石器残留物中块根块茎类淀粉粒以及农作物植硅体的发现,是对已有大植物遗存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补充.     

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4600~4000aB.P.)遗址出土木材的古气候意义

通过分析考古遗址中出土木材样品的树种,能够获得龙山文化前时期区域气候与植被环境的信息。文章采用体视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的部分木材样品进行树种鉴定。分析与研究的结果表明:龙山文化前期,两城镇聚落周围生长着麻栎、辽东桤木、杜梨和刚竹等树种,反映了比现在温暖湿润的气候状况,龙山文化的繁荣发展,可能与这种适宜的气候环境有关。研究结果还标志着,在我国东部地区,利用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木材等植物遗存,研究全新世时期高分辨率的气候演化过程及其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具有广泛的学术前景。     

陇东地区齐家文化时期木炭化石记录及其指示意义

探讨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环境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木炭分析是研究人类利用木材资源的重要研究手段之一。本文对陇东盆地内3个齐家文化时期遗址出土木炭进行分析,研究史前人类对木材的利用状况以及遗址周边的植被状况。结果显示:栎属的出土率为100%,百分含量也最高,是当时人类用作薪柴的最主要的来源;梨属、枣属、樱属等果树的出现反映出史前人类采集遗址周边的野生植物资源作为食物。木材的收集活动发生在遗址周边,影响人类收集木材的主要因素可能为各树种在植被中的丰度。一些亚热带树种的出现显示当时的气候条件可能比现在暖湿。     

河南新乡尚村遗址龙山文化早期木材资源利用研究

木材资源是新石器农业人群利用的重要自然资源。文章对尚村遗址龙山文化早期灰坑内的木炭大化石进行种属鉴定和统计分析,研究这一时期史前人群对木材资源的利用方式。203块木炭大化石共计鉴定出6种阔叶树材和1种针叶树材,阔叶树材包括榆属、栎属、槭属、朴属、枣属、李属,针叶树材为松属。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小树枝、树皮和草本茎秆的炭化残留遗存。统计结果显示,榆属的出土概率和百分含量分别达到了100%和63.5%,占据主导地位,当时遗址周边生长有以榆树为主的落叶阔叶林。尚村先民使用的薪柴类型包括小树枝、树皮、大的枝干和草本类茎秆,显示了古人类薪柴取材的多样性。尚村遗址木炭鉴定出极具食用价值的枣属、李属、栎属等果木类树种,发现了1粒完整的郁李果核及部分碎片,并发现了1粒葡萄属种籽,说明果实是当时人类食物资源的一部分。     

河南新乡尚村遗址龙山文化早期木材资源利用研究

木材资源是新石器农业人群利用的重要自然资源。文章对尚村遗址龙山文化早期灰坑内的木炭大化石进行种属鉴定和统计分析,研究这一时期史前人群对木材资源的利用方式。203块木炭大化石共计鉴定出6种阔叶树材和1种针叶树材,阔叶树材包括榆属、栎属、槭属、朴属、枣属、李属,针叶树材为松属。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小树枝、树皮和草本茎秆的炭化残留遗存。统计结果显示,榆属的出土概率和百分含量分别达到了100%和63.5%,占据主导地位,当时遗址周边生长有以榆树为主的落叶阔叶林。尚村先民使用的薪柴类型包括小树枝、树皮、大的枝干和草本类茎秆,显示了古人类薪柴取材的多样性。尚村遗址木炭鉴定出极具食用价值的枣属、李属、栎属等果木类树种,发现了1粒完整的郁李果核及部分碎片,并发现了1粒葡萄属种籽,说明果实是当时人类食物资源的一部分。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T XINTALA SITE,XINJIANG,RECONSTRUCTED FROM ARCHAEOLOGICAL PLANT REMAINS

本文选择新疆中部新塔拉剖面为研究对象,运用炭化种子和花粉等植物指标,对新塔拉先民农业活动及其环境效应进行了探讨.新塔拉小麦炭化种子直接测年为3682～3921 cal.aB.P.,指示新塔拉地区早在3800cal.aB.P.左右已有小麦农业,与古墓沟小麦遗存相当,早于小河墓地小麦遗存.研究显示新塔拉在3600～3900cal.aB.P.之间农业活动以小麦种植为主,黍作为辅.新疆地区干旱气候条件下,农业活动尤其是灌溉农业可导致土地盐碱化加剧.土地盐碱化可能是新塔拉地区3600cal.aB.P.以后农业活动减弱的主要原因.     

青海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黍粟农业的植硅体证据

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状况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喇家遗址是一处具有中心聚落性质的齐家文化遗址,已有的研究认为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是以粟为主的粟黍旱作农业,但在具体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仍需系统的植物考古学研究进一步验证.对喇家遗址土样的植硅体分析结果显示,齐家文化时期种植的农作物为粟和黍,而且以黍为主,没有发现麦类遗存.以黍为主的种植结构可能与所在区4.5ka B.P.以来气候趋于干冷有关.植硅体和浮选结果在黍粟含量对比上存在差异,我们对这种差异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探讨.这一结果为重新认识喇家遗址乃至齐家文化的农业生产状况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三沙湾海岸线时空演变

海岸带是海陆之间的过渡区域,是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较为活跃的地区。海岸线时空演变研究对海岸带资源开发与保护有重要意义,但国内外对三沙湾海岸线时空演变研究较少。本文基于25 a的卫星遥感资料,解译出4个时相的三沙湾海岸线,定量分析海岸线变化趋势,并研究海岸线演变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25 a的三沙湾海岸线总体长度呈增长趋势：1988-1996年岸线总长度变化不大;2003年较1996年增加约6 947 m、增长约11.5%;2003-2013年岸线总长度增加较为明显,2013年较2003年增加约24 128 m、增长约39.6%,其增速约为1996-2003的3.4倍。砂质岸线长度基本稳定,基岩和泥质岸线长度有所减少,人工岸线在逐年增加,这主要是滩地围垦、港口建设和海岸人工改造等人为因素造成的。     

新疆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木炭记录的薪材利用和植被生态

考古遗址中的木炭遗存是重建过去局地木本植被群落组成、植物多样性、景观生态格局以及探索人地关系的关键生物指标之一。对于具有特殊性质的烽燧遗址,木炭是一种用以解读可能与烽烟传递军情、戍守人员生活用火密切相关的特定薪材的地质档案。文章对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大量木炭样品进行筛选、鉴定和定量分析,以了解驻防先民对烽燧薪材的选择,重建当地的植被生态和景观。木炭显微结构观察结果及树种数量百分比统计显示,有4种木材被选作薪材,包括数量百分比最高的柽柳属(Tamarix sp.)(83.63%)和数量百分比较低的杨属(Populus sp.)(11.95%)、柳属(Salix sp.)(3.54%),以及驼绒藜属(Krascheninnikovia sp.)(0.88%)。基于"最省力原则"和木炭化石组合中树木种属含量与现今当地林地中的丰度和多度成对应比例关系等理论,推断该军事遗址附近为以柽柳属为优势种,其他木本植物为伴生种的植物群落结构。这与现今在塔里木盆地东北部边缘河流沿岸典型的植被类型分布特征相似,由此进一步指示当时先民生存的地表景观为沿河绿洲。     

早期农业聚落的野生食物资源域研究——以长江下游和中原地区为例

遗址资源域分析(Site Catchment Analysis)已被广泛应用于对史前经济和人类行为模式的研究中,有别于西方普遍采用的“遗址外”(off-site)研究模式,本文提倡一种以“遗址内”(on-site)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主要通过遗址所见大植物遗存,结合古环境研究成果,模拟复原当时的植被分布,进而讨论遗址资源域及其反映的生业经济特点。第一个案例是长江下游的田螺山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6900～6500cal.aB.P.）,分析表明: 早期的水稻栽培活动是长期伴生于采集经济模式中的;  当时的采集经济具有广域性、专门性、季节性和强调储存性等特点;  这一时期聚落的选址会优先考虑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在步行一天的活动半径便可获得大部分植物资源,但也有一些资源分布于12小时半径之外,必须短期露营（可能与狩猎同时进行）方可获取。第二个案例是中原地区的颍河上游,分析以袁桥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聚落（6000cal.aB.P.）: 尽管 2～3 小时的步行范围内就有条件获取各类野生植物资源,仰韶文化时期的生业活动已经集中在更小空间范围内的作物栽培上。遗址资源域缩小、对小范围景观进行改造、聚落间产生土地分配和资源共享等社会关系问题——这些构成了农业聚落资源域的一般特点。比较两个案例,农业聚落的产生可以看作是一种景观环境上发生的变化。遗址资源域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早期农业社会的产生、发展及不同生业社会与周边景观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