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优先合作国家选择方法探讨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是中国领导人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的庄严承诺,也是体现“十九大”会议精神“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具体实践。作为我国重要的对外援助方案,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实践中对外援助国的选择通常是根据领导人出访地和一些重要国际会议举办地等确定,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这也符合对外援助初级阶段的特征。为了更加高效、系统地推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持续开展,产生更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文中基于定量评估的方法学对南南合作优先合作国家的选择开展了讨论。通过专家集体打分与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及权重,采用阶段阈值法将不同国家在评估指标上的表现转化为定量分值,并进行国家综合得分计算和排名。计算结果显示,南非、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位于潜在受援国前五位,文中还列出了建议优先合作的20个国家及位序。总体来看,排名前20的受援国均属于联合国机制下77+中国集团,90%为“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70%是亚投行成员国,评估结论与中国发起的重大合作倡议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不仅可以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开展,也能呼应和推动中国主导的其他国际议程发展。本文尝试在传统的定性描述和评估为主的领域,引入定量评估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学应用上进行拓展。论文研究结论可以为相关部门选择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优先合作国家提供参考。     

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纳入性别考虑的进展与启示

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应对气候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国际社会已逐渐认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纳入性别考虑的重要意义,性别议题在气候谈判中的主流化趋势明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层面纳入性别考虑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为代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机制已将性别政策纳入机构政策体系,并积极在项目层面推动性别政策的实施。虽然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性别主流化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女性参与气候变化决策的程度不足、减缓领域纳入性别考虑的程度不足等问题。目前中国气候变化领域对性别的关注不足,建议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性别问题研究,为履约工作提供支撑;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体系中纳入性别考虑,加强与性别领域的沟通协作;加强气候变化相关机构性别主流化能力建设,明确职责安排;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内项目、“一带一路”项目和“南南合作”项目的性别主流化;切实加强中国女性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提高女性对气候行动的参与度。     

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对《巴黎协定》后适应谈判的影响

适应气候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谈判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后如何落实适应议题实施细则成为关注焦点。发达国家以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为理由,施压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出资全球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发展中国家内部对适应气候变化受害方和出资方的划分存在较大分歧,造成适应议题下发展中国家集团难以形成合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进展缓慢。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作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重要的气候变化领域合作形式,能否通过寻找发展中国家契合点,依据合理机制,对适应谈判发挥一定作用,须及早进行利弊分析及顶层设计。文章通过分析美欧日对外援助的机制、梳理非洲小岛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集团在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方面的需求、总结以往中国适应项目对外援助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适应谈判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区分适应援助和减缓援助、避免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属性被误读等问题,为争取广阔外交利益、合理构建南南合作机制提供政策建议。     

《巴厘行动计划》以来适应气候变化谈判进展及未来需求分析

回顾了《巴厘行动计划》以来形成的与适应气候变化议题相关的国际决议及谈判进展,分析了这些决议对推动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进程的可能作用和面临的障碍,综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2015气候协议”的利益诉求和建议。作者认为：《巴厘行动计划》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谈判取得了较明显的进展,建立了适应委员会、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和应对损失与危害的国际机制等;资金、技术研发、推广和使用、政策法规、机构设置与能力、信息等是提高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限制因素;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仍是“2015气候协议”谈判的重点和难点。针对非洲集团和小岛屿国家联盟全球适应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危害的补偿的提议,作者建议加强科学研究,开发评估方法和工具,探讨气候自然变率和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归因;同时建议中国进一步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     

Progress and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cooperation北大核心CSCD

气候变化是当前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间合作已成为普遍共识。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三工作组(WGⅢ)报告第十四章回顾了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AR5)以来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进展,基于所提出的评价体系对进展进行了系统评估。报告认为,AR5以来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最重要的进展是基于《巴黎协定》建立的以国家自主贡献为核心的全球行动模式;除《巴黎协定》外,国际上也形成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机制,其中,气候俱乐部是国际气候合作研究的新热点。对于《巴黎协定》的有效性,目前国际社会存在正反两种观点,并认为《巴黎协定》能否达成既定目标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强化全球下一步的集体气候行动目标和实施。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已在意料中,但当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仍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究其宣布退出的考虑不难看出,尽管美国政治信誉、国际合作和长远经济均受影响,但借此特朗普既可以提高其政治影响力、同时又可向国际社会重新要价。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形势看,美国的退出不会根本逆转全球气候治理的大方向。但美国削减国内气候变化研究、多边环境基金的资金支持和援助等政策将影响气候变化的基础研究和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机制,以及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和长期目标的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受到冲击。就未来而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正向发展仍旧是主旋律,气候治理正进入多元主体发挥作用的时代,地方和民间组织层面将开展更多的技术创新务实合作,提高气候变化科学及认知的能力建设仍将是长期的任务。     

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机制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中国高度重视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实行减缓与适应并重的应对气候变化原则,已出台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战略、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但总体来看,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法规制度缺位、监测评估不足、组织协调机制不完善等挑战,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的类型、数量和力度都明显弱于减缓。为完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与机制的框架设计,文中梳理了相关研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适应气候变化国际机制及主要国家经验,提出了一套完整闭环的适应气候变化核心决策流程及关键支撑机制,并重点从开展法制建设、制定适应战略（计划）、建立监测评估机制、构建协调机制和完善资金机制等五方面,归纳了主要国家的经验与启示,最终研究提出完善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与机制框架设计的建议,包括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应气候变化法制建设、加快构建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体系、加快完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机制设计、加强适应气候变化支撑能力建设、推动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等。     

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战略与态势分析

在对国际气候变化适应行动进行回顾和展望的基础上,介绍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的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发展轨迹和趋势,分析了欧盟主要国家、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等国所采取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总结出国际气候变化适应行动选择主要集中在极端气候事件与自然灾害、安全的淡水供应、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调机制等方面。     

日本多主体适应气候变化框架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法律政策的视角

通过系统梳理日本适应气候变化法律政策的发展历程,分析日本多主体适应气候变化的框架机制,结合其目前具体的适应实践进展,总结出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启示。研究发现,日本适应气候变化法律政策的发展经历了由重减缓、轻适应,到上升至国家战略,再到立法这3个阶段,形成了以国家、国立环境研究所、地方公共团体、地区气候变化适应中心、企业和居民为主体的多主体适应框架,从科研成果与决策应用转化、适应信息“共享—反馈—更新”有效循环、建立跨地区合作平台、适应资金支持、实施进度监测管理等5个方面构建了多主体适应气候变化机制。目前日本各适应主体逐步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实践,但适应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适应信息共享体系、跨地区合作细则以及适应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结合日本的法律政策经验和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中国应科学定位适应气候变化法律地位、加快立法进程,完善“监测评估—信息共享—适应行动—效果评价”多主体适应框架的机制体制,引导企业采取气候风险管理和适应性商业活动,提高居民的适应认知和适应能力的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Ⅲ）：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的综合评价

 回顾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对国内外的碳排放状况、中国减缓碳排放的技术潜力、中国减缓碳排放的宏观影响、全球减缓气候变化的公平性与国际合作行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评估。提出了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思路与对策，指出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下，中国要积极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及贸易格局变动的趋势，将减缓气候变化对策纳入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之中，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新模式——探析“气候变化三方合作”

三方合作是与传统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模式互补的国际合作新模式。由于具有可充分调动多方资源、发达国家和新兴捐助国的互补效应强、形式灵活等优势,三方合作目前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和参与。2016年全球已有838个三方合作项目,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的2/3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三方合作项目,其中德国、日本、西班牙和美国参与的项目最多。新兴捐助国中参与三方合作项目最多的国家是智利和墨西哥。目前三方合作项目执行期较短、项目额度小,29%的项目提到了绿色目标。目前虽然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案例还不多,但是截至2018年底32个发展中国家和5个发达国家都提出要开展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兴趣。由于起步较晚,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目前面临着资金不足、沟通协调过程复杂、合作成本高等问题。中国应积极探索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推动不同部门南南合作、三方合作和其他多边双边合作的资源统筹,并应增强项目管理的规范性,提高项目效果和影响。     

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国土空间规划：进展、困境与思路

空间规划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将适应气候变化目标纳入空间规划已经成为国际主流政策。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包括气候适应目标和理念薄弱、气候变化风险评估与空间规划尺度不匹配、适应和减缓策略的协同机制欠缺、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不完善等。文章结合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目标要求,研究提出适应气候变化导向的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体系和技术思路,以及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空间规划编制审批、技术标准、实施监督以及法规政策等各个环节的思路与建议,以期通过空间规划的编制与监督实施促进适应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     

“后巴黎”时代气候适应国际合作进展与展望

纵深并拓宽气候适应国际合作,是《巴黎协定》增强适应行动的主要内容,是“后巴黎”时代延续全面适应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系统地调研和梳理主要国家/集团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机制以及全球气候适应国际合作重点领域的基础上,分析中国近年来开展的政府间交流机制,双、多边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南南合作等适应气候变化合作重点工作,总结出资金缺乏、合作渠道多元化不足、国际合作模式亟待深化以及“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复苏的挑战是中国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后巴黎”时代,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深化气候适应国际合作将落脚于深度参与全球气候适应治理机制的建设、深化与全球适应中心的合作、探索气候适应国际合作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以及进一步开拓跨国对标城市间的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Climate or development: is ODA diverted from its original purpose?

We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of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policy that has taken place since the early 1990s. Increasing dissatisfaction about the results of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the appeal of climate policy as a new policy field led to a rapid reorientation of aid flow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over 7% of aid flows were spent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mitigation. However, the contribution of emissions mitigation projects to the central development objective of poverty reduction as specified in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is limited and other project types are likely to be much more effective.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can be expected to have higher synergies 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than mitigation, primarily through its impact on health, the conservation of arable land and the protection against natural disasters. An analysis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shows that projects addressing the poor directly are very rare; even small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in rural areas tend to benefit rich farmers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Use of development aid for CDM projects and / or their preparation via capacity building is thus clearly not warranted. We further analyze whether the use of development aid for climate policy could be justified as a countermeasure against the emission increase related to successful development itself. However, countries that are achieving an improve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from a low level are unlikely to increase their energy consumption substantially. Only at a level where the middle class expands rapidl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soar. Thus targeting middle class energy consumption by appliance efficiency standards and public transport-friendly urban planning are the most effective measures to address developing country emissions. Rural renewable energy provision in poor countries has a much higher impact on poverty, but a much lower impact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e conclude that while there are valid reasons for long-term collaboration with emerging economies on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there should be a separate budget line for such activities to avoid “obfuscation” of a decline of resources aimed at poverty alleviation. Nevertheless, mitigation will remain attractive for donors because it ensures quick disbursements and relatively simple measures of success. Moreover, mitigation activ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vide politician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with a welcome strategy to divert the attention of their constituencies from the lack of success in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domestically.     

对IPCC AR6报告中有关农业系统结论的解读

与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相比,第六次评估报告（AR6）有关农业的评估对象由作物生产系统延伸到粮食供应链系统,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不利影响的证据在加强。气候变化改变了作物适宜种植区,使中高纬度及温带地区作物种植界限向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推移。人为引起的气候变暖阻碍了作物产量的增长,地表O₃浓度增加使作物产量降低,CH₄排放加剧了这种不利影响。气候变化加剧作物病虫草害,极端气候事件高发加剧了粮食不安全,推升了国际粮食价格。适应措施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基于自然的适应方案在增强作物生产系统气候恢复力和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具有较高潜力。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出发,AR6报告对我国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的启示如下：需要高度重视气候变化背景下作物种植适宜区转变与种植带北移的重要战略价值,合理规划农业生产布局;加强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防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性;关注气候变化对国际作物生产和谷物贸易的影响,统筹国内、国际市场粮食资源,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农业温室气体减排与作物生产高效协同,为实现国家减排目标做出贡献。     

Interpretation of IPCC AR6 on buildings北大核心CSCD

IPCC于2022年4月正式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三工作组(WGⅢ)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该报告以已发布的第一和第二工作组报告作为基础,评估了各领域减缓气候变化的进展。报告的第九章建筑章节系统全面地评估了全球建筑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现状、趋势和驱动因素,综述并评估了建筑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潜力、成本和政策。报告主要结论认为,全球建筑领域有可能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但如果政策措施执行不力,将有可能在建筑领域形成长达几十年的高碳锁定效应。报告的主要结论将成为全球建筑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参考,对于我国建筑领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认知的演进及对气候政策的影响

通过分析IPCC第二工作组的5次评估报告对气候变化影响、适应的主要结论和方法的演进、原因以及对国际适应谈判和国家适应政策的影响,指出由于文献的迅速增加,影响评估方法和适应技术手段的不断成熟,以及思维的转变和意识的逐渐增强,IPCC进一步确认了气候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路径、适应和减缓行动以及风险治理将影响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IPCC报告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和各国适应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政策实践的进程。尽管中国各级各部门已逐渐将适应融入到相关政策中,但仍然存在认识、能力、体制机制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国家和各地的适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