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是保证人居环境均衡发展的基础。基于“人类-居住-支撑-自然-社会”5个子系统,构建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2个系统间的容量耦合模型扩展运用到人居环境5个子系统中,综合熵值法、GIS空间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对辽宁省2005~2016年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力进行探讨,阐述人居环境系统内部协调性。研究表明:①2005~2016年辽宁省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缓慢浮动上升趋势;②辽宁省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分散格局,并且呈现从中间向两侧递减的“屋脊”式格局和“双核结构”;东西方向上,空间演变趋势由倒U型逐渐向一字型演变,南北方向上由斜线型向“L”型演变。③全省出现了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低协调区、高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类型区。④空间分异驱动力主要包括人的需求、经济发展、住房、互联网发展等。     

湖南省传统农区乡村功能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乡村是城市功能扩散与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乡村功能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运用熵值法、冷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湖南省102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对湖南省乡村功能的时空演变、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7―2017年县域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发展态势,而乡村生态功能整体上呈减弱的趋势。② 1997―2017年湖南省乡村功能热点区由长株潭地区向外扩张,而冷点区呈先收缩后扩张的发展态势;20 a间,在长株潭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在湘西地区形成稳定的冷点区。③ 湖南省乡村功能空间分异是农业现代化、乡村就业主体、县域经济基础、城镇化、工业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力大小与方向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其中农业现代化水平、乡村就业主体对湖南省及5个地区乡村功能空间分异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中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空间演变及其影响机理

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以民族8省区为研究区域,构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0—2020年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演变格局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升态势。从空间分异来看,区际间呈“西北高、华南-西南-青藏低”分布、省际间呈“北高南低”分布、省内呈“极化与均衡并存”分布。（2）2000—2020年民族地区高质量增长率呈现出由“西北-西南高、青藏-华南低”向“西南-青藏高、华南-西北低”演变的分布格局。（3）2000—2020年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空间演变类型由以“低水平-低增长型、低水平-中增长型和中水平-低增长型”为主向以“低水平-中增长型、低水平-高增长型和中水平-中增长”为主演变。（4）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受投资强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收入水平和政府调控。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居文化环境质量演变驱动机制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将重塑中国现有乡村人居文化环境格局并形成城乡人居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在科学界定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基础上,侧重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时空基底;并围绕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质量测度,遴选影响人居文化环境变化的关键人类活动因子,构建由目标层、系统指标层、目标分解层与具体指标层所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人地关系理论、复杂系统理论、景观生态理论,借助Delphi及AHP法和ArcGIS平台探析2005~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乡村人居文化环境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乡村人居文化环境质量呈现差异化上升的趋势。宜昌、长株潭地区的乡村人居文化环境质量一直处于优良级别,武汉、南昌两大省会所辖乡村地区发展迅速,衡阳市、常德市等传统工业基地已由优良等级逐步降为较差或恶劣等级。② 乡村人居文化环境及子系统质量的演变并非完全同步。人居物质文化是人居文化环境系统演变的基础,直接带动了人居制度文化的优先演变,人居精神文化环境滞后于人居物质、制度文化环境的演变。③ 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时空演变由政府体制机制扶持保障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支撑多元主体需求力、农村公共设施服务力“四轮”共同驱动。     

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演化及影响因素

从敏感性和适应性两方面构建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1996—2017年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及时空演变规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贡献度和障碍度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从时空格局演变来看,1996—2017年中国乡村人居环境敏感性指数呈下降趋势,由东西高、中间低的"凹"型布局演化为离散式空间格局,适应性指数渐趋上升,脆弱性指数持续下降,实现从高脆弱性类型向中等脆弱性类型转变发展,但东低西高的阶梯式空间分异特征显著;适应性是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演变的主导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中过度依赖资源开发和能源消耗,这一经济增长模式的长期扰动是敏感性产生的主要力量,人才技术资金等发展要素缺乏和基础设施落后是适应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从创新农业科技发展理念、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坚持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并重3个方面提出降低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的对策建议。     

东北地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变的空间分异机制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是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程度及其对区域人口和经济社会承载强度的综合反映。本文以东北地区179个县域空间为基本研究单元,应用冷热点、空间变差函数、GWR模型等定量方法对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时空分异格局演变及分异机制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2000-2015年东北地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总体呈现出增长态势,但空间分异显著,各单元间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高低的相互作用及联动效应较为明显,但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空间分布逐渐趋于非均衡,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冷热点分布格局与全局分异变化及空间异质性态势基本吻合;② 2000年东北地区开发强度格局分异由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用地投资强度和产业结构水平共同影响,到2005-2015年发展演化为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用地投资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共同影响;③ 2000-2015年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用地投资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与东北地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分布态势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在不同区域呈现出影响程度的差异性。     

环渤海地区城市规模扩张与质量增长的时空演变及耦合特征

城市规模扩张与质量增长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矛盾,如何推动两者的协同演进成为区域城市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以中国经济第三个增长极——环渤海地区为研究区,在城市系统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构建多维度融合的城市规模与质量测度体系,利用泰尔指数和脱钩模型对城市规模扩张与质量增长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其耦合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并从系统内部性和外部性角度探讨了城市系统高质量运行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2000—2019年环渤海地区城市规模扩张与城市质量增长均持续攀升,并呈现出一定的空间格局特征,其中京津冀呈“同心圆”的高-中值分异格局,山东半岛呈“中轴-两翼”的中-高值集聚格局,辽东半岛呈“突变式”的低-中-高三区共存格局。②环渤海地区城市规模扩张与质量增长的区域差异性总体降低,并以区域内差异占据主导,城市规模扩张的差异性降幅为山东半岛>京津冀>辽东半岛,城市质量增长的差异性降幅为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不同区域内城市系统演化趋势复杂多样。③环渤海地区城市规模扩张与质量增长的脱钩类型经历了“SND-WD”为主向“WD-SD”为主的变化过程,脱钩状态整体趋于耦合的良性发展,脱钩程度表现为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④环渤海地区城市规模扩张与质量增长及其耦合趋优是城市系统内部性和外部性要素综合作用的表现,不同要素通过长效调控、有条件作用和缓慢调节等过程性影响和有效性干预的方式,驱动不同城市系统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增长。     

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空间分异特征与机制——以洞庭湖区为例

乡村人居环境是城乡复合人居环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乡村人地关系的综合体现。本文基于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理论框架,结合独立性权重法和回归分析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指标体系,并进行综合测度,深入剖析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离湖区越近弹性形成值越高,离湖区越远弹性形成值越低,呈现“内高外低”的空间分异特征。(2)以灵活性、适应性和反应度测算结果为依据,将洞庭湖区的弹性形成水平从空间上划分为3个环带：华容—临湘环带、澧县—平江环带和石门—赫山环带。(3)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受到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过突变、延续、转型等,产生正负作用,从而形成或不能形成乡村人居环境弹性。结合洞庭湖区不同环带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等差异,遵循因地制宜原则,提出相应的策略,在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发展过程中,增强乡村人居环境地域系统的监测、预测和抗扰动能力,不断提升弹性,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差异化调控

脆弱性作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重要属性,是探讨系统易受负面影响或损害程度的有效度量、解析系统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有效途径。以重庆市为研究区,以2007—2017年为研究时段,建立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以定量测度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而划分脆弱性类型并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结果表明:①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是系统运行状态的综合度量,包含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要素,其体现了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多元主体与以“地”为核心的乡村生产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制衡关系。②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暴露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及“局部突出、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敏感性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适应能力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及“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脆弱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③ 将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划分为适应能力脆弱型、暴露—敏感脆弱型、敏感—适应脆弱型和强综合脆弱型4种类型,并按照“生态优先—分类调控—重点突出—因地施策”原则针对不同类型提出差异化“降脆”策略,以引导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可持续发展。     

快速工业化背景下乡村性时空分异及其演化——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构建了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在ESDA空间探测架构下分析了2005-2015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特征,并结合村庄发展模式,归纳出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宏观尺度的研究相比,微观尺度的研究可以发现区域内部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性。(1)研究区域整体乡村性呈减弱态势,但其内部村庄之间乡村性差异却在不断加强。(2)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增强,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3)乡村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的集聚态势都在增强,冷点区形成了"点—轴"分布态势,并且沿轴向扩散趋势显著。(4)城市发展的带动、经济转型的影响、区位交通的影响、历史锁定效应以及经济能人的带动作用对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影响显著。     

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与格局演化

探究乡村三生空间功能间的互动关系,是当前乡村空间优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三生”空间理论与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2005年、2010年、2015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乡村三生空间功能及其两两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并进行空间比较和时序分析。结果表明：耦合度呈现低耦合、拮抗、磨合、协调耦合四种类型,耦合协调度呈现中度失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三种类型;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差异显著,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格局特征,时间上呈现由低水平耦合向协调耦合发展的波浪式演进特征;乡村三生空间功能两两之间耦合协调状态差异明显,“生活—生态”功能耦合协调情况较差,是未来优化乡村空间的重点方向。     

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微尺度乡村人居环境系统 脆弱性测度及时空分异 ——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从人地系统脆弱性视角着眼，基于 65 个样本点，451 份入户调查问卷，65 份村庄专题问卷， 运用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法等方法探索了佳县 1980—2017 年微尺度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时空分异 过程。结论表明（: 1）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均值已由 0.66 下降至 0.45，空间差异度由 3.99%大 幅扩大至 15.31%，呈现由空间重度脆弱的均衡状态分化至中低脆弱为主体，24.62%的村庄仍处于 高脆弱状态的格局。（2）居住、自然、社会子系统脆弱性显著减轻，均值分别下降至 0.38、0.42、0.47， 居住子系统仅余 1.54%的高脆弱村庄。支撑、人类系统脆弱性均值保持或上升至 0.54 以上的高位， 高脆弱村庄比重均超过 2 / 3。（3）居住、自然、社会子系统由高脆弱样本村全局覆盖演化至低脆弱 样本村广泛分布，而人类系统呈现由低中脆弱样本村相间分布演化至高度脆弱样本村全局覆盖的时 空格局。支撑系统空间格局动荡，低脆弱等级仅集中分布于交通干线沿线、行政中心驻地样本村。     

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协调发展格局与机制

乡村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乡村衰败目前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因此,乡村振兴需破解乡村病问题。现有乡村研究主要关注乡村单一系统、乡村转型或乡村特定问题的研究,对乡村系统自身、乡村各子系统之间关系及其驱动乡村发展逻辑的研究则显匮乏。基于黄淮海地区县域数据,选取乡村人—地—业3个子系统,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刻画了乡村内部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对人—地—业驱动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① 黄淮海地区大部分县域乡村人—地—业发展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了4条明显的高值轴带,且乡村系统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② 黄淮海地区乡村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较高,但大部分处于勉强协调或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③ 黄淮海地区乡村耦合协同关系可分为低协调水平—土地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和高协调水平—人业发展引领型3种类型,其中产业在黄淮海地区乡村协调发展中至关重要。④ 乡村人—地—业的协调发展可有效激活“四力”,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本研究为理解乡村系统自身、破解乡村问题及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重庆市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分析

选择重庆市40个县域2001年和2006年的相关统计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建立县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模型．运用统计学软件SPSS15．0．对重庆市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进行评价和类型区划．并利用ARCGIS9．2软件分别绘制出2001和2006年40个县域的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图。结果表明．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的差距依然比较显著．在因子上由2001年的社会发展规模因素转化为2006年的工业化发展因素．空间上呈现出距离区域增长极空间位置的远近和交通可达的难易而逐层递减的圈层分异特点。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分析

本文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分析法,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主要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模型,计算2000-2012年重庆市及各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度,评价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阶段及水平,分析生态环境承载力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耦合分类,为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提供数据参考。结果显示：2000-2012年,① 重庆全市耦合度处于在0.967~1.000之间,显示出重庆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耦合阶段处在高水平耦合时期;② 重庆市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度分布基本符合“一圈两翼”的空间分异规律,耦合度范围在0.884~1.000之间,也处于生态环境与城镇化质量高耦合时期;③ 但重庆市各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尤其是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的空间差异比较明显,根据耦合状况可以大致分为4种区县耦合类型。表明重庆市快速城镇化的后果导致都市区生态压力增大,生态承载力空间差异显著的现实将导致原有城镇化发展方式面临不可维系局面,亟需调整城镇化发展方式;发展新型城镇化应通过优化资源利用方式,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和升级产业达到疏导人口分布和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目的,最终缓解生态环境因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     

西北地区县域脆弱性时空格局演变

人地耦合系统的脆弱性研究作为未来地理科学的十大科学研究命题之一,已成为人地关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以西北地区31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以2003、2008和2013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气象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空间矢量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模糊层次分析和变异系数分析等方法,构建西北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并说明其时空演化过程。研究表明：①西北地区县域脆弱性指数整体呈现北低南高、东低西高的格局。大中型城市对周边区域产生显著的影响并已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低脆弱圈层,各低脆弱圈层逐渐关联形成大范围的低脆弱片区;②4个子系统的脆弱性水平分别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脆弱性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变化显著,资源环境子系统和政策子系统脆弱性则趋于碎片化且相对稳定;③西北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差异度呈缓慢增大趋势,社会脆弱性差异度的变化趋势为先增加后下降,经济脆弱性与资源环境脆弱性差异度均表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政策扶持性在地区间的差异较大且整体格局稳定;④在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下,资源开发促使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和人类福祉发生转变,最终影响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的稳定程度,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环境质量、资源开发和政策制定。本文以“脆弱性”的视角解构西北地区人地系统时空动态变化过程,为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方法参考和实践应用借鉴。     

甘肃省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及可持续发展时空综合测度研究

如何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 题。以甘肃全省及其各市州为研究对象，基于 GIS 技术和各种数学分析方法，开展人口-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及可持续发展时空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及各市州的可持续发 展综合水平总体上均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甘肃省及各市州 5 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均保持稳 步上升的良好趋势。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重心总体上在向东南方向移动，各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 平重心，大致沿西北—东南方向分布。5 大系统耦合协调度重心大致向东偏移，但偏移幅度不大， 其演变相对比较平稳。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② 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③ 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陆海统筹背景下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陆海统筹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针对陆海统筹核心区域——海岸带地区开展协调发展水平评价对推动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陆域和海域2个维度构建海岸带复合系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利用耦合协调度、信息熵和有序度模型对温州市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探析海岸带开发对温州市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陆域和海域子系统的发展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陆域子系统的高值区集中于温州主城区,低值区集中于温州中南部;陆域和海域子系统内部协调发展程度逐步上升,达到良好协调状态;海岸带复合系统耦合度接近甚至达到1,趋于良性共振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也不断提升,达到良好协调状态。② 2010—2018年间海岸带复合系统信息熵逐步下降,有序度不断上升,协调发展趋势良好。③ 海岸带开发对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为提高陆海能源资源运输与利用能力、改变陆海生态环境、促进陆海产业集聚和加强子系统关联、推动陆海社会文化发展4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