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时空格局研究

基于2000~2009年中国大中型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产业转移承接指数、地区专业化和多样化指数、改进的偏离份额分析等方法,从时间、空间以及行业-区位等维度对河南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时空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时间趋势上,河南承接国内外制造业转移规模持续增大,承接行业类型显著增多;轻工业比重高于重工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明显增加。② 空间格局上,基本呈现出以中原城市群为中心的核心-外围模式,豫北地区承接制造业转移规模逐渐降低,而黄淮地区显著增强。各地市在制造业总体、轻工业、重工业以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承接上,呈现出增强型、减弱型、补缺型、抵消型等不同的特征;专业化和多样化承接的组合类型城市之间也明显不同,地市间承接制造业转移的行业存在雷同,但多数转移行业受地理临近性的影响不显著。③ 行业-区位组合上,劳动密集的轻工业和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集聚效应非常明显,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区位优势的指向性很强。     

长春市零售商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机理

以长春市中心城区大型零售商业网点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密度分析、最近邻距离分析及区位熵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长春市零售商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春市零售商业网点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单中心集聚与多中心分散特征,商业业态空间分化逐渐显现,不同业态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性较大;② 零售商业网点规模容量呈现老城区小规模密集分布,外围开发区大规模离散分布特征,且商业网点的规模容量等级结构较为合理;③ 不同区块的零售行业特征存在较大差异,成熟区块表现出多行业、多功能复合特征,发展中区块单一功能特征较为明显;④ 商业业态演进及其内在特性选择、居民消费结构与行为因素影响、集聚经济效应驱动及公共政策的宏观调控共同影响零售商业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结网影响因子实证分析

在界定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和行业分类的基础上,基于上海市科委高技术企业年报系统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了生物医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4类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子、影响路径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网络形成过程中主要受到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阶段和企业影响力等因子的核心影响,且为正向促进作用;② 高新技术产业不同行业创新网络的影响因子存有较大差异,如政府干预因子对新材料产业创新结网影响较大,且通过投入创新活动资金的形式干预创新网络构建,但对其他产业创新结网影响相对较小;③ 所有制、空间区位和中介服务等影响因子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结网的影响均较小,甚至不产生作用。通过4个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影响因子的实证分析,总结归纳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结网的形成机制。     

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

以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8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问卷调查为基础数据,以街道为单元,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技术揭示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深圳农民工以青年为主体,具有受教育水平高、职业转型模式多样、留城意愿较低和社会空间分异度较高等特征。② 农民工规模呈现西北部最高、中部其次、沿海最低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农民工高密度地区主要分布在工业集中区和城市中心区;热点区（高聚集区）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的宝安区和龙华新区,冷点区（低聚集区）则分布在南部的中心城区,与传统制造业布局相一致。③ 农民工空间演化格局相对稳定,全市农民工分布重心逐步向西北偏移;全市农民工集中度略有上升,热点区基本稳定,冷点区有所扩大;农民工人口密度高值由“1个高中心+1个外围中心”逐步演变为“1个高中心+2个外围中心”;农民工空间变化差异较大,增长演变类型呈多样化。④ 深圳农民工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常住人口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⑤ 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演变受住房因素、就业机会、交通条件、社会网络、城市规划共同影响。     

东北三省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空特征及其发展趋势预测

使用DEA-Malmquist方法在对比1994~2013年间中国东北三省、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创新全要素生产率（TFP）时空差异的基础上,分析了东北三省内部创新TFP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PVAR模型对东北三省创新TFP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表明：① 从空间格局上看东北三省创新TFP增速略高于西部地区,但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② 东北三省创新TFP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在东北三省内部吉林省创新TFP的增长最快,其增长动力主要源于纯效率变化,其次为技术进步;而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创新TFP的动力主要是技术进步;③ 预测显示东北三省创新TFP增长幅度未来会逐渐放缓,其增长的主要动力将会由技术进步转变为规模效率的改进。     

创新地理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创新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创新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地域系统,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地理分支学科,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其研究的“人类创新活动”是人类活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对智慧的人地关系系统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创新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密切的联系,也与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政策学、城市规划等学科有关,创新地理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① 创新地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② 创新要素（人才、资本、技术等）在空间的地域分布与组合规律的研究;③ 创新环境、创新生态及评价研究;④ 创新地理测度、创新空间格局与效应的研究;⑤ 创新联系、创新网络及创新集群的研究;⑥ 多尺度的创新体系的研究;⑦ 创新、城市发展与规划的研究。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研究

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局1985~2013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信息数据,借助Ucinet、ArcGIS、Stata等分析工具,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特征、结构、演化、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知名高校和大型企业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重要的科学知识源和技术知识源,也是创新合作优先连接主体,与美国跨国公司、西欧中小企业是创新网络科技知识源的特点不同;② 创新网络呈现“核心-边缘”模式,创新网络结构的“小世界网络”特征越来越明显;③ 本市、境外是创新合作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地理邻近有助于隐性知识交流,在国内合作创新网络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邻近是促成境外合作创新的重要基础,进一步验证了Bathelt等学者倡导的关系经济地理学假说;④ 提高网络地位、占据结构洞位置能够提升主体创新绩效;⑤ 创新网络内部作用机理的地域差异明显,网络结构根植性对发达地区创新一般有负面影响,地理邻近对发达地区创新主体的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但地理邻近却有利于欠发达中西部地区创新主体间的隐性知识交流,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因而,应引入“网络资本”来分析网络主体的创新绩效,弥补中心地理论中基于规模等级分析主体创新能力的传统做法。     

中国500强的行业结构及其区域差异

中国500强是中国优秀企业的集中体现,决定了中国未来产业乃至经济的发展方向。基于2009~2014年“中国500强”数据,从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角度分别对中国500强的行业结构和区域分布概况进行统计分析,继而探讨中国各省市的行业结构及其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9~2014年,制造业的上榜企业数量与营业收入占比均保持下降趋势,但制造业在13类行业中仍占主导,是当前中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支柱行业;金融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房地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是主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中国500强的地理集中度不断提升,东部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广东3省市以及香港地区是中国500强企业及其营业收入的主要集聚区域;③ 中国各省市行业结构的空间格局特征表现为：行业结构多元化、简单化与单一化并存,呈阶梯状分布;制造业占主导,但各省市制造业所占份额差距大;服务业趋于向东部省市集中;产业结构效益的区域差异显著。     

中国工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解析

基于2000-2016年中国工业数据,构建工业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测度不同区域的工业生态效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对空间分异特征进行解析,最后研究了工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结果如下：① 中国工业生态效率均值呈现出波动趋势,在2016年达到最大值; ② 区域之间差距明显,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也在2016年最大,空间分布上逐渐集中,逐渐形成了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阶梯状空间分布特征; ③ 工业生态效率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有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现象; ④ 财政分权的直接效应值最高,对外开放和固定资产是抑制本地区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财政分权能够促进邻近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产业集聚、对外开放不利于邻近地区工业生态效率的改善。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中国中部地区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技术关联对地区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认知邻近的视角出发,借助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数据和专利数据,运用技术关联分析方法,探究制造业四位数行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关联对创新能力较弱的中部地区产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对于资源型产业集中、经济发展前景不佳的山西省而言,技术关联的作用并不显著;技术关联对其他五省制造业创新具有正向作用,呈现中间强南北弱的空间格局;从产业门类看,技术关联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创新促进作用最强,劳动密集型产业次之,资源密集型产业靠后,资本密集型产业最弱。     

与跨国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为例

在技术溢出和技术互动效应理论辨析的基础上，以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为例，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引入连乘变量，从技术能力互动、研发行为互动2个方面，对与跨国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以双方技术实力为基础的技术能力互动对本土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效应；2）研发行为互动同时促进双方研发行为的强化，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3）控制变量中，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本土企业规模、资本强度及市场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统计学上不显著。研究结果同时支持了跨国资本对地方企业研发行为的“控制变量，有助于丰富全球化与地方创新相互作用与机制的理解。     

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发展阶段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逻辑斯蒂曲线模型构建高技术产业成长模型,并结合高技术产业成长指数的测度,力图定量判断长三角地区5个行业高技术产业成长所处的阶段,确立高技术产业从初创期向成长期,从成长期向成熟期转换的临界条件。结果表明,近18年来,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成长整体上可分为波动上升、整体下降和平稳上升三个阶段;目前除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已进入成长期后期,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均处于成长期前期。并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塑造良好的区域环境、扩大市场需求是实现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持续成长的有效途径。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自主探索还是追随前沿?——中国高技术出口产业地理演化路径辨析

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地方产业演化是路径依赖的,新的产业从本地现有关联产业中衍生出来。这个理论以地方具备同等优势的创造能力为前提,而创造能力本身对地方条件有着较高的要求。现实条件下,发展中地区开发先进工业,相比依赖本地现有产业基础自主创造的发展路径,紧密跟随并积极参与发达经济体开辟的先进制造业产品市场、主动吸收知识溢出、进行学习合作型创造或是一条更可行的道路。以2000—2015年中国561个海关报关国内地区代码划分的地区行政单元高技术出口产业地理演化为研究对象,验证了这一假设。结论显示：本地技术关联水平对地方高技术产业地理演化主要在近期产生影响,进口产品的知识溢出表现出中长期的促进作用,且地方技术水平的差异对地方利用知识溢出效果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结论证明发展中地区可以通过紧随前沿、学习合作打破本地路径锁定,实现路径跳跃。     

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空气污染环境效应——基于企业数据的实证

基于企业数据与空间计量方法,总结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在分析地区空气污染同期变化的基础上,探讨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对空气污染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增高,并形成多个新兴“热点区”,31个细分行业大类均呈集聚分布,资本规模由高度集中向“T字形”铁路周边沿线城市扩散。②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清洁度与产业技术高级度均呈下降趋势,在县区尺度上体现出空间差异且有不同程度的增幅和降幅。③ 制造业空间格局对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技术效应,二者分别表现为拥挤效应和回弹效应,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不明显。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产业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及其多样性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点尺度的发明专利空间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战略性产业与专利IPC分类号之间的联系,提取了大湾区6类主要行业的发明专利,利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尾值检验、熵值法和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多类型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区域尺度形成了广州与深圳2个集聚核心,珠江东西两岸在创新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多样性的区位主要分布在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核心区;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3类产业的创新占大湾区整体的51.67%,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的核心区,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空间集聚度最高。     

伴随资金流的技术溢出

以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例，通过建立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股东技术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而探讨资金流带来的技术溢出机制。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与股东呈现出分离的空间布局特征，其中股东和资金流空间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地区；股东技术水平对被投资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并表现出稳健的结果；同时，股东作为区域外联系的对象，其投资行为使得创新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门槛更低，通过建立通畅的知识人才互动管道和更低的研发合作门槛，实现了技术溢出。并做出以下建议：资金流带动的技术外溢增加了技术学习的新路径，创新落后地区在引入高新技术企业限制的情况下，可引入携带技术的资金以达到补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