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以1987年、2000年和2010年石羊河流域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对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进行修正,结合生态经济协调度（EEH）评估模型对石羊河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下降趋势,其损失主要集中在2000-2010年间;（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长的县（区）分布在流域中上游,降低的县（区）中,民勤县的损失量和下降幅度最大;（3）研究区的EEH值为-0.0174,生态经济发展总体上已处于低度冲突水平,在空间上,低度协调的县（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上游和中游,而低度冲突的县（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中下游;（4）各县（区）在协调发展水平上呈现出低度冲突-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低度协调、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低度协调-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中度冲突5种形式。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以1987年、2000年和2010年石羊河流域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对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进行修正,结合生态经济协调度(EEH)评估模型对石羊河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下降趋势,其损失主要集中在2000—2010年间;(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长的县(区)分布在流域中上游,降低的县(区)中,民勤县的损失量和下降幅度最大;(3)研究区的EEH值为-0.0174,生态经济发展总体上已处于低度冲突水平,在空间上,低度协调的县(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上游和中游,而低度冲突的县(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中下游;(4)各县(区)在协调发展水平上呈现出低度冲突—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低度协调、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低度协调—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中度冲突5种形式。     

石羊河流域农业生态经济区划

石羊河流域不同地段的自然生态环境、具有不同的农林牧生态适宜性。本文以流域为基本单元,根据流域农业生态经济区划的原则,将石羊河流域划分为3个生态经济区、9个亚区和20个小区。     

华南南流江流域ESRE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以流域ESRE(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复合系统理论为指导,构建华南南流江流域各子系统协调发展度测评指标体系,优化传统区域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测度模型,对南流江流域上游玉林、中游博白、下游北海3个地区的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发展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近年来南流江流域整体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水平基本稳定,上游、中游处于良好协调状态,下游地区达到优质协调状态.随着流域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流域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也在增大.     

黑河流域农业节水协调可持续发展研究

构建了黑河流域农业节水协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分析了该流域2004—2009年社会经济与农业节水协调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社会经济与农业节水技术水平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农业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呈下降趋势;（2）农业节水可持续发展水平呈波动发展趋势,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属于传统落后发展阶段,2006年和2009年最高,为0.43,2005年最低,均为0.34;（3）社会经济与农业节水协调发展2004年和2006年不协调,2005年不太协调,2007—2009年达到基本协调,但仍有较大潜力可挖。     

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系统分析

对石羊河流域1995—2005年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及通径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生产对水资源的压力巨大,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水资源利用机制和上中下游协调发展模式,通过生活、工业、农业和生态环境等各用水部门之间协调,使整个区域的水资源得到合理充分的利用,从而达到最大供水效益。研究表明,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使得发展林业对水资源的压力巨大,为显著减轻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压力,应优先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其次发展第二产业、畜牧业和林业。科学分配各产业、各部门的供需水量,实现流域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区域社会经济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北地区为例

从扩散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协调度的定义出发,利用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了一套定量化评价区域社会经济与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的方法,并对西北地区352个县域的农业技术扩散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化评价.结果表明:根据扩散环境相似性、发展水平相近性、协调发展一致性等原则,利用聚类分析法,可将西北地区各县域分为高度协调发展型、中等协调发展型、初级协调发展型和整体发展滞后型4种类型区域:把空间分布类型转化为时间发展阶段,以发展阶段作为区域社会经济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状态的背景时,西北地区各县域协调度呈明显的空间"S"型变化特征,根据协调度随社会经济发展的"S"型曲线变化特征,可划分为初级不协调、低级协调、中级协调、高级失调和高度协调5个阶段.     

中国西北地区石羊河流域农业生态系统能值评价

通过能值方法分析了石羊河流域农业生态系统的资源环境基础和经济特征。结果表明,石羊河流域中下游凉州区和民勤绿洲的能值总投入呈降低趋势,能值投资率都偏高,生产成本较大;能值产出率低,对购买能值的利用效率不高;但能值自给率有所提高;环境载荷率高,农业生态环境所受压力较大,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表明两个绿洲经济系统极为不发达,属于消费型经济系统,并且人均可用能值和能值密度都呈降低趋势。     

农业发展效益评价方法与案例研究

塔里木河流域是典型的绿洲农业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也影响着流域的生态环境,两者相互作用。文中首先构建耦合度函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制定判别标准,并对耦合协调度D值进行分类,然后以塔里木河流域为研究区,建立指标体系,对塔里木河流域农业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分析,并计算了1980-2008年间农业发展效益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流域内农业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呈现出波动上升过程;而农业发展效益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平稳上升趋势,但整体协调度较低,且各地州间差异较大,形成南-北分异格局。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以大庆市为例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价值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是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结果的综合化与定量化,可作为表征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一个综合指标。本文以2001-2006年大庆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参照谢高地等制定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系数及评估方法,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对估算方法进行了修正,对土地利用变化所引起的大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进行了估算,并通过构建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CDEE)对研究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大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2001年的182.47亿元下降到2006年的180.69亿元,损失率为0.98%;(2)研究区整体的环境经济发展属于低度冲突水平,处于不协调状态;(3)研究区西北部的环境经济协调度高于东南部,其中林甸、杜蒙和肇源三县处于低度协调水平,除萨尔图区外的其他市辖区以及肇州县处于低度冲突水平,萨尔图区则处于严重冲突水平。     

石羊河流域天然植被生态需水量估算及预测

运用ARCGIS9.0对2008年石羊河流域遥感影像土地利用覆盖图统计分析,得出各种天然植被的覆盖状况,利用潜水蒸发法对研究区内各县区的天然植被生态需水量进行了估算,并根据石羊河重点治理规划对未来的天然植被生态需水量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表明,石羊河流域现状天然植被最低生态需水量为1.9536亿m3,最高生态需水量为6.3425亿m3,其中,永昌县的天然植被生态需水量为0.6855～2.5141亿m3,凉州区天然植被生态需水量为0.4693～1.3135亿m3,古浪县天然植被生态需水量为0.4152～1.2391亿m3,民勤县天然植被生态需水量为0.3743～1.2435亿m3,金川区的天然植被生态需水量为0.0093～0.0323亿m3;2015年石羊河流域天然植被生态需水量预测为2.1495～6.9811亿m3;2020年石羊河流域天然植被生态需水量预测为2.3644～7.6792亿m3。     

武威市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协调性分析

以武威市各县区为研究区域,利用2000、2005、2010年土地利用图和统计数据,构建了城镇化水平与水土资源效益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分别运用熵值法和基于熵权的TOPSIS法计算了城市化水平与水土资源效益指数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2000、2005、2010年武威市各县区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但是基本都处于城镇化滞后的水土资源利用模式,水土资源效益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其中凉州区、民勤县水土资源效益值逐步提高,古浪县、天祝县水土资源效益值逐步降低;武威市各县区城镇化水平和水土效益耦合处于颉颃阶段,协调发展度水平整体不高,但呈逐步上升趋势,协调发展类型逐步从失调向协调发展。     

石羊河流域绿洲城市水土资源利用生态风险评价——以武威市为例

石羊河流域是西北内陆典型缺水区,水土资源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其供需状况成为决定该流域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生命主线。以武威市为例,基于各区县1987和2010年土地利用数据以及2003-2009年石羊河水资源公报基础数据,选取水土资源利用效应相关指数,根据各指标所反映的风险内涵,将计算结果加权或分级组合,独立构建水、土资源利用生态风险评估及对策体系,分析研究各区县水土资源生态风险动态及空间变化,最后依据流域位置对评价结果进行综合等级划分。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武威市各区县土地利用综合风险指数均有所增加,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生态风险;（2）2003-2009年武威市水资源利用生态风险等级明显增加,不同地区需要结合自身条件,采取相应措施,应对水资源生态风险的变化;（3）武威市各区县水土组合生态风险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中下游地区综合生态风险总体大于上游地区。     

基于分县尺度的中国人口分布适宜度研究

以人口空间分布及其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性评价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方法;以分县为基本单元,定量评价了2010 年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协调程度;根据人口分布适宜度高低和限制性差别,划分了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等级和限制类型,定量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和地域特征。研究表明：① 2010 年中国有3/5 以上的县（市、区） 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基本适宜,中国分县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保持了高度一致性;② 2010 年中国有1/2 以上的县（市、区） 人口发展基本不受水土资源约束,分县人口分布与水土资源适宜性处于中等水平;③ 2010 年中国有超3/5 的县（市、区） 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协调,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性良好;④ 2010 年中国近3/5 的县（市、区） 人口分布适宜度在60 以上,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处于基本协调或相对协调状态;⑤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程度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⑥ 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度可划分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基本协调、相对协调、有待协调和亟待协调4个适宜等级与10 个限制类型。     

基于县域单元的中国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及空间演化

以中国2853 个县(市、旗、区)为研究单元,利用1980、1990、2000 和2012 年的中国县级行政单元GDP数据和全国1 km格网土地利用数据,通过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和GDP的变化率,构建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EEH)模型,分析了EEH的空间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空间统计Local Moran's I 和Getis-Ord G_i^* 指数评价EEH空间分布模式.结果表明:①自1980 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单元GDP持续快速增长,全国呈现东南沿海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的特征;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西部和北部地区较高,南部和中东部地区较低;③中国县域EEH 1980-2012 年间逐步得到改善,EEH空间关联度总体相对稳定,但空间格局分布不均衡.总体来看,确保生态经济系统的持续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资源型城市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性分析——以鄂尔多斯市为例

为探究资源型城市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运用变异系数法、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模型等,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借助Arc GIS 9.3软件平台综合分析鄂尔多斯市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度变化,并对未来做出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4年,鄂尔多斯市人口和经济综合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提速缓慢,各旗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较大;空间协调度大小有明显变化,协调等级呈现轻度失调、勉强协调、中等协调和良好协调,人口与经济基本保持原有协调关系;预测结果显示:到2025年地区协调度将达0.574,整体将发生初等协调向中等协调的转变,人口与经济实现同步发展。     

贵州乌江流域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研究

贵州乌江流域是典型的山地流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恶劣,人口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探究流域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对于推动流域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01~2015年贵州乌江流域各区域相关数据,运用人口-经济弹性、地理集中度、耦合指数、空间自相关和重心分析等方法对流域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 在总量规模上,流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协调度较高,但流域内各区域却存在差异。② 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区域差异,流域中部区域较高且由中部向四周逐渐降低。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在全域空间上莫兰指数值逐渐变小,表明流域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空间自相关性在减弱,人口、经济发展的空间独立性逐渐增强。③ 人口重心、经济重心逐渐向远离流域几何重心的西南方向移动,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发生偏离,贵州乌江流域存在区域发展非均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