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空间关系、演变及驱动因子——长江三角洲城市级别体系新认识

以“揭示规律、验证规律”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系统搜集1995~2014年系列基础数据,探讨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空间关系及其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数理空间分布呈三段“金字塔”式结构,城市级别越高,分布数量越少;② 三元空间关系在演变中,1995~2009时期内的三阶段符合演变模型的A线关系趋向,2010~2014阶段呈“核”式分布,旅游对城市规模存在倒逼效应;③ 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④ 对驱动因子剖析,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社会空间视角下成熟型煤炭资源城市地域功能结构研究——以安徽省淮南市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服务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作为中国工业化阶段能源基地的资源型城市,正面临着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多位一体的全面转型。选取成熟型煤炭资源城市淮南为案例,基于社会空间视角划分城市地域功能结构,构建社会-经济-空间多维因素的互动框架推进资源型城市的科学转型。研究发现：淮南市社会空间包括6个主因子,各主因子的空间集聚和街区分布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基于不同街区的功能属性划分出5个空间功能组团,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团;居住、商业、生活服务组团; 煤炭开采与加工工业组团; 非矿点区域、乡村区域组团;经济新增长点培育、转型发展组团。城市地域功能结构特征表现为：① “城”、“矿”功能的隔离与排斥,② 连绵型低收入农业空间的嵌入,③ 城市服务功能空间的紧缩,④ 煤炭开采与初加工的空间共位,⑤城市转型尚未形成规模与联动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地域结构的形成原因及优化路径。     

辽宁中部城市群城市体系中规模与距离关系的研究

以城市人口规模、城市间距离为指标,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定量分析辽宁中部城市群中城市规模与空间距离的关系,以及城市与“最近城市”的距离和“距离位序”之间是否存在类似“城市位序-规模律”的定量关系。研究发现：① 城市i的规模P_i与“最近城市”n的规模P_n、距离D_i-n以及区域中心城市c的距离D_i-c有关,与首位城市的规模和距离无关,其中P_n、D_i-n为正向影响,D_i-c为负向影响。就影响力而言,区域中心城市c的影响大于“最近城市”n,这一点区别于国内其他城市群。② 城市群中存在“城市距离-位序律”的定量关系。③ 利用城市规模与距离的定量关系可以测算理论人口规模和影响范围,为辽宁中部城市群的人口预测和空间结构划分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人才流动的地域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依据教育部直属高校2015届本科毕业生生源与就业数据,采用指标评价与冷热点分析方法,分析升读大学与本科就业两个流动阶段的人才流动地域模式及省域空间分布格局。研究表明：① 人才流动具有明显的本地空间粘滞性特征,地域模式包括“本地-跃迁”型、“本地-半依附”型和“本地-依附”型。② 省际层面形成沿东南沿海与长江沿岸分布的“弓形”格局,显示了优势区域的整体粘滞性对人才高地形成的意义。研究指出,把握关键节点、依托城市群来发挥粘滞作用有助于城市推进引智工作。     

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拓展分析——以综合交通信息网络为例

在以“空间流”为逻辑的区域空间组织下,借由城际交通与信息网络的全面发展改变着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深度与广度,由此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幅度增强城市信息联系,促使现代城市在“空间流”的作用下不断扩展城市网络空间。针对中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沿海三大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珠三角城市群,对其进行城市空间网络分析,结果表明：① 公路运输、普通列车、高速列车、信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把相互连接的城市转变成为城市空间对外拓展的网络节点,拉近节点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带动城市群区域信息“网络化”结构的形成;②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上海（沪）、南京（宁）核心节点城市构成,北翼网络化程度较高于南翼线性联系程度,其区域联系密度以“沪-宁”“沪-杭”沿线向两侧递减;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流向主要是以上海→湖州、上海→宁波、上海→泰州、南京→扬州、南京→镇江、南京→无锡、南京→苏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多中心结构;③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间网络的拓展流向主要是以北京→天津、北京→石家庄、北京→秦皇岛、北京→廊坊、天津→秦皇岛、天津→石家庄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的双核心结构,这些城市彼此之间呈现复杂网状联系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10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④ 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广州、深圳、珠海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佛山、惠州、江门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方向主要以广州→深圳、广州→肇庆、广州→东莞、深圳→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东莞等城市流向。其中,广东、深圳处于网络的绝对中心位置,广东-深圳-东莞-佛山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5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多核心网络结构特征显著。     

基于POI数据的西安市快递自提点空间格局及空间关系研究——以菜鸟驿站为例

基于西安市菜鸟驿站和中国邮政速递的POI（point of interest,兴趣点）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文本词频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解析菜鸟驿站的依托组织形式与服务对象类型,空间分布特征与区位选择特征,及其与中国邮政速递的空间竞合关系。研究发现：① 增菜鸟驿站依托类型以商品销售型为主,社会服务型和个体店铺型次之;其服务对象以社区为主,商业街区、大学城次之;② 菜鸟驿站空间上呈现“中心城区多,周边区县少”的“内密外疏”格局,并沿东北-西南走向分布;③ 区位选择特征,大尺度表现为以钟楼为中心,随距离增加,驿站数量呈现出低-高-低的分布规律;小尺度则在与服务对象出入口距离区间[100,300]内存在二维正态分布;④ 菜鸟驿站与目标对象直线可达距离平均位于200 m范围以内,且街区活力点与其服务对象主体相适应;⑤ 邮政站点与菜鸟驿站均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区县扩张式发展,前者分布范围更广,二者在地理邻近竞争二者中趋于协同发展。     

合肥经济圈空间关联时空演进研究

从城市产业角度出发,依据2009~2014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城市流和ESDA模型对合肥经济圈空间关联进行分析,揭示空间相互作用的时间演变过程和空间分布。结果表明：① 经济圈形成了较稳定的中心-外围格局,空间结构呈现以合肥为中心圈层式向外辐射状,淮南和六安有望成为次增长极。② 经济圈产业外向功能性不强且出现异化,城市流倾向度呈现明显的等级异质性和不均衡性。③ 经济圈产业外向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空间自相关符合距离衰减规律。④ 经济圈区域不平衡态势明显,空间关联的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应推进区域一体化,加快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高铁-民航竞争网络的空间演化模式及影响因素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与民用航空的快速发展,两者运营网络的空间竞争范围越来越大。从个人出行视角出发,同时拥有高铁与民航直达列车/航班的城市对为出行提供了选择机会,定义为高铁-民航竞争网络。以2007-2015年高铁-民航竞争网络的所有城市对为切入点,尝试刻画其演化过程与模式、网络结构与距离分布规律,并最终总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为：① 中国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在空间上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扩张趋势,规模不断扩大。②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具有向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集聚的特征。③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城市对的距离范围主要分布在800~1 500 km,但运营的列车/航班频率竞争关系的临界值为1 000~1 100 km。④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在空间上遵循核心-核心、核心-边缘自上至下的拓展规律,并主要受城市规模、行政职能等级以及地理空间约束等因素的影响。     

春运人口流动透视的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结构

基于春运人口流动大数据,选取对外联系度、优势流、城市位序-规模分析等方法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 城市网络层级结构中蕴藏着位序-规模规律,但与理想的帕累托分布有所区别,城市规模彼此差异相对较小;② 空间距离与城市等级在城市网络联系中发挥支配性作用,保证了城市网络的层级性与有序性;③ 中国城市网络核心联系呈现“两横三纵”特征,该特征与铁路大动脉的空间分布高度吻合;④ 东部地区城市网络联系更加密切,而西北、西南地区则相对稀疏,基本上以“胡焕庸线”为界,而“兰新线”是突破这一限制的潜在力量;⑤ 中国东北地区未形成明显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联系形成带状网络;⑥ 华北与华南地区的“灯下黑”现象值得警惕,缓解这一问题的可行办法是核心城市功能的对外疏散,加强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联系;⑦ 带状区域发展或许将成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流行模式和中坚力量。总体上看,针对于揭示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特征,春运人口流动数据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是城市与人口研究领域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重要数据源。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及溢出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效率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Super-SBM模型对中国（除港、澳、台、西藏地区）2005~2015年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从空间异质、空间关联与空间机理3个方面分析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绿色发展效率的溢出效应并探讨各要素的空间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表现为“先平稳再快速再稳定”的阶段性变化规律,地区间差异较大,形成了“东-中-西”阶梯式递减和“南-中-北”对称式分布的空间分异特征,“T”字型发展格局逐渐凸显。②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逐步降低,热点区域增加,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中西部形成稳定的冷点区。③ 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自组织性逐渐增强,空间差异不断扩大,由空间自相关导致的结构化分异更加明显,随机成分引起的空间异质性正逐渐减弱,西北-东南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方向。④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水平、技术创新和能源强度产生明显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负向效应。     

国内外城市空间扩展研究评析

城市空间扩展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标志, 而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又是城市空间扩展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随着全球城市化的推进, 城市空间扩展已成为国内外城市发展研究中的热点领域。国外城市空间扩展研究发端于20 世纪60 年代的计量地理革命, 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研究自80 年代中期开始;2000 年以来, 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空间扩展问题日益突出, 城市空间扩展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有关研究成果更是大量涌现。本文根据国内外城市空间扩展研究内容的变化,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对比分析法, 从扩展形态、扩展模式、动力机制、模拟预测、效应与调控5 个方面对城市空间扩展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与梳理。在国外与国内比较研究与综合分类基础上, 重点评析现阶段国内相关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并对中国未来城市空间扩展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城市功能空间更新研究进展与新时期重点方向

文章首先基于西方城市更新发展历程，界定了城市功能更新的概念内涵，进而围绕城市功能更新背景与演替轨迹、城市功能更新类型与组织模式、城市更新空间模拟识别与评价、城市功能更新驱动机理与规划调控等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城市功能更新趋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化所处阶段紧密相关，更新运作模式体现为政府、私有部门和社区等多元合作倾向，更新判定趋于多源数据融合辨识，更新策略的制定受政策调控力、经济驱动力、市场机制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基于此，伴随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转型调整，城市功能更新研究更加重视对更新实践的科学性认知、空间治理能力的精细化转向、治理理念的人本化回归，并主要聚焦城市功能更新理论体系与实操框架的构建、功能业态演替特征的精细考量、更新调控的因地施策等新时期研究热点。但既有研究主要从城市与区域宏观尺度上对单一功能类型的更新模式进行定性描述，对微观视阈下精细功能业态演替的多时相认知与客观评价仍显不足。为此，提出未来中国城市功能更新应重视加强微观空间尺度下功能业态更新模式的多维度量化解析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融入系统学研究思想及其综合方法。     

城市化进程中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兼议城乡治理——对广州市江口村的分析

领域化是当前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城市化将农村区域划入“城市”之中,城市局限往往通过土地扩张来解决,地方和国家等不同行动者呈现出不同尺度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的策略。本文以广州一个正在城市化的村落为例展开历时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城市化中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第一层次为土地,国家根据法律以及城市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将土地纳入城市范畴;其次,第二层次为围绕利益空间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伴随着地方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等的策略,不同主体和话语开始进入并协商博弈;第三层次为地方认同,竞争性的“再领域化”促成地方认同的产生和变化。这三个层次的不一致性导致了不同时期治理方式的差异和治理困境的产生。本文从领域化理论视角深入探究尺度政治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和得以体现,以及不同城市化发展时期和城市空间转变中的城乡边界动态变化、村落自我调整的复杂过程以及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治理挑战,最后给出政策思考和建议。     

新时代发展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思考

针对中国城市转型的空间实践困境,迫切需要用空间权力的理论范式和空间正义的价值思维去反思、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其空间治理。城市政治地理学是以政治地理学的空间权力思维为学科基础,论文借鉴城市政治学和城市社会学对“城市政治”和“城市权力”开展研究,拓展了城市空间的政治属性。然后,基于中国国情与城市实践,从现实层面阐释了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政治”意涵、“空间”表达与价值取向。最后,以“问题驱动”为导向,落脚于现实层面,提出应关注的5个重要优先议题：城市空间协调博弈原理、城市制度安排的空间公平研究、基于价值的城市生活空间研究、基于权力的城市生产空间研究及基于责任的城市生态空间研究。     

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国内外城市更新比较研究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利用Citespace工具对国内外城市更新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从演化过程、发文期刊和研究机构的特征、研究热点等方面对比国内外城市更新研究的差异。研究表明：① 国内外城市更新研究的发文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快速发展阶段尤为显著，每年发文量分别达到117篇和238篇；② 研究文献多集中在城市规划、区域研究、城市设计、建筑学等期刊。相对于国外，国内发文期刊更集中。国内排名前10的期刊发文量占比达46.65%，国外仅29.84%；③ 国内外的研究机构间初步形成合作网络，但网络联系与合作程度依然较低。相对于国外，国内研究机构间联系更紧密。④ 国外研究热点集中在伙伴关系与公众参与、绅士化、可持续发展、城市转型和文化创意等方面，国内研究热点体现在旧城改造与房地产开发、历史街区和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更新、广州?深圳城市更新的探索与实践、公众参与的初步探讨等方面。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城市体检方法体系探讨

改革开放40 a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发生了质的改变,但快速城镇化所引发的城市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体检概念应运而生,并逐渐从国家战略落实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在梳理和解析城市体检背景及其作用的基础上,详细阐述城市体检指标设计的逻辑框架,梳理城市体检各指标间的关系,辨析不同尺度间城市体检的异同,提出中国城市体检的方法,旨在对中国城市体检提供理论依据。     

快速城市化阶段济南城市空间扩展及驱动力研究

基于济南市1992年、2000年、2010年、2018年Landsat遥感影像数据，借助ArcGIS、ENVI等图像分析工具，提取济南城市建成区，从扩展速度、强度、分形维数、紧凑度、重心转移等方面探究济南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变化过程、特征，运用地理加权逻辑回归方法对济南城市空间扩展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济南城市空间扩展经历“中强低速”“高强中速”“低强高速”3个阶段，城市形态趋于稳定，城市形状呈现东西向条带状分布格局，紧凑度较差；② 1992—2018年济南城市空间向E、NEE、NE方向扩展最为显著，扩展方式以外延扩张与内部填充为主，城市空间分布重心东移态势明显；③ 济南城市空间扩展受多重驱动因子影响，主驱动因子为距城市建成区距离、距主要公路距离、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人口密度等。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的理论基础与发展趋势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间的协调发展是科学调控城市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基于地租理论的微观区位决策与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宏观动态交互理论基础上,回顾了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的发展过程及不同依据下的分类特征,对空间相互作用和重力模型理论模型、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随机效用和离散选择模型和基于行为的微观模型4类一体化模型的优劣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分析表明,具有合理理论基础、科学数据处理方法、较高模型精度和政策评估适用性的一体化模型仍存在巨大发展空间。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趋向微观化、综合化和简约化,而国内一体化模型发展相对滞后,要求模型理论与综合实证开发的进一步突破。特别是在新数据、新交通技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背景下,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将从“空间”模型向“时空间”模型转变;从“宏观”集计模型向“微观”行为模型转变;从“交通-土地”模型向“综合系统”模型转变;从“样本数据”模型向“大数据”模型转变;从“交通规划”应用向“国土空间规划”应用转变。旨在对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的一般结构、原理类型、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剖析,以推进一体化模型在中国的研究与开发。     

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影响评价——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为了从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的双维度解释中国城镇化效率增进的实现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行政级别和市场分割程度是阻碍中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两大制度壁垒,从而陷入“高级别?高分割?低效率”的发展困境。“高级别?低效率”的原因在于,高级别城市倾向于利用行政级别优势,以牺牲生态城镇化来过度追求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而“高分割?低效率”则源于户籍制度、地方保护及环境治理方式的差异。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设置高级别城市将有利于改善“高级别?低效率”的发展困境,而且高强度的环境约束、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与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行政级别对城镇化效率的抑制效应。     

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规律的理论认知与地理学贡献

城市群是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群体,城市群形成发育过程是一个各城市之间由竞争变为竞合的漫长自然过程,遵循自然发展规律。中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已进入21世纪引领全球城市群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城市群研究与建设的经验模式正在被全球城市群建设所效仿和借鉴。本文从理论上梳理并提出了城市群形成发育遵循的自然规律,包括城市群形成发育的阶段性规律、城市群多尺度空间集约利用传导规律、城市群空间晶体结构组合规律、城市群自然生长的育树成林规律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梯度爬升规律。地理学家遵循这些发展规律,从学术理论、技术方法、决策支持和规划实践等方面为中国城市群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主要包括提出并科学界定了城市群概念,提出了城市群空间范围的识别标准,创建了城市群空间集约拓展与布局仿真决策支持技术链,研制了城市群空间集约拓展与布局仿真决策支持系统软件链,提出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组织的“5+9+6”新格局,研制出国内第一部《城市群规划技术规程》,编制完成了全国多数城市群发展规划,转化为国家决策的重要依据。未来中国城市群的发展与研究中,地理学家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大,地理学家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使命,应责无旁贷地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引用大数据、智能决策支持技术等新手段解决城市群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一如既往地为城市群发展吸纳众智、献计献策,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