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从生态、居住、公共服务、休闲环境等人居环境核心系统出发,综合运用AHP、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时空演变过程、核心驱动力、驱动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表明：①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格局呈现出西北部相对下降,东南部逐渐提升的过程,优质的人居环境逐步向环鄱阳湖地区及京广线沿线集中分布;② 生态环境质量格局逐渐呈现以襄阳-吉安连线为界,东侧质量显著优于西侧的格局。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质量始终优于江西片区浙赣线沿线城市,但休闲环境质量则逐渐劣于江西片区浙赣沿线;③ 城市人居环境演变驱动力作用对象、程度、方向各异。其中经济发展、政府投入为城市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动力,社会群体收支为其内部关键动力,而土地供给与建设投资为现阶段次要动力,此外,城市规模通过集聚、催化作用推动城市人居环境的演变。     

基于市级尺度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演化

基于城市中观尺度,以中国333个城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维变量测度中国城乡协调度及空间差异,并对其演变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4~2014年间,中国城市尺度下的城乡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② 城乡相关系数整体上在波动中呈递减趋势;城乡收入差异相对较大;城乡增长率逐渐缩小,且呈现倒U型。③ 中协调区的空间格局占多数,且中协调区和低协调区具有扩大的趋势。④ 中国城乡协调度存在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协调度表现为上下波动,且增长趋势不明显;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整个研究时段的城乡协调度则呈现倒U型。⑤ 改革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其城乡相关系数、城乡收入差异、城乡增长率差异和城乡协调度排名相对愈好。⑥ 中国城乡协调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因素多与中国当前政策、经济因素有关。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交通优势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存在正负双向反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是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② 2000~2014年云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90%的县域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③ 云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④ 2000~2014年期间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耦合协调水平虽大幅提升,但整体协调度仍然偏低、空间分异特征依然突出。     

珠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

在厘清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关系机理基础上,构建了服务业系统与城镇化系统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1987~2015年珠三角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时序演变上,珠三角服务业与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态势,两者协调度不断增强,2008年开始进入协调期。② 空间演变上,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度呈现以珠江口城市为核心,逐渐向外圈层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空间差异较大且保持相对稳定状态。③ 珠三角服务业与城镇化空间协调关系演变总体可分为均衡发展、惯性发展、反转发展3种模式,由1987年的4种失调类型演变为2015年初级协调等4种类型。④ 从加强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和提升服务业发展潜力、加快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发展、缩小服务业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的空间差异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珠三角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度向更高级别方向发展。     

中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异研究

在探讨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中国1995~2014年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数据为依据,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发展指数表现出明显正相关关系,在整体发展和分段演化中均表现出较高一致性,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已进入高度耦合协调阶段。② 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弱正相关关系,空间集聚程度不显著,且随时间推移空间集聚现象并没有得到增强。③ 从时空演变格局来看,局部空间自相关规律性明显,虽然不同集聚区在时空演变中都表现出一定的扩张和收缩,但在总体空间格局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且东西部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东北三省36个地区为研究对象,系统构建了城乡协调的指标体系,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回归等方法探讨了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东北三省城乡协调的空间格局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趋于减弱。② 不同地区城乡协调水平变化各异。研究期内,大连市和锦州市一直处于高水平城乡协调状态,朝阳市长期处于低水平城乡协调状态。鹤岗市和七台河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上升最明显,哈尔滨市和辽源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下降最显著。③ 从空间格局来看,中级城乡协调区增多且向北移动,初级城乡协调区减少且向中部集中,“南北高,中间低”的城乡协调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城乡协调的冷热点均不断收缩,空间极化效应趋于减弱。④ 城镇化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是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工业化并未显著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且与城乡协调发展负相关,农业现代化经营对城乡协调发展有正向作用,交通因素在近些年的促进作用逐渐凸显,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化水平对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黑龙江省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耦合协调发展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依据耦合协调原理与模型,构建旅游供需评价指标体系,对黑龙江省旅游供需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旅游需求和供给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波动上升,发展态势良好;② 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耦合协调等级经历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步协调;旅游供给滞后为历史特征,旅游需求滞后渐显扩大;③ 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各子系统耦合协调等级介于勉强协调与初级协调阶段;旅游供给子系统相对滞后,且交通供给滞后更为凸显。     

长江经济带陆路交通可达性与城镇化空间耦合协调度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陆路交通可达性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结果显示：① 城镇化发展大致表现为“东高西低”和“大城市群高边缘城市低”的分布特征,且人口与经济城镇化发展不同步;② 各类陆路交通可达性存在“东中部高,西部低”的分布特征,且高铁可达性区域差异远大于普通铁路和公路;③ 陆路交通综合可达性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总体较高,由东向西耦合协调度逐渐降低,其中,公路耦合协调度结果与陆路综合交通耦合协调度结果最匹配,高铁和普通铁路对城镇化发展承担跨区域协调作用,高铁作用更明显,公路对城镇化发展影响有限,仅能带动周边区域。     

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空间关系、演变及驱动因子——长江三角洲城市级别体系新认识

以“揭示规律、验证规律”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系统搜集1995~2014年系列基础数据,探讨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空间关系及其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数理空间分布呈三段“金字塔”式结构,城市级别越高,分布数量越少;② 三元空间关系在演变中,1995~2009时期内的三阶段符合演变模型的A线关系趋向,2010~2014阶段呈“核”式分布,旅游对城市规模存在倒逼效应;③ 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④ 对驱动因子剖析,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

不同时空尺度下,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不同差异和变化。在阐述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容量耦合模型对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① 时序变化上,2001~2012年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趋同,大致呈现同步稳定上升态势,耦合度均值达0.499,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均值达0.463,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年均增长率上,耦合度达3.35%,大于耦合协调度的3.05%。表明生态承载力内部系统耦合作用和协同效应明显,并且耦合作用的强度大于内部协调性。② 空间分异上,17个县域的耦合度出现了低水平耦合、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3种状态,3种耦合状态的县域个数和区间变化呈现不同的差异。耦合协调度出现了低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和高度耦合协调3种状态,其变化状况基本上与耦合度类似,但从协调状态的县域个数和区间变化来看,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稍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空间分布与耦合度分布特征基本相似,高、低值区的空间分布由西南向东北大致呈现较低-高-低-高-较低的“M”型基本格局。③ 空间组合上,17个县域出现了低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中协调区、高耦合中协调区和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空间组合类型,其基本空间格局是,低耦合低协调区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区中部和西南部,高耦合高协调区则沿京广线、石长线和常岳高速三线呈“三足鼎立”布局,其它不同组合类型则集中于高耦合高协调区外围呈“零星状”分布。     

云南省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耦合协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构建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耦合协调模型及其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以云南省为典型案例地，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等分析2009—2018年云南省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和旅游流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① 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相关系数大于0.8，回归系数为正，两者显著正相关，存在较强的耦合协调关系。② 整体上云南省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的耦合协调度逐步提高，但各州市二者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较大，具有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③ 除接待服务和政策环境因素外，自然环境、旅游交通等正向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影响程度“旅游交通与接待服务>人力资本>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政策环境>旅游宣传”。④ 针对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不同类型，研究提出完善旅游产品开发、提高旅游交通便利性和加强旅游宣传等促进旅游旅游资源与旅游流耦合协调发展的建议。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通过构建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分析2005—2016年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土地开发强度增加和经济总量扩张的交互关系是造成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综合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状态增长的持久性不强,生态环境响应正逐渐成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主要推动力。②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综合水平呈现自南向北不断降低的特点,辽宁省明显高于吉林省与黑龙江省;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呈现典型的南北空间分异特征,且生态环境水平相似地区集聚发展现象愈发明显。③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增长趋势,开发滞后性特征明显,勉强协调-开发滞后型（Ⅲ）、中度协调-开发滞后型（Ⅵ）是主要耦合协调发展类型。④ 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调控水平是影响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而产业结构水平与外商投资水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辽宁省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关系

本文评价与分析了辽宁省14 个地级市能源效率的空间等级与结构特征,分别从DEA能源综合技术效率、单位GDP能耗及融合二者的能源利用效率三方面来进行研究。在对各地级市产业结构高级度、合理度、集中度测度与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评价模型总结了辽宁省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辽宁省各地级市能源效率差异显著,沈阳、大连、鞍山、锦州属于高能效地区,低能效高能耗地区集中在辽西北地区与抚顺、本溪等重工业城市;② 能源综合技术效率、单位GDP能耗、能源利用效率的高能效区域分别呈现“π 型”、“二字型”、“工字型”的空间结构特征;趋势分布面上,能源利用效率自东向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自北向南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的双核结构特征等因素对能源效率空间格局的形成有重要影响;③ 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集中在辽东南沿海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度的空间分布呈现以沈阳、大连为两极的“工字型”特征,产业结构集中度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辽中南城市群;④ 全省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整体耦合度较低,沈阳大连两极高度耦合,产业结构高级度与能源效率的耦合度相对较高。     

东北三省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时空耦合协调特征与机制

单一形态的现实人居环境研究,不能合理诠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下日益变化的人居环境现象。目前,不同形态人居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实践探索以及科学决策等问题并不清晰。建构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的理论框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趋势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实证分析2011—2017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耦合协调的时空规律,并对其影响因子和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市耦合度总体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具有相对明显的阶段特征;空间上形成双核与单中心并存的格局,并由分散的团状向“T”型团带状空间格局演变;② 协调度总体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协调互动稳步向高级别发展演变,中级协调占据一定地位,高级协调开始出现;协调度的核心极化空间格局特征明显,四大城市主导着东北三省整体的协调互动级别;同时形成省内“极化与均衡并存”、省际“北低南高”、整体“中心—边缘—低洼地”等区域差异的空间格局;协调度整体呈现出东西方向的“中间凸起、两端略低的倒‘U’型”与南北方向上的“南高北低”的空间趋势特征;③ 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是多种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是主导性驱动,“人”是本底性驱动,娱乐系统是新兴性驱动,社交系统是重要的媒介性驱动。     

中国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的耦合协调态势及其动力机制

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和消费升级带来旅游消费市场新需求的大背景下，研究旅游与交通的耦合发展关系对于促进二者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协同发展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发展指数、重心模型及耦合协调模型对2000—2016年全国31个省区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的重心耦合动态及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综合探究，并结合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重心总体呈现出向西南方向迁移的态势，且二者重心迁移的空间重叠性显著升高，迁移方向也趋于一致，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耦合性特征；2)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渐趋提升，均衡化发展态势日益显著，其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关联性特征；3)耦合协调度空间发展差异的省际非均衡性较为明显，其空间格局经历了由“分散型斑块状”向“集聚型散面状”的演化过程，呈现出东高西低的“三级阶梯状”分布态势；4)科技信息驱动力、经济驱动力、市场驱动力及政策调控驱动力对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各因素与各种驱动力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推动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     

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力 —— 以浙江为实证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以及驱动力。得到以下结论：2006~2012年,产业集群创新、县域城镇化、耦合度以及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协调度呈现出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呈倒“V”型的变化态势,形成了杭州湾地区的显著热点区,浙西南的显著冷点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力量、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依次递减。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测度及其耦合机制

利用2013—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区）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新基建”发展水平及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结果发现：中国“新基建”及其三大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均偏低,其中以“创新基建”发展水平最低;总体看,各省（市、区）的“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尚未达到良性耦合状态,且其失调风险趋于扩大;历年各省（市、区）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高者恒高、低者恒低”的锁定效应,并在数量分布上呈耦合水平两头区域少而中间区域多的“橄榄”形结构,且多数区域的“新基建”领先于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分子系统来看,“信息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发展的锁定效应最强,“融合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发展突破了“橄榄”形结构,“创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最低,而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强省的3类耦合协调发展均具辐射引领效应。实证检验发现,除自身因素驱动效应外,经济集聚、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市场化程度等能不同程度促进“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湖泊效应”模型的辽宁省海岸带陆地范围测度及其时空分异分析

目前国内外对海岸带的界定尚不存在统一说法,虽然海岸带向海范围的界定相对一致,但海岸带向陆范围差异较大。而海岸带向陆范围的界定是海岸带空间合理规划、海岸带区域综合承载力准确评估的重要保证,对海岸带的相关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传统的海岸带界定方法均没有考虑海岸带的动态性及空间差异性,因此,基于Bass扩散模型原理,构建了“湖泊效应”模型,提出了等辐射力曲线的概念,设计了可行的海岸带陆地范围量化方法。以辽宁省为例,结合2001~2012年人口与经济的面板数据,通过GIS与1stOpt软件平台,测度了辽宁省6个沿海城市的海岸带陆地范围,并对其进行了时空差异分析。运用Gompertz模型,预测了辽宁省2013~2020年的海岸带范围,分析了其空间差异趋势。结果表明：① 海洋的辐射带动力持续增长,辽宁省海岸带范围随着时间在稳步向内陆扩张;② 区域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海岸带范围也较广;③ 大连市和营口市是辽宁省海岸带的增长极;④ 辽宁省未来8 a海岸带范围将继续向内陆扩张而空间差异将逐步缩小。     

云南省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障碍因子分析

自然、经济和社会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为旅游资源的赋存和开发提供条件,而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仅能够促进旅游业发展,也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力量。运用线性加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趋势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云南省16个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其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 尽管云南87.50%的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两系统具有明显的耦合互动关系,但整体耦合协调发展趋于稳定,且呈现以昆明市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仍需增强,空间分布格局有待完善。② 从局部演化特征来看,除滇中和滇东南旅游区,其余四大旅游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旅游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扩散效应”。③ 50%的州市旅游资源障碍度具有“组合度>品位度>类型>丰度”的特征,而生态安全障碍度层面,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不高,旅游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生态安全响应机制不健全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2000-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及空间差异——以辽宁省为例

国家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格外重视,尤其在“新东北现象”出现后,东北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选取东北三省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特征显著的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探究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特征及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关系逐渐加深,呈现高水平耦合发展趋势,但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变动,中度失调县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基本协调的区域有所下降,且耦合不协调地区以省内陆边界地带为主;耦合度增强、协调度降低的县市具有共同的特征,人口与经济变化不同步,人口综合指数一直下降,而经济综合指数却有增有降,也是导致地区失调的主要原因;辽宁省人口与经济既耦合又协调的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圈层+轴线”的空间结构,其中圈层是指以沈阳、鞍山、大连的三圈层结构（由中心向周围递减）,且离中心地区越远,其耦合协调水平越低;轴线结构是处于哈大高铁线路上的沈大城市走廊,形成一条较明显的“梯度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