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内城商业绅士化发育特征研究

商业绅士化是指城市中传统商业、居住或工业被更高价值商业取代和置换的现象,与居住绅士化互为因果。由于城市发展阶段、模式和管制环境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商业绅士化社会空间特征表现出显著差异。20世纪末以来,在城市社会空间转型语境下,具有异域风情的餐厅、酒吧、咖啡馆、健身房等高档消费场所置换传统住宅或社区商业并在城市特定空间中集聚,是中国最典型的商业绅士化现象。遴选出符合商业绅士化特征的六类高端商娱场所,采用空间核密度等方法,对2008年和2018年南京内城上述商娱场所空间集聚、演进模式和机理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商业绅士化“热点区”首先出现在城市传统商业中心和文化历史街区,随后向商业中心周边和新兴商业地段跳跃式扩散;② 根据实践路径差异,可将南京内城商业绅士化分为整体植入式、侵入演替式和转型升级式三种模式,分别以1912街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大—南师大）片区和新街口地区为代表;③ 经济和文化力量在推动商业绅士化的发生演化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地方政府、资本联手对“商业租差”的追逐,以及年轻、高收入绅士化群体日益增长的时尚、高端文化消费需求,从供需两端驱动着商业绅士化过程;④ 商业绅士化在提升城市商业活力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原住居民和低端商业的排挤和置换效应。     

“绅士化运动”对我国旧城更新的启示

探讨了西方“绅士化运动”的概念、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 ,着重分析了“绅士化运动”对原住居民的影响以及城市地方政府在“绅士化运动”中的作用 ,认为“绅士化运动”对我国当前的旧城更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文中建议在编制旧城更新规划时开展关于旧城更新项目对原住居民影响的专项研究 ,以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     

欧美国家绅士化问题的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

欧洲和北美地区的绅士化研究代表着世界绅士化研究的主流与方向。在介绍绅士化的传统与衍生概念的基础上,对绅士化概念问世以来的主要理论解释派系进行分析总结,特别是从生产端和消费端进行解释的两大阵营。本文对欧美绅士化的三波发展浪潮进行介绍,并将半个世纪以来的绅士化研究划分为4 个发展阶段:绅士化现象描述阶段、两大阵营的激烈论战阶段、两种理论的相互融合阶段与绅士化政策应对研究阶段。在对绅士化作为全球城市发展战略和绅士化的主要社会空间效应做出简单评价以后,展望了世界范围内绅士化问题的研究前景;绅士化研究虽然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但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研究空间。     

南京棚户区改造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效应

中国2008年开始推进的城市棚户区改造运动,是一项针对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重要民生工程,也是有利于拉动投资与消费需求,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工程,深刻影响着城市社会空间的转型升级与分异重构。根据2008—2020年南京主城区434个棚户区改造前后的社会空间属性差异,在整体掌握南京棚户区改造时空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棚户区改造产生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效应。研究发现：在多主体、多驱力共同作用下,南京城市棚户区改造发挥着改善棚户居民住房条件、挖潜土地价值、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等积极作用,但在棚户区空间绅士化重构和城市原低收入群体边缘化、集中化安置过程中,可能产生新的城市社会空间发展不均衡和拆迁安置群体保障不充分问题。     

场域理论视角下商业绅士化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以成都大慈寺社区为例

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为例,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不同行为主体的视角出发,分别分析了地方政府、开发商、绅士化群体、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及周边小区各自的利益诉求与资本获取,探寻商业绅士化空间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绅士化空间及其周边住区共同构成了一个绅士化场域,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场域中获取和积累各自资本从而确立其社会实践地位。特别地,绅士化核心场域由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绅士化群体共同构成的利益联合体推动形成,体现一种至上而下的全球化资本逻辑运作;边缘场域由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和周边租户在周边小区构建而成,其受到了核心场域的支配和影响,与核心场域内的三类主体形成了动态互哺关系,从而逐渐产生新一轮绅士化进程,呈现一种至下而上的本土化资本发展逻辑。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中的核心场域与边缘场域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分异又相互融合的复杂特征,构建了两者之间的循环发展路径,带动了中心城区的整体更新发展。研究填补了中国商业绅士化对于周边住区影响的理论空白,同时也对城市中心商业空间更新的良性改造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

乡村绅士化是指移民从城市迁入乡村地区, 通过对一定的经济资本的利用, 来达到对乡村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围的体验与消费的过程。乡村绅士化过程造成了乡村地区人口结构的重构以及物质景观的变迁。本文选取广州小洲村作为研究案例, 对乡村绅士化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 小洲村乡村绅士化过程分为艺术先锋绅士化及学生化两个阶段。由于空间需求、付租能力、群体数量等方面的差异, 两类绅士化过程对当地的物质环境、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两者的发展紧密相连, 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延续、重叠、更替等阶段。乡村绅士化的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困境, 也没有造成对本地居民的置换。但是随着社区住房成本的上涨, 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付租能力更强的学生群体逐渐替换。值得注意的是, 本地村民通过积极的寻租行为成为乡村绅士化的重要推动者, 而非被置换者。研究发现, 乡村绅士化现象的中西方差异主要体现在4 个方面: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影响、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置换的后果、绅士化的推动者。这些差异主要与乡村绅士化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机制和特殊的土地政策等密切相关。这一研究对于探讨转型期中国乡村绅士化现象的特征与机制以及乡村社区发展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教育绅士化社区：形成机制及其社会空间效应研究

教育绅士化现象已成为深刻影响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以长春市郊区出现的教育绅士化社区为例,对其形成机制及社会空间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优质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及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私立学校与房地产开发活动在郊区的结合催生出一种新的教育绅士化现象,其实质是由教育资源引发的绅士化现象。② 教育绅士化社区采用“房地产+名校”的模式进行开发,涉及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学校以及绅士阶层四大主体。教育绅士化缘于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开发商是物质景观改造的主体,学校则是吸引绅士阶层集聚的关键。③ 教育绅士化社区一方面引导了资本、中产阶层和优质教育资源向郊区的迁移,促进了郊区物质景观及人口、社会经济的升级,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城市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的分层和极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育绅士化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野,同时对教育、住房以及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     

西方国家"绅士化"研究进展综述

绅士化是城市更新的一种方式。对城市生活空间重塑、居住空间分异、社会组织结构变迁及城市中心城区复兴有深刻影响。西方社会的绅士化已经有过一段很长的历史,关于绅士化研究的文献也很多。这些文献试图从不同的研究角度阐释绅士化的机制、过程、影响等。本文旨在介绍西方学者在各个时期．从不同角度对绅士化现象研究的成果。     

南京主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导向的学区绅士化研究

作为一种优质教育资源导向的城市绅士化类型,学区绅士化是指重视教育的中产阶层群体通过高价购买“学区房”实现向名校学区集聚的社会空间过程。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学区绅士化的理论分析,以南京为案例城市,采用兴趣点（POI）、房地产市场、手机用户画像和调查问卷等多源数据,开展绅士化学区识别、绅士化群体与空间特征、绅士化强化机制与固化效应等研究。通过熵权TOPSIS模型对南京主城区公办小学学区的绅士化水平进行评价,将218个小学学区根据绅士化程度划分为高度绅士化、较高绅士化、中度绅士化和低度绅士化4种类型。发现高度绅士化学区与单位制度存在紧密关联,学区内聚居着大量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并且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中产阶层家庭。政策上严格的学区制度、市场化飙升的学区房价和文化域激增的教育焦虑等,不断强化名校教育资源优势及其学区绅士化程度,并将优质教育机会锁定在特定学区空间和较高阶层群体内部。学区绅士化实质上是“学区空间”作为关键驱动要素,推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相互转换与巩固提升,并实现家庭“社会资本”向下代际转移的过程。这种由于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社会空间重构现象,容易加剧城市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     

转型期城市居住用地更新的空间加密化研究——广州市金花街改造再考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广州市金花街改造项目（1988~2003年）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主导下改造方案的调整过程和改造空间特征,探讨居民诉求和政府旧改政策对旧城空间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花街居民的原地安置诉求和城市政府依此设计的以民生为导向的改造安排,乃是影响旧城空间的重要原因;在准市场化融资方式和福利化拆迁安置方式下,城市政府提出的有关提供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居民临时安置问题和让居民原地安置的要求,使改造规划多次提高改造容积率,以保持改造经济平衡;改造后的金花街在房屋和人口两个维度呈现空间加密化的态势,即存在原地安置房叠加融资商品房、原地安置居民叠加购房迁入居民的社会空间现象,金花街改造并未出现以外来中产人口大规模替代原住低收入人口为基本特征的绅士化过程。最后,从引入转让开发权和鼓励微改造两方面对当前广州的旧城改造提出政策建议。     

The super-gentrification of Park Slope,Brooklyn

Studies of classical gentrification typically focus on the embourgeoisement of neighborhoods and displacement of marginalized people. Recently, a new form of gentrification – super-gentrification – has emerg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global finance capital, according to urban geographer Loretta Lees. Super-gentrification entails the further upscaling of already gentrified neighborhoods with the in-migration of upper-income residents and displacement of middle class residents, many of whom were among the initial gentrifiers. Despite the attention policy makers, urban planners, and the media are paying to the “middle class squeeze,” few quantitative studies of super-gentrification exist. Using dat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ecennial Census,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public residential sales transaction records, and real estate listings, this article sheds light on the landscape of super-gentrification and how to identify it with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anges in income, demographics, and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 the Park Slope neighborhood of Brooklyn, New York since 1970.     

中国中产阶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述评

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空间的重构,社会空间异质性增加。以中产阶层为主流大军的中产阶层化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社会空间现象。文章在地理学、规划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基于对1980年以来中国中产阶层空间分异相关研究成果的数据统计,将其划分为3个时期：1）1980―1989年,以西方社会阶层理论引入及国内社会阶层定性讨论的萌芽期;2）1990―2004年,为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理论引进及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探索期;3）2005年至今,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实证研究及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发展期。文章总结了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提出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空间分异研究的重点应集中于：转型期中产阶层研究的理论构建、全球化与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以及中产阶层聚居区研究等方面。     

基于住房需求意愿的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以2014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24个街道、50个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数据源，从住房需求意愿与区位选择方面分析了广州中产阶层住房选择，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区”性；2）现居住现状（人均住房面积、现小区区位、现小区建成年代、现居住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和经济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个人年总收入、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中产阶层住房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个体因素（教育程度、户籍地）等要素对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收缩城市住房空置时空分异及影响机制——基于居民用电量视角

以中国典型的资源型收缩城市——伊春市的伊春区为研究对象,从居民用电量视角对住房空置情况进行判定,同时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网络分析以及问卷访谈等方法,基于区域、居住区、格网3种尺度,对2013—2018年住房空置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究。结果表明：① 伊春区空置住房总量和空置率总体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在国际通行标准下处于“供需基本平衡”状态;② 伊春区住房空置格局在区域尺度、居住区尺度、格网尺度等不同尺度下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但各尺度均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布特点;③ 人口流失、经济支撑、城市功能地位以及居民感知等因素影响伊春区住房空置时序演变,而城市空间开发扩展、住区建设演变、教育医疗设施布局、公共交通可达性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住房空置的空间分异。     

大城市居住社会-空间分异格局与耦合模式研究——以南京、杭州为例

伴随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内部大幅拆建、住房市场持续分化、外来人口迅速涌入和城市居民频繁迁居等过程,城市社会阶层和居住空间不断被解构和重构。社会群体和物质空间的不断异质嬗变、杂糅组合与相互作用,构成城市居住的社会-空间分异复杂面相与耦合过程。以南京和杭州为例,在居住社会-空间二维属性及其关联耦合的认知基础上,基于城市住房市场、建成环境和手机用户画像数据等多源数据,采用主成分与K均值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进行聚类与匹配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群体类型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消费能力与职业构成指标上,住宅空间类型差异则主要表现在住宅价格上,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类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由此提炼并检验城市居住社会-空间耦合的七种典型模式。本研究拓展了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理论与实践深度,并为下一步的居住社会-空间耦合的过程、机制、效应与调控等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THE SPREAD OF CHANGE IN METROPOLITAN AND NONMETROPOLITAN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76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shape the recent migration of middle-class Blacks to low-income, urban, Black neighborhoods. It focuses on the meanings associated with this pattern of Black gentrification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residential pattern i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models of urban gentrification. Using three years of ethnographic data from a low-income neighborhood in Philadelphia that has experienced an increase in Black middle-class residents, I conclude that this pattern of neighborhood change is distinct from previous models of urban gentrification. In this article, I argue that Black gentrification represents a unique set of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that produce a group of middleclass African Americans willing to invest their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 in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low-income Black neighborhoods and their residents.     

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因子分析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 ,城市居民个人消费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 ,居民对住宅区位选择行为由过去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选择。本文主要研究在这种新的住房制度下 ,影响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因子。作者认为 ,房价的高低、住宅区位的交通通达性、环境条件是决定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客观条件 ,居民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特征、以及对不同住宅区位和环境的偏好也左右着住宅区位选择过程和结果。     

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05) 的分析

转型时期我国城镇居民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科层分配体制来获取个人住房,获取稀缺的住房资源的途径和机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住房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城镇,制度、市场和家庭因素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选择。以覆盖全国88 个城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年城镇部分) 调查资料为基础,本文分析了转型背景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改革 开放30 多年以来,中国城镇的住房自有率大幅度提高,其主要原因从1998 年前的公房房改政策向1998 年后住房市场化政策转变。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户籍、单位性质、职业等变 量显著影响住房选择,体现市场与制度对住房资源分配的双重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住房资源紧缺、住房价格高,居民住房承受能力差异较大,工作单位性质、户籍和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住房选择的影响更显著。随着住房市场化进一步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应逐步放宽社会住房的享受标准,尤其是户籍限制条件;开发商应更关注社会经济快 速转型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变化及其对居住偏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