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利用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企业网络数据和两阶段隶属联系模型构建中国城市网络,研究了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的空间格局,并通过计量方法识别了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关键影响因素,解析了关键因素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中国城市网络出度和中介度的空间分布呈现核心-外围结构特征,入度中心性空间分布的集中度相对较低;中国城市的网络功能开始出现层级分化,城市网络的功能结构区别于中心地体系下的等级关系;经济规模、知识资本、航空设施和政治资源是城市网络中心性空间格局的关键影响因素,择优链接是中国城市网络生长发育的重要内在动力。     

城市网络地位与网络权力的关系——以中国汽车零部件交易链接网络为例

网络中心性和网络权力是城市节点的两个重要网络结构特征,现有研究往往缺乏对二者联系和差别的足够重视。从拓扑结构角度,解析城市网络中心性和网络权力的基本内涵,基于度中心性、介数中心性分别表征城市网络中心性和网络权力存在的不足,引入递推中心性和递推权力的概念,利用2009年中国汽车零部件供需链接配套关系数据构建城市关联网络,讨论网络节点分布、链接关系等拓扑结构特征,识别各项中心性和权力指标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① 汽车零部件供需链接的城市网络具备低密度、多中心、“富人俱乐部”的特征;② 上海、长春、北京、重庆、十堰为最高等级的网络中心城市,分别锁定中国6大汽车产业带的对应地区;③ 长三角、京津地区、山东、广西、湖北三省及川渝地区为6大网络权力城市集中区,长三角地区网络权力最为突出;④ 递推中心性、递推权力在测度城市网络中心性和网络权力方面,具有更高的区分性和精准度;⑤ 城市网络存在由“高中心性—高权力”的核心城市到“低中心性—低权力”的裙带城市的一维分布特征,这与空间距离阻尼对城市链接有无的影响程度的衰减有关;同时也存在二者关系非匹配的“高中心性—低权力”的中心集束城市和“低中心性—高权力”的权力门户城市。     

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金融业企业网络数据和链锁网络模型建立城市网络,在解析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定量识别与测度了金融网络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关键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中心性体系呈现空间指向和路径依赖的特征,链接关系呈现纵深关联和层级分化的特征,核心―边缘结构呈现逐渐深化和有序分布的特征;关键资源、空间距离、区位条件和历史基础是影响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择优链接、地理邻近和空间集聚是金融网络生长发育的动力机制。在网络发展环境下,中国城市化政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支持城市在金融网络中选择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金融网络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供给引导功能,同时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之间的网络协作。     

道路网络中心性对餐饮业空间布局的影响——以青岛市主城区为例

基于道路网络数据和兴趣点（POI）数据,以青岛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分析道路网络中心性及餐饮业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全局和局部回归模型探究道路网络中心性对餐饮业分布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介中心性高值区集中于城市主干道,邻近中心性呈现由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环状分布特征,特征向量中心性的空间分布表现为多核心结构;② 青岛市餐饮业呈现出块状聚集、区域差异明显的空间分布格局,中餐厅、西餐厅和休闲餐饮具备多中心结构特征;③ 道路网络中心性指标与餐饮业的核密度值具有较高的空间相似性,高-高与低-低聚集区构成了主要的空间关联模式;④ 青岛市餐饮业分布受到道路网络中心性的显著影响,其中,中介中心性对餐饮业分布的影响程度较低,邻近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的影响程度较高。从局部来看,道路网络中心性对餐饮业分布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对不同类型餐饮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     

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以云南丽江主城区为例

识别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特征,对于优化旅游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丽江主城区为案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公交网络拓扑模型,利用多种空间数据分析手段,探究其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和旅游休闲业态格局各自的空间分布规律及二者的耦合特征。研究表明：1）公交网络中心性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十字型单核结构,市郊形成相对分散独立的块状结构,符合距离衰减规律。2）丽江主城区旅游休闲业态整体上形成块状聚集、南北轴向延伸、多中心集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以古镇景区为核心并带动周边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3）旅游休闲业态与公交网络中心性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受古镇旅游商业模式的影响,住宿与景点两类业态空间分布高度依赖古镇,设施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其与公交网络中心性耦合程度整体上要低于餐饮、购物、娱乐3类业态。4）局部空间耦合以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为主,古城及其周边是高—高聚集区的典型代表,该区域既是旅游休闲业态要素的重要承载空间,也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枢纽区域,反映了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资源配置的指向性。5）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空间耦合关系是旅游城市化进程中要素集聚与功能外溢作用的结果,二者的相互作用规律正是旅游城市化作用下耦合子系统空间涌现性的体现。     

中国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网络的视角

城市网络关联格局影响因素的测度及其作用机理的解析是建立城市网络理论模型的关键环节。基于2017年中国电子信息100强企业网络视角构建城市网络,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定量测度了中国城市网络的影响因素,解析了城市网络生长发育的微观过程,并探索性的提出了理解中国城市网络发育机理的概念框架。研究发现：偏好依附效应和接收者（GDP）效应构成了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格局的微观基础,中国城市网络生长发育表现为择优选择的地理过程;互惠性链接深刻影响着城市间的关系格局,网络闭合机制逐步成为城市间链接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距离对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约束作用并不明显,城市网络表现出在“流动空间”中生长发育的特征。     

武汉市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及其与银行网点的空间耦合性研究

本文以构建公共交通网络为切入点,运用改进的多中心性评价模型测度了武汉都市发展区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并结合GIS核密度分析法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探讨了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和银行网点空间分布规律,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性与空间结构。主要研究结论为：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具有城市多中心指向性特征,且由中心向外围圈层递减;②银行网点布局呈现“核心—中心—过渡区—外围”多层次结构,且具有空间不均衡性;③公共交通网络各中心性指标与银行网点具有不同程度的空间正相关。银行网点受接近中心性的影响最大,直达性次之,介数中心性最小;④局域上,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指标与银行网点的耦合关系存在空间不平稳性与空间异质性。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是主要的空间关联模式;高—高聚集主要位于银行网点布局的核心圈层,低—低聚集点缀于外围圈层,高—低聚集与低—高聚集介于核心圈层与外围圈层之间。     

区域城市规模与网络中心性的关系分析——基于山东省基本部门链接网络的讨论

城市规模的影响因素是城市体系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城市网络视角出发讨论城市规模的影响因素,基于经济基础理论模型,利用2007年山东省投入产出基础数据,构建城市基本部门链接网络,讨论了城市的网络中心性与城市规模分布、空间特征及相互关系。结论如下:①山东省基本部门链网为高密度、多中心网络,每个城市既是其他城市的链接机会,也是链接约束;②城市的网络中心性呈线性分布,无明显分层,中、低等层次的城市较多;③城市人口规模呈幂率分布,存在明显分层,高位次城市城口规模突出,中、低位次城市规模减少趋缓,且基本连续;④网络中心性与人口规模大致呈现线性正相关关系,尤其是人口规模大于50万的城市,其正向关系更为显著,表明城市在基本部门链接网络的权力地位越高,经济联系链接的城市越广泛,对于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越积极。     

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及其复杂性结构特征

全球化、信息化与快速城市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城市体系,多区位企业组织所形成的城市网络正处于日益复杂的空间嬗变过程.基于2010年企业名录的总部—分支机构型关联数据,研究构建了330×330的地级以上城市网络连接关系,并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工具来探索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的城市网络联系呈现以“北京—上海—广深—成都”为核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不同等级的网络流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是一个择优性和地理邻近性复杂作用的过程;②中国城市网络正处于一个简单随机向复杂有序结构的转化期,整体大尺度的网络结构还有待形成;③中国城市网络整体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网络效应;④中国城市的二值点度网络为明显的异配性连接特征,而加权强度网络连接则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富人圈”的现象;⑤中国城市网络的层级性并不明显,城市网络的点度和强度的关系呈非线性增加特征.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空间枢纽—网络结构

借助连锁网络模型和复杂网络理论,基于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地理分布情况,分析城市空间组织关系。研究发现,全国各地城市呈现一种枢纽—网络结构。全国范围来看,北京为全国性枢纽城市,上海、深圳、重庆等城市为地区性枢纽城市,且枢纽城市之间以北京与深圳的城际连接最为密切,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在网络中连接程度相对较低。基于行业的子网络进行比较发现,不同行业在网络规模、枢纽城市和网络密度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证实了城市空间组织的枢纽—网络结构具有多中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运用复杂网络理论进行蓄意攻击实验发现,删除枢纽城市的腹地城市后其网络连通度基本不受影响,但删除其非腹地城市后网络联通度下降非常明显,说明空间距离对枢纽与节点连通的限制越来越弱,这与中心—腹地结构中的情形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城市网络的凝聚子群及影响因素研究

凝聚子群特征及形成机理的研究是理解城市网络发育规律及其动力机制的重要切入点。利用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研究了中国城市网络凝聚子群的多维度特征,定量测度了城市间链接关系的影响因素,探索性的分析了凝聚子群的形成机理。结果发现：派系、k-核、lambda集合、核心-边缘方法都表明中国城市网络存在凝聚子群现象,揭示了城市网络链接强度的层级特征;经济规模、政治资源、知识资本是凝聚子群发育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邻近性、地理区位和历史基础也深刻的影响着凝聚子群的空间格局;择优链接和路径依赖是凝聚子群发育的动力机制,城市关键资源和区位优势将进一步转化为城市网络竞争优势。在网络发展环境下,中国政府需要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间合作,并积极应对城市间发展差距趋于扩大的问题。     

东北地区城市网络层级演变特征分析——基于铁路客运流视角

基于2005、2010及2015年东北地区城市间铁路客运班次数据,从网络密度、节点层级、网络层级等3个视角对东北地区城市网络演变进行分析,借助社会经济因子、信息网络进行相关性探讨。结果表明：① 区域网络密度得到明显提升但网络空间拓展相对缓慢、城市联系在地域空间内呈“核心-边缘”格局,网络类型由普列主导逐步向高铁主导转变。② 度数中心度视角下的城市等级体系处于稳定状态、区域核心及次级核心集中分布在哈大沿线;而中介中心度视角下的城市等级体系变动较大、核心城市控制力弱化明显、高位序城市出现空间“跃迁”现象;城市中心度基本反映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角色与地位。③ 铁路客运视角下的多层级网络演变分别透视出区域核心组织结构拓展、省域关联格局的孕育与发展、区域网络完善程度;客运与信息核心联系网络均凸显了哈大轴线的主导地位,但二者在城市联系尺度上具有差异性：客运网络的跨区域性特征显著、而信息网络则倾向省域尺度。     

中国城市知识网络嵌入与科技企业孵化的交互影响研究

城市知识网络深刻影响着中国城市作为科技企业孵化苗圃的功能,深入揭示城市知识联系的创业驱动效应及其反馈机制已成为新时期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课题,也将为中国创业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参考。本文以2020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利用专利权转让数据构建城市知识网络,以网络权力测度城市的网络嵌入特征,以科技型中小企业注册数量表征城市的科技企业孵化能力,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中国城市知识网络嵌入与科技企业孵化的内生交互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城市在知识网络的嵌入特征与科技企业孵化能力存在交互的正向影响,即网络权力的提高通过改善城市对网络知识的利用能力正向影响着城市的科技企业孵化能力,科技企业的集聚发展又通过提高城市的知识交流能力正向影响着城市的网络权力。(2)城市知识网络嵌入与科技企业孵化存在交互的空间依赖效应,即城市在知识网络的权力地位正向依赖于周边城市的科技企业孵化能力,城市的科技企业孵化能力也受到周边城市网络嵌入特征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交互的空间依赖效应呈现出随距离而衰减的特征。未来应解析中国城市知识网络嵌入与科技企业孵化交互关系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并关注城市在知识网络的嵌入特...     

不同交通方式下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结构特征——以“春运”为例

基于多元视角下的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空间结构测度可以较为全面地刻画出城市间的复杂联系特征。论文利用春运期间腾讯迁徙平台中的人口流动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以及转变中心性和转变控制力等指标,对比分析了航空、铁路和公路3种交通方式下的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3种出行方式下,航空联系的线路最少,平均出行距离最长;铁路出行人数最多,其次是公路,航空最少。最大优势流中,北京和上海在国内航空出行联系中起着最重要的控制作用,其次是成都和重庆;铁路出行中,北京和成都占据绝对优势;公路多表现为省级行政中心与周边城市的关联。根据转变中心性和转变控制力划分城市类型,在航空和铁路出行网络中,高中心性—高控制力城市较多;公路出行网络中以高中心性—低控制力城市为主。不同出行方式下的城市聚类得到的网络集群“社区”数量有一定差异,航空、铁路和公路出行依次聚类为7、8和10个“社区”。不同类型出行方式透视的城市网络特征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航空出行的城际人口流体现出以全国性枢纽城市为核心分布的核心—边缘结构;铁路表现出以国家铁路大动脉沿线城市为核心,向腹地城市逐渐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公路出行的城际人口流则表现为与人口规模匹配的局域强聚集的空间格局。     

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研究——兼论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

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是近年来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首先从网络拓扑结构角度讨论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其次,基于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利用复杂网络方法、改进后的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方法对城市网络进行测度。结论指出：① 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分析有其特定的数据结构要求,其适用于树形结构、而不适用于局部存在完整图的网络结构的测度;② 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小世界现象,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在全国和区域尺度下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与重要交通设施对人口流动网络产生框架性的导向作用。哈尔滨—北京—西安—成都—大理一线是关联结构与强度空间差异的明显界限。③ 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更能揭示中国城市网络节点的属性特征,和辨识资源流通对网络城市产生的不同影响与空间效应。城市网络中既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以高中心性高控制力为特征的典型城市,也包括武汉、太原、贵阳、福州等高中心性低控制力的枢纽城市,和兰州、银川等低中心性高控制力的门户城市。因此,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概念对加深城市复杂多样化内涵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

利用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中国西部上市公司总部–境外子公司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位序-规模分析法探索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运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呈现出最大联系极化、联系广度分散化的特征,形成了以成都-香港、重庆-香港、成都-珀斯、西安-香港、成都-新加坡城市对为主要联系路径的层级网络结构。② 网络中重要的节点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呈现出多中心结构特征,出度网络中心性较强的城市有明显的行政中心指向、技术创新指向、工业基础指向、资源指向和对外开放指向;入度网络中心性较强的城市有明显的门户指向、技术创新指向、金融中心指向和战略政策指向。③ 网络结构的演变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出度网络和入度网络中首位城市的中心性逐渐增强,且出度网络和入度网络均经历了相对均衡–相对集中–集中的发展过程。④ 所有权优势是上市公司跨境投资的基本前提,结合区位优势共同影响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内部化优势起到巩固东道国与母国联系强度的作用,三大优势随时间的变化,影响了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