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老年人口迁移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北京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迁移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分析北京市城市功能拓展区中老年人的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选择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中4个新建小区为案例区,收集有效调查问卷353份,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研究北京市老年人口的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已迁移老年人中,71.4%的老年人愿意迁移。与子女居住距离的变化、孙辈的出生以及居住条件的改善是自主迁移老年人迁移的主要原因。老年人生命历程的变化对迁移行为有重要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经济条件、与子女居住距离和居住环境对其迁移意愿影响显著。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结合老年人迁移的影响因素与宜居社区建设政策,为构建老年宜居社区提供科学依据。     

广州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个体与社区双层影响机制

小汽车出行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分别关注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建成环境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近年来,在中国城市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分异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社区建成环境及社区类型间存在关系,考虑三者如何共同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构建包含个体层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层建成环境与社区类型的多层Logit模型对工作日小汽车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其所居住社区建成环境同时对小汽车出行的选择起作用,且这两层因素的影响与社区类型紧密相关,出行方式差异有76.32%是由社区因素的差异造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因素方面,更高的文化水平、更高的个人月收入水平、非集体单位性质和家庭存在更多未成年孩子的居民工作日小汽车使用率较高;社区建成环境因素方面,提高建筑密度、用地混合度、商业可达性和公交站点密度会降低社区居民工作日出行使用小汽车的可能,而社区周边更高的POI密度则会增多居民对小汽车的使用。两类因素关系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市场力量对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影响的增强,相似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会倾向选择同一类型社区,而相同类型社区拥有相似的建成环境。这些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并为通过对相同类型社区多层因素的调节来改变居民出行方式结构,进而缓解交通问题提供了借鉴。     

基于住宅价格视角的居住分异耦合机制与时空特征——以南京为例

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是居住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市场化表达,映射出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对城市住宅的选择倾向与需求差异,与居住空间分异在机制和格局上存在一定耦合关联。以南京主城区商品房社区为研究对象,构建起住宅价格特征变量指标体系,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导致房价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组合关系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社区服务档次、学区资源、环境区位、景观稀缺等能够体现居住群体经济实力、生活方式与文化品位的因素,是影响房价分异的主导要素并随时间不断强化;南京房价总体上呈现“圈层+扇形+飞地”的空间结构,高房价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名校学区、高档封闭社区和山水景观别墅区;房价分异与居住分异在作用机制和空间格局上表现出显著的关联耦合特征。城市房价空间分异不止于表达,同时也是推动居住空间分异与再分化的重要驱动机制,并能够预判未来一段时期内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格局演变的基本走势,可以为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提供具有前瞻性的观察视角和分析工具。     

基于日常购物行为的广州社区居住-商业空间匹配关系

结合城市转型的宏观背景,通过与居民生存需求、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日常购物行为来解读社区尺度的居住-商业空间关系,对社区商业服务设施的合理配建具有现实意义。利用入户问卷和商业设施POI数据,以日常购物出行距离来衡量广州社区的居住-商业空间关系,构建多元回归模型验证制度及结构性因素、社区周边商业设施供给、居民购物目的地选择偏好和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属性四大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与住房制度变革、郊区化、业态变迁等制度-空间-社会变革紧密相关。结果表明,广州社区居住-商业空间的匹配关系总体良好,1 500 m是评价这种关系的重要阈值,但郊区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现象。四大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郊区的空间不匹配,并据此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建议。     

论中部农区农户打工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三个样本村为例

对农户打工区位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空间规律的基础。通过对河南省南阳市三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打工者不同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对其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对打工空间、年龄对打工距离及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的家庭类型对打工距离、家庭代数和家庭上学子女数量对打工距离和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社区特征中的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对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关系网络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关键作用。农户对打工地的选择是在能够预期取得一定收入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个人、家庭和社区因素的结果,地理环境因素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代际分/合居行为及其影响要素——以成都市为例

1978年以来,中国家庭小型化趋向非常显著,尤以代际分居为核心诱因,代际分居对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乃至住房市场都构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中国的代际分居现象及其机制和西方社会存在根本的不同,此文讨论了转型期基于代际分居率和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国城市居民分/合居行为的概念模型,随后选择成都市主城区进行了实证,因为该地区不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户籍居民的老龄化趋向明显,而且兼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耦合影响。与西方发达社会基于家庭生命周期先合居、后分居的规律不同,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居住行为呈现出合居—（小）分居—合居—分居—（小）合居—（小）分居—（小）合居的变化过程。采用2012-2013年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提取主要影响因素,后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方法研究了主要因素对居民分/合居行为的显著性和正负影响,并对不同年龄段的城市居民家庭代际分/合居行为的代际分/合居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① 文化程度、配偶健在、家庭人均收入、父母应帮子女成家、父母应帮子女买房、与子女/父母代际分居意愿、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安静/热闹偏好、卫生习惯、居家习惯和私密空间习惯与家庭代际分居率正向显著;② 年龄、家庭居住面积、父母应帮忙抚养孙辈、（子女）应该养老、父母/子女应临近居住、养儿防老、养育习惯等变量与家庭代际分居率负向显著;③ 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代际分/合居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显著度有所差异。     

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子与社区差异

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滞后、设施及服务功能单一、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基于北京市区内6 类典型社区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包含老年人居住环境因子在内的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模型;并引入社会学及心理学常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多群组分析(SEM Multiple-Group Analysis) 方法,以分析不同社区内各个老年特征群体的不同养老需求。分析结果表明：① 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度(指来自家庭、朋友、邻里和社会的各种支援) 构成居家养老满意度的首要影响因子;② 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程度对居家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广泛而显著;③ 按照不同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型及其影响路径特征,可将城市居住社区划分为居住环境影响型社区、基本因子影响型社区、社会环境影响型社区、社会环境+居住环境影响型社区等4 种类型,不同类型社区的老年人在居家养老需求方面具有显著差异。以上结果揭示了提升对老人的社会支持度的重要意义以及因地制宜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迫切性。     

家庭送养的时空演化及决策机制

中国民间抱养行为由来已久,家庭送养的决策将完全改变儿童的生存和发展的轨迹。囿于送养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且相关研究匮乏,亟需系统性的剖析。文章基于公益平台寻亲数据,运用社会网络、空间分析、数理统计以及地理探测器的方法,探究1981—2010年家庭送养的时空分异特征,并进一步归纳送养决策的流程及原因机制。结果表明：1）送养主体为未满1周岁女童。2）送养人数在时间上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分布,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中部以及川渝地区。3）家庭送养原因以经济贫困为主,违反生育政策的影响次之。当家庭面临狭小的生育空间时,重男轻女的思想会被强化。4）地理探测器结果揭示,人口因素是影响送养空间分异最主要的原因,自然灾害、计划生育和经济因素在不同时期产生较大影响。5）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多尺度下的家庭送养的影响机制,认为家庭在作理性送养决策时,往往遵循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制度理性以及社会理性的原则。     

转型期广州市居住迁移影响因素于户籍之间的比较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居住迁移率大规模增加,成为城市重构和社会空间分异的基础动力。利用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家庭问卷调查,本文使用事件史模型动态地模拟了居住迁移,并比较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居住迁移影响因素的差异。整体来看,1980年以来年均居住迁移率呈上升趋势,外来人口的年均居住迁移率要比本地人口高。住房性质、婚姻变化、工作变动、居住区位和年份等变量都显著影响居住迁移,反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和分配环境、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居住迁移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户籍间的差异明显,工作地区位的变动导致通勤成本的变化是外来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因子,而家庭生命周期和住房特征变量是本地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变量,反映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居住区位对本地人口的居住迁移影响显著,内圈层居民的迁移率相对较低,而居住区位变量对外来人口的影响相对较弱。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社区分异视角下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常休闲行为的影响——以合肥市为例

选取合肥市为案例地,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不同类型社区中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休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社区中,老年人的休闲活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休闲频率最高,公租房社区最低;大部分老年人休闲活动频率为每周≥3 d,且以散步、跳广场舞、打牌等低强度活动为主。2）在感知建成环境变量中,对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感知与单位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存在正相关;而对社区治安的评价仅对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表现出积极影响;居住在公租房社区中的老年人对社区交通便捷度的感知与其日常休闲行为间存在正相关。3）在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土地混合利用度与老年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的关系在单位房社区表现为正相关,但在公租房社区呈现负相关;离最近公交站距离越远,商品房和公租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频率越低;交叉路口的密度对老年人日常休闲行为的负向影响仅表现在单位房社区。4）建成环境对不同休闲频率的老年人表现出差异化影响,单位房社区中,社区治安、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和土地混合利用度对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负向影响,对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正向影响,而交叉路口密度的作用方向正好相反;商品房社区中,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与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负向关联,与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正向关联,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与二者的关系恰好相反;公租房社区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与社区交通便捷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与土地混合利用度和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而中等休闲频率的老年人正好相反,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仅受到社区交通便捷度的积极影响。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社区居住意愿研究——对广州的实证

摘 要：以广州3个大型保障房社区为例,对保障房社区、居民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并对当前保障房社区建设提出了建议。研究发现,广州保障房社区呈现居民受教育水平低、就业率低、贫困比例高、家庭规模大等问题,总体上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居住意愿较高。在影响因素上,研究发现,保障房周边公共服务设施对社区居住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且社区交往、社区环境和住房质量等亦具有正向效应,而居住时间则具有负效应。随着中国保障房建设的加速,提高保障房社区的居住满意度,促进社区的社会融合与发展,对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居民超重的居住分异

基于广州25个典型社区（4种居住类型）的962份调查问卷，采用卡方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了居民的超重特征。结果发现，不同居住类型具有不同的超重水平和超重分层特征。1）居民超重率为历史街区＞保障性住房＞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居民超重水平最低，与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带来更好的健康知识和社区资源获取能力有关；单位社区和历史街区超重水平较高，与其长期的住房环境隔离聚集了大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居民有关；此外，历史街区较大比例的高龄人群也使超重率提高；保障性住房居民较高的超重率与其较差的社区环境，以及具有高比例资源获取能力差的低收入人群相关。2）对所有居住类型来说，老年人和已婚人口都是容易超重的人群。保障性住房和单位社区居民收入的提高可能增加额外的社区资源可获得性，而产生超重分层。历史街区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偏低，相比之下，高教育水平居民可能因其具有更多的健康知识而降低超重水平。商品房社区产生超重分层与其高收入居民具有的不健康工作生活方式有关。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为例

采用在广州市13个保障房社区收集的一手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分析了保障房社区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住房条件、社区建设）和社区社会环境（社区社会网络和社区凝聚力）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但没有证据表明社区内的保障房比重与情绪幸福感相关。此外，居民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情绪幸福感显著相关。身体健康水平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且对于婚姻状况和住房条件与情绪幸福感的关系而言起到中介效应。因此，保障房的规划和建设要兼顾社会环境建设和物质环境建设，以提升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体验。     

北京城市居民的养老模式选择及其合理性分析

基于北京市典型社区的问卷调查, 运用决策树分析的方法, 对城市居民在不同阶段养老方式的选择及其合理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目前, 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转型, 北京市老年人的空巢家庭比例超过1/2, 城市居民在健康状态下约80%选择独自生活, 而独立生活有困难时近1/2 的老人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②目前的主要问题是, 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的了解和认可度十分有限, 养老机构总量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特别是面向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养老机构床位存在大量缺口。③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存在巨大的阶段性差异。由健康状态步入需要照护的阶段后, 老年人对家庭赡养、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需求大约分别提高到原来的2 倍、4倍和8 倍。基于生命周期的测算, 2020 年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在机构和社区养老的合理比例分别为35%和30%。④当前, 需求调控的重点是70岁以下低龄老人, 应该引导更多的低龄老人选择社区居家养老方式。     

老年人自评健康的能力-压力模型研究——以广州社区为例

基于能力-压力模型,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广州5个社区老年人个人能力与环境压力对其自评健康的影响,并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①社区共分为能力较高型、能力略高型、能力压力相当型和压力略高型4种类型。②能力较高型的中大社区位于边缘区,制约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主要因素是退休前职业类型和受教育程度;能力略高型的龙口西社区位于最舒适区,促进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和住房质量;能力压力相当型的里仁洞村和耀华社区位于最大潜能区,制约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主要因素是住房质量和社区绿化;压力略高型的新基村位于适应不良区,制约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主要因素是月收入和有无独立卧室。③各类社区老年人能力压力状况与自评健康的关联性,符合能力-压力模型中老年人与环境适应分区。广州案例研究提供了老年人与环境适应理论研究的中国案例,有助于推进能力-压力模型的本土化探索。     

转型期广州市居民职住模式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职住关系是城市研究领域重要的议题之一。体制改革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特殊,检验不同阶层居民在职住地选择偏好的差异,有助于理解居民职住格局形成的内部机制。利用广州市入户问卷调查、建成环境和人口普查等数据,采用两步聚类和多项logistic回归,对广州市居民进行阶层划分,对比居民职住模式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职住决策时,体制外工薪阶层追求低生活成本,受职住地建成环境影响显著;体制内阶层习惯于传统单位制下社会关系密切的社区,受邻里环境影响显著,还受个人属性影响;无固定工作者决策自由和平衡程度高,受少量建成环境因素影响。研究有助于了解居民职住格局形成的制度性机制,为优化居民职住格局提供思路。     

Social Consequences of Gated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Suburban Warsaw

This article aims to determine how three factors—the fence, the internal public space, and the type of building—affect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divisions that gated communities generate and the need for integration between people living in and outside gated communities. Its results are based on the survey conducted in two villages, Józefos?aw and Julianów, located in the Warsaw metropolitan reg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a physical barrier in the form of a fence affects the percep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Research has confirme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fencing off on social bond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attachment to the area beyond the housing estate. The study of Józefos?aw and Julianów, however, has proved that for the residents of suburban gated communities the key factor that can increase their sense of community is access to an internal public spac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the attachment to the area of residence are also dependent on the type of building. Inhabitants of suburban gated communities dominated by multifamily housing are definitely characterized by a weaker attach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