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空间格局演化

以人均粮食占有量为研究指标,以河南省12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通过空间自相关、重心移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1990—2012年河南省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河南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豫北中部、驻马店与信阳交汇处的东部地区形成人均粮食占有量高的集聚区域,豫西、豫西南山区形成人均粮食占有量低的集聚区域,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趋势不断加强;河南省粮食生产呈现不均衡分布,人均粮食占有量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最后,通过空间计量经济模型SLM和SEM分析,结果得出,人均粮食生产空间格局与人均耕地面积、种植结构、历史发展基础呈显著正相关,与经济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中国建设用地错配时空特征、驱动机制及空间效应

在阐述建设用地错配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建设用地错配测度模型和错配机制计量模型,重点探讨中国2001－2016年城市建设用地错配时空特征、驱动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建设用地错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和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中国建设用地错配及其影响因素呈现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但空间关联效应有减弱态势;3）土地财政依赖、产业结构优化、市场发育完善对建设用地错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4）政府腐败和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错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建设用地错配普遍存在且有上升态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政府腐败治理力度、完善市场机制和区域一体化建设能够有效缓解区域建设用地错配。     

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时空发展特征与驱动因素效应分异研究

基于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数据，依据熵权法测度民营上市企业发展指数，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解析其时空发展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2003—2018年，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从主营收入来看，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行业前十位的占比均超过五成。前十行业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为辅，主营收入中以批发零售业及制造业为主；(2)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呈现“西北-东南”发展格局，变化特征为“先扩散后集聚，类Z字形偏移”，其蔓延区域空间异质性显著且呈“多中心半环绕型”蔓延；(3)民营上市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空间分异沿单方向梯度变化，驱动效应维持正向的因素有技术创新环境、市场规模，由正向驱动转为负向驱动的因素有交通可达性、城市政策环境，由负向驱动转向正向驱动的因素有生产成本、对外开放程度。     

中国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基于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对比分析

依据中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区县的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数据,借助空间自相关分析、重心曲线、空间分布图系等方法,对中国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及其变化强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东西分异和南北分异突出。两种人口统计口径下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全局和局部自相关特征显著,空间集聚趋势不断加强。高高集聚区向东北方向汇集,低低集聚区向东南方向汇集。② 两种人口统计口径下人均粮食占有量空间分布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且有增大趋势,差别较大的县区主要集中在800 mm等降水量线以南,尤以华南区和西南区最为显著。③ 人均粮食占有量变化重心曲线呈“L”形,越向北增幅越大,越向东南减幅越大;基于分布图系、重心曲线将人均粮食占有量变化区域划分为高度增加区、中度增加区、低度增加区、基本不变区、低度减少区、中度减少区、高度减少区等7 种类型,人均粮食占有量变化格局在两种人口统计口径下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空间分异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探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前后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格局演化的初衷,以全国28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工业资源压力和工业环境压力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两种压力的空间格局,比较归纳演化特征;基于空间计量模型识别工业资源环境压力的影响因素,比对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变化。结果显示：① 全国工业资源压力东高西低的格局进一步显著,沿海产业集聚地区是热点区域;工业环境压力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弱化,北方产业集聚区是热点区域。② 工业资产规模、工业生产效益、工业劳动生产水平是影响工业资源压力格局的主要因素,其中工业资产规模的正向驱动作用减小,工业生产效益的正向驱动作用增大,工业劳动生产水平的负向驱动作用减小。③ 工业资产规模、环境规制、工业开放水平、工业生产效益、工业化水平是影响工业环境压力格局的主要因素,其中工业资产规模的正向驱动作用减弱,环境规制的驱动方向由正向转为负向,工业开放水平和工业生产效益的作用分别由正向显著和负向显著弱化为不显著,而工业化水平的作用由不显著演化为显著的正向驱动。④ 比较影响两种压力格局的主要因素,工业环境压力格局形成的动力机制比较复杂,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工业环境压力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作用方向变化更为剧烈。     

数字经济加剧了地区差距吗?——来自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市数据,通过构建传导机制考察数字经济对地区差距的直接、间接和调节效应,采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和地区差距的空间分布均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不均衡特征;数字经济对地区差距具有负向的直接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集聚经济对地区差距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财政科教支出在直接路径中发挥负向的调节效应,在数字经济影响集聚经济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如须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缩小地区差距,既需要推广数字技术、消弭数字鸿沟,也需要完善要素流动、财政科教支出等制度性配套机制。     

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认识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对正确判断中国的粮食生产形势,制订相关政策以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省咸宁市4县1市1区的23个村组、1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对1981年以来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特征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农户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与土地面积明显下降,农户用地方式出现“省工性”变化,劳动力被农机要素替代,农业机械、化学肥料与农药等物质投入显著上升。② 主要粮食作物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商品率分别提高了4.61%、29.69%与50.56%,但区域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与农户家庭平均粮食占有量却分别下降了10.49%与10.50%,区域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出现弱化。③ 丘陵山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三率”提高幅度高于平原地区,丘陵山区的水稻总产量与家庭占有量均略有提高,但平原地区却出现了明显下降。产粮重心在空间上出现从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倾斜的现象。④ 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用地规模,促进农户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效率,是应对农地边际化作用的关键。从事规模化与专业化粮食生产的农区与农户,应成为国家惠农政策与粮食安全政策重点扶持的对象。     

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演变

综合运用样带、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1997—2010年江西省县域单元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理。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呈较明显的圈层分布;全省大部分县域为余粮区,过半数的县域人均粮食有所提高,主要集中于赣中平原和赣北鄱阳湖周边地区。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的空间格局主要受199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与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仍对农业生产地理基础表现出较大的依赖,粮食政策、市场价格等对区域粮食生产亦有一定影响。样带趋势分析显示14年来全省县域人均粮食的东西向变化较南北向大;样带地理探测分析则有助于深入认识不同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等县域人均粮食驱动机制的差异。     

数字经济加剧了地区差距吗？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市数据，通过构建传导机制考察数字经济对地区差距的直接、间接和调节效应，采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和地区差距的空间分布均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不均衡特征；数字经济对地区差距具有负向的直接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集聚经济对地区差距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财政科教支出在直接路径中发挥负向的调节效应，在数字经济影响集聚经济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如须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缩小地区差距，既需要推广数字技术、消弭数字鸿沟，也需要完善要素流动、财政科教支出等制度性配套机制。     

缅甸省域人口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缅甸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节点，且其省域间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给在缅投资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剖析缅甸省域人口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研究在阐述缅甸各省（邦）人口分布格局的基础上，基于缅甸各省（邦）2005—2017年人口、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面板数据，构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对其指标体系进行降维；然后使用空间杜宾模型，着重考虑各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缅甸人口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缅甸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异质性显著，呈现以仰光、曼德勒、内比都为核心的全国人口集聚区，三省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8.5%；(2)社会公共服务对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城市发展与就业质量对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政治冲突事件对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经济发展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统计不显著。     

武汉市道路结构与商业集聚空间关联分析

城市道路结构是影响城市商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研究二者之间的关联对于商业布局和道路规划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本文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运用空间句法模型计算道路结构指标,采用GIS核密度法计算2014年商业兴趣点(C-POI)密度以分析商业集聚的空间结构,通过双变量相关分析道路结构变量与商业集聚程度的关联关系。结果显示：①道路结构指标中,与商业集聚关联最强的是道路全局集成度。在各商业类型中,与道路结构相关程度最大的是金融保险服务集聚。②道路连接值和全局集成度值分别与商业POI密度呈显著正相关,呈现“高—高”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总深度值与商业POI密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呈现“高—低”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商业POI密度随控制值升高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③商业集聚分布呈现为“核心—过渡区—边缘区”的多核心多层次结构,“高—高”集聚与“高—低”集聚模式集中分布于“核心”及其附近的“过渡区”。     

虚拟水战略背景下的中国粮食生产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首先,用人均农村人口粮食产量指标定量表征我国粮食生产空间布局现状,发现我国粮食生产空间布局存在"北方多、南方少,中间多、两边少"的特点,主高值区位于东北和内蒙古一带,次高值区由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南、江西和重庆等中西部省份组成;主低值区为东南沿海一带,次低值区是由西北和西南诸省组成的广大地域。然后,为探究虚拟水战略背景下我国粮食生产的理想布局模式,提出区域粮食生产优势度的概念,分析其影响因素,运用定量评价模型计算各省级区域的粮食生产优势度。发现区域粮食生产优势度有2个高优势度带和2个低优势度带,且高优势度和低优势度区呈带状相间分布。最后,构建粮食生产布局调整指数作为我国不同区域粮食生产优化调整的依据,分类给出了区域粮食生产调整的方向。     

韩国济州岛柑橘园景观与空间分布演变（1526—2019年）

韩国济州岛的柑橘园景观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是当地人利用济州岛特殊的气候、水文、植被环境所塑造的独特农业景观。16世纪朝鲜王朝建立柑橘进贡制度,济州官府设置柑橘园,此后至今,济州岛柑橘园区域分布与地理景观都呈现较大变迁。文章结合气候、水资源等自然因素与韩国柑橘产业政策、市场、社会变化与技术进步等人文因素,分析16世纪以来济州岛柑橘园景观与空间分布变化,探讨济州岛柑橘生产空间变迁原因与驱动力。结果显示：16世纪至2019年,济州岛柑橘生产经历了发展、没落、强力复兴的大起大落发展历史,呈现从北到南的生产空间大迁移,柑橘生产空间逐渐扩大。济州岛的柑橘园生产经历从朝鲜时期的官府果园到现代观光体验农场的转变。柑橘生产空间变迁与地理景观变化的原因与驱动力较复杂,水资源是影响朝鲜时期柑橘园分布的主要自然因素。社会制度、交通与市场是16世纪以来影响柑橘园生产空间扩展的主要人文因素,在近500年的柑橘生产空间发展变迁的过程中,人文因素不断加强,影响柑橘空间与地理景观的优化调整。20世纪70年代以来,水资源开发技术的进步改变了现代柑橘园生产空间分布格局。对济州岛柑橘园长时段的生产空间与地理景观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可以为中国传统柑橘栽培地区打造具有地方特色柑橘园文化景观与民俗、文化产品,以及中国柑橘产业的升级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空间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

基于1992-2013年中国城市遥感模拟反演碳排放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空间马尔科夫矩阵和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在同时考虑碳排放的时空滞后效应和不同地理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条件下,对城市碳排放的演化路径和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识别和减排政策探讨。研究表明,中国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正逐步缩小,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高排放俱乐部集聚特征,同时碳排放类型演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均碳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均碳排放处于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阶段,二产偏重的经济结构和投资的粗放增长共同正向作用于城市碳排放,而人口的集聚效应、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外开放度和公路运输强度的增加则共同抑制城市碳排放水平的提高。因此未来要抑制促增因素和发挥促降因素的作用才能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优化产业结构、精简粗放投资、增加研发强度以及提升公路通达性是未来实现中国城市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     

城市群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及影响因素

选取2015—2018年11个城市群的人口流动频次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和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二次指派程序)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间以及城市群内部人口流动空间网络格局及演变,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1)城市群间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呈现明显的“钻石”结构,而城市群内部表现为不同丰度的“金字塔”结构,优化提升阶段城市群是人口流动的主体区域,其城市群内部与城市群之间人口流动空间网络结构相较于其他两个阶段更复杂。(2)人口流动空间网络格局相对稳定,以“胡焕庸线”为人口流动总量的分界线,在优化提升阶段的城市群作用之下,东部城市群的人口流动总频次远大于中西部,呈现出稳定的“东密西疏”结构。(3)城市群内部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均呈现小世界特性,形成明显的以相邻城市为主体的“凝聚子群”。(4)城市群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舒适度水平逐渐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驱动因子。人均绿地面积、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人均道路面积、人均专利授权量和年均气温等在多个城市群的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形成中均发挥了显著作用,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对不同城市群的...     

中华老字号企业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全国1128家中华老字号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不均衡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热点分析等经济地理分析模型,借助ArcGIS软件,对中华老字号的空间分布密度、区域分异特征、均衡态势、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就中华老字号的行业类型结构特征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揭示了其空异间分异格局与特征。最后,运用地理联系率、矢量数据缓冲区分析、相关性分析等方法揭示了其内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华老字号的空间分异呈现2个高密度区、1个次级高密度区和多个高集聚区,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老字号企业主要集中在近现代以来经济基础较好、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华北、东部沿海地区,多以沿海开放口岸、省会城市、主干路网为核心,呈寄生状集聚。② 中华老字号企业在空间上并非随机性分布,而是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老字号企业在全国的分布呈现“集聚化,纺锤状”的分异格局,极化现象较为突出。③ 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冷、热点区由长江中下游平原向南北依次呈现为“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的梯度分异格局。④ 酒类、医药类、餐饮服务类老字号企业分布呈现“地区集聚化,行业集群化”格局,其他类型老字号企业在全国各地区的分布则呈现“地域均衡化,行业多元化”特征。⑤ 中华老字号的空间分异格局、类型结构特征是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地域传统与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消费市场、文化旅游与消费需求等生产与消费多元因素共同作用及影响的结果。基于此,从中华老字号空间管理、统筹发展、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传承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     

不透水地表盖度视角下中美城市群空间结构对比——以“京津冀”与“波士华”为例

将城市不透水地表盖度产品应用于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多源遥感数据提取了“京津冀”与“波士华”城市群近40年（1972-2011年）亚像元级不透水地表专题信息,构建了城市群空间结构对比分析数据集;并引入引力模型和景观格局理论,利用引力指数、景观格局指数以及空间结构参数等,采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从城市群与城市两个尺度对城市群空间结构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不透水地表快速增长,而“波士华”城市群较为稳定;② “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经历了城市孤立发展阶段、双核心城市群阶段、城市群组阶段以及城市群网络化阶段,“波士华”城市群空间结构较为稳定,空间结构呈现出“点—轴”带状分布;③ 中国城市不透水地表盖度“高—高”聚集区呈现出典型团块状“摊大饼”形态,而美国城市呈现出一种“多中心集聚、分散成组”的态势;④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生产与生活用地不透水地表面积占比均高于“波士华”城市群。最后,基于两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对比结果,从空间布局优化角度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提出了初步建议。     

上海市外资研发机构的空间演化及区位因素

在总结上海外资研发机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讨其空间布局演化规律及区位因素,可为城市空间规划与研发产业布局提供借鉴。结果表明：①全域分散化趋势明显：距中心城区10~20 km范围的近郊区是外资研发机构分布的峰值圈层,随着时间推移,分布点向外围圈层扩散,中心城区集聚的倾向不显著。同时基于街道和区县统计的空间差异性逐渐缩小,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化。②局域聚焦特征显著：在不同方位形成少数不同等级的集聚区,即“张江—金桥—外高桥”东部集聚区、以漕河泾为主的中部集聚区、“紫竹—莘庄—闵行开发区—松江工业区”西南集聚区、“安亭—嘉定工业区”西北集聚区。从时序上看,这种多极引领的簇群式空间组织模式相对稳定,其中张江、漕河泾和紫竹园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同时集聚区交通指向性明显,依托主干道与地铁交通网形成互动联结。③计量回归结果表明,传统区位因素(地租成本、交通通达性、资源要素)、集聚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外资研发机构区位决策具有正向影响,且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不同规模机构影响有所差异。归结起来,上海外资研发机构的空间演变机制亦是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作用机制。     

基于路网形态的上海住宿业空间布局特征

采用中心性模型、空间自相关理论、核密度法等,从城市路网形态角度分析上海市住宿业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与路网结构的空间响应关系。结果发现,上海市住宿业分布具有空间集聚性、类型分异性和距离衰减性,集聚核心与路网节点密度核心一致,主要围绕中心城区形成一级集聚核,星级酒店集聚分布在中心城区,经济型酒店和旅馆在一级集聚核外形成多个散状集聚核心,旅馆集聚依附性较为明显,民宿集聚度最高。不同类型的住宿设施分布存在较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对路网依赖性具有多元性,受路网影响的程度不同,道路连接值较高的区域交通可达性较好,住宿设施密度也相应较高。经济型酒店受到城市路网相对可达性和直线型交通效率的依赖最大,旅馆和民宿对于路网节点间通达性的依赖相对较大。住宿业发展要在产品偏好设计的前提下兼顾城市路网结构和消费需求进行合理选址,以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