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分析--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在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遥感土地利用数据和统计资料,应用定量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技术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系统全面地开展了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研究。定性分析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人口、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及政策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着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定量分析是对定性分析的验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因子可归纳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资等6个因子,并且各因子的影响作用大小不同。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力研究

分析1990-2007年山东省胶南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情况,为进一步确定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因子,选取GDP、农业人口比重和固定资产投资等33个社会经济指标,借助SPSS进行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将胶南市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因子概括为人口和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农业生产条件4个主要驱动因子,为政府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保护政策、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供借鉴.     

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及驱动机制研究

对广州市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趋势及驱动机制进行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于探索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机制及其合理利用有着重要意义.分析1996-2006年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发现其内部空间差异显著;运用SPSS对其进行时间序列曲线估计,发现该市土地利用变化趋势明显;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该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其驱动机制可归纳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区域产业结构因子和外资因子,各因子对广州土地变化的影响作用大小存在差异.     

中国西部河谷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土地资源短缺是河谷型城市发展中极为突出的瓶颈问题,如何提高河谷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以适应快速城市化过程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中国西部7个典型的河谷型城市为例,定量测度了其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关系,以期为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提供参考。研究表明：截止到2012年,7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数均有大幅上升,二者耦合协调等级均进入协调发展阶段。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土地利用效益中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对城市化水平影响最为明显,人口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准则层各因子对土地利用效益影响较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各城市间协调性差距也逐渐缩小。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西部河谷型城市与平原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城市化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的评价指数的增长速率并无明显差别。     

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及人口的增多,南海区土地利用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有区域气候、土壤要素、水文环境以及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等方面.从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分析制约南海区域发展的问题所在,提出适应发达地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的思路,建设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促进南海区域可持续发展,也为欠发达地区及发展中地区走健康协调的土地发展模式提供借鉴思路.     

基于PSR模型的农区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的诊断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利用冲突越来越多,分析不同农区土地利用冲突的形式,评估土地利用冲突的强度,对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从引起鄢陵县耕地利用变化的32 个因子中,提取了6 个主要压力因子,根据鄢陵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和区域政策、制度及其社会响应状况,建立特色农区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用加权函数法进行冲突强度的评价.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冲突强度呈波动增加趋势;土地利用冲突的原因主要是：①经济发展及经济结构调整因素;②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③科技进步以及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可通过市场手段、规划制度等进行调控,提高区域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引导土地利用方式的规范转化,以减缓或化解土地利用冲突.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精确刻画城市用地结构与影响因素间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对城市土地利用宏观调控和用地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通径分析法,对重庆市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厘定,结果表明:①人口增长对居住用地比例的直接效应最大(0.446),其通过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189、0.221、-0.042;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通过人口增长对居住用地的间接效应较大(0.420、0.309)。②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比例的直接效应为-1.357和1.236,对公共服务用地比例的直接效应为1.387、-1.100;人口增长通过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比例和公共服务用地比例的间接效应分别为1.163、-1.036,作用方向相反。③经济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是影响绿地比例的重要因素;人口增长通过经济发展后的间接效应(0.451)显著于直接效应(-0.117)。④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和人口增长及三者的耦合作用是影响城市用地结构的主要因素。     

饮用水源保护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分析——以东江流域源城区为例

采用数理统计与综合分析方法,对源城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与GDP、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镇化以及人口等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4-2007年源城区农用地面积持续减少,其中耕地减少较多,园地增长速度较快,林地逐渐减少;建设用地持续增加,其中居民点与独立工矿用地增长速度最快;源城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城镇化发展、消费结构变化以及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社会经济发展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完善土地市场机制,优化土地利用配置,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建立土地资源安全预警机制,保障水资源生态安全是区域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分析——以汉川市为例

利用2001年-2006年汉川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分析了汉川市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及程度的变化,并构建了土地利用结构与相关人文因子的数据库,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揭示了汉川市土地利用变化与人文因子的定量关系。最后,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角度探寻了汉川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以及城镇化、农业发展政策等是汉川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的人文因素。     

基于经济驱动因子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区域差异分析——以哈大齐工业走廊为例

在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的支持下,以1980~2005年间的6期遥感影像为基础,经过矢量化后得出哈大齐工业走廊范围内的哈尔滨、大庆和齐齐哈尔市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结合三个城市的经济统计数据,建立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在此基础上引入两个驱动因子评价指标(驱动效率指数和经济效益指数),对比分析三个城市的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其土地利用结构进行合理性分析。研究表明:大庆市随着石油资源的耗竭,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做出相应调整,土地利用结构趋于相对稳定;哈尔滨在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形成相对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进而促使经济不断保持协调稳定发展;齐齐哈尔市驱动因子评价指数尚未趋于稳定,区域经济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资源的消耗。本研究为进一步的土地评价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提供相应的基础和依据。     

基于数理统计的快速城市化时期土地利用变化分析——以大连市为例

基于数理统计的快速城市化时期土地利用变化分析试以土地系统理论为基础,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建立1996—2005年各类用地数量变化数据库,分析大连市各类用地时空变化规律,预测未来用地规模。采用吉布斯一马丁（Gibbs—Mirtin）多样化指数和洛伦兹（Lorenz）曲线分析大连市各类用地的数量结构特点,利用二次指数平滑方法预测出2010～2020年大连市各类用地规模。结果表明,1996年以来全市建设用地面积呈上升趋势,农业用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呈缓慢下降态势,但就经济增长的规模看,未来大连的经济发展不会始终保持之前的增长态势,建设用地的需求量也将有所缩减。     

江苏省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分层线性模型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分层线性模型以揭示不同层次因素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开发区土地集约度的差异有63.96%是开发区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有36.04%是区域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开发区成立年限、开发区入驻企业数量和开发区土地政策强度在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变异,开发区区位和开发区级别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度的关系不依赖于区域环境的变化;区域工业产值和区域城市化率两个变量对开发区成立年限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的正向关联影响不显著;区域工业产值会强化开发区入驻企业数量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正向关联,而区域城市化率则弱化了开发区入驻企业数量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正向关联;开发区土地政策强度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受区域工业产值的影响不大,而区域城市化率会强化开发区土地政策强度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区域层次变量解释了18.18%的开发区入驻企业数量与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相关,解释了11.27%的开发区土地政策强度与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相关。     

气候变化与多维度可持续城市化

全球大规模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和关注的突出问题。当前对于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城市化进程如何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清晰,从科学、管理到实践都需要进一步加强探究,以实现全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给出全球大规模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发生的基本事实,综述归纳城市化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以及可能机制,城市化导致热岛效应、降水分配不均以及极端天气,并具有局地—区域—全球多尺度叠加效应,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能源消费变化、死亡率与传染病传播、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对基础设施的破坏、水资源短缺等方面。简要梳理相关的国际研究和行动联盟,从城市化的4个关键维度：人口、土地、经济和社会视角出发,提出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多维度可持续城市化的分析框架。呼吁加强自然与人文学科交叉,将城市化等人类活动纳入地—气系统,探究人—地—气复杂耦合过程,从城市化为代表的人类活动角度的适应与减缓,或许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关键和最现实的路径。     

远程耦合视角下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解释

传统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充分考虑远距离相互作用的影响,对全球化世界中由远距离相互作用驱动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日益缺乏解释力。鉴于此,本文旨在将远程耦合（Telecoupling）理论框架引入到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动力机制研究中来。在概述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力研究的基础上,从驱动力背景的变化出发,切入远程耦合框架的介绍,并基于此给出远距离相互作用驱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经验证据;认为远程连接、全球化和城市化是远距离相互作用驱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3种主要形式;进而提出建立“时—空—事”三位一体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解析路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近远程驱动力分解和基于网络的跨系统综合研究是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力研究中应用远程耦合框架的重点内容。     

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利用转换的人文驱动机制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随着区域土地利用研究的日益深入,区域土地利用的转化及其驱动机制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国内外区域土地利用转化的研究表明,人文因素是区域土地利用转化主导驱动力的观点已得到共识,但其驱动机制及其驱动力的传导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搜索和实地调研,揭示了90年代以来温州市土地利用转化的基本特征。指出土地利用转化的关键性人文因素主要是政策驱动力、经济驱动力与城镇化发展驱动力,这三种驱动力共同存在,相互作用,但同时也具有各自的主导传导机制。为此国家在实施区域土地利用宏观调控时,应当因地制宜,更加关注主导人文驱动力在具体区域环境下的重要程度及其结合过程。     

南疆铁路沿线地区城市化与土地利用相关分析

 以南疆铁路沿线的5个中心城市为基本单元,根据1993—2008年的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方面的数据,分析了5个中心城市的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用地之间的相关性。南疆铁路沿线5个中心城市目前的平均城市化率为48%,已进入了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用地结构中,居住用地、工业用地比例降低;公共设施用地、道路广场用地、绿地比例增加,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和特殊用地比例呈现基本稳定趋势。城市建设的不断完善、城市化率的提高是促进建设用地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在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转型和空间重塑的关键时期,探究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对于破解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路径依赖与土地低效利用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115座地级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产业结构层次指数与基于DEA的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刻画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通过面板Tobit模型探究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渠道。结果表明：(1)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成效显著,再生型、煤炭型和钢铁型城市升级效果更为明显。土地利用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高值城市数量显著增加,以经济基础较好的再生型和成长型城市为主。(2)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尚未形成普遍的驱动效应,其影响机制在不同类型城市中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仅再生型城市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3)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经济产出提升、要素配置优化与环境污染控制等渠道驱动土地利用效率的动态演化。现阶段,土地经济产出偏低、用地结构失调、环境污染负外部性过高是制约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主要症结。资源型城市转型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特征,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