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

引入“生活质量理论”,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双向循环互动机理,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研究认为：① 聚落是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生活质量是聚落的本质内容,乡村聚落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② 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③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有机集聚,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以实现聚落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二是要通过聚居区位转换与聚落职能调整,移拆部分衰落村落,保留部分一般村落,扩大部分重点村落,新建部分新型村落,形成“综合村—特色村”的功能结构等级,构建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④ RROD模式是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理想模式,该模式的构建要合理确定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引导形成结构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分布有序的RROD和RROD体系。     

特色保护类村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探析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聚落空间面临剧烈分化和重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有利于乡村转型发展。论文基于系统理论,梳理了特色村落农村居民点空间系统形成机制,提出“遵循有序性—延续精神性—落脚物质性”的重构框架,并以贵州省江口县坝梅村为例,选用规模指数、基因分析及空间分析等方法解译了村域居民点系统内、外部特征,提出重构模式。研究表明：① 行为主体、文化基因及民居建筑构成坝梅村居民点内部系统,并分别呈“多元主体行为诱发空间变化、文化基因丰富但延续较差、用地结构与功能多样化”的特征;② 坝梅村居民点系统外部特征体现在外部环境对居民点起约束和导向作用,表现为距离点状、线状基础设施及河流越近,村域居民点数量、规模越大;③ 基于特征认知和重构框架,按照“分区—分类”方法,划分了核心区、重点区、提升区和保育区4种治理区以及完好型、受损型、缺失型、失真型4类民居提升类型,并提出了自组织和他组织2种模式下的居民点空间重构策略,为推动特色村落空间治理与转型提供参考。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的系统特征、研究趋势与框架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人居环境是村落自然环境选址、空间功能表达、社会文化建构的综合体现,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活态表现。论文通过界定传统村落概念、梳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内涵与系统构成、明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特征与表现,从系统角度构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研究范式。结果表明：①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可从转型内涵界定、转型系统构成与表现、转型阶段划分与空间分异、转型发展路径与模式等方面展开。②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包含主体、空间、功能3个维度,自然生态、社会文化、产业经济、地域空间、多元主体5大子系统,其各子系统转型互为依存又各有侧重,需分类施策。③ 自然生态、地域空间系统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传统研究范式,属于对“原生物质空间”的研究;社会文化、多元主体、产业经济系统为新近研究范式,属于对“建构性物质空间”的研究;基于问题、目标、需求导向,从系统角度综合研究转型发展则是未来人居环境研究的新趋势。     

论乡村聚落优化与乡村相对贫困治理

2020年后,中国反贫困将转入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乡村聚落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环卫、文化、防灾减灾等功能的发展不充分和多维剥夺,是乡村相对贫困的重要表现和重要原因,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必须从乡村聚落的整体优化出发。论文在梳理相对贫困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着眼于乡村聚落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分析乡村聚落与乡村相对贫困发生、乡村聚落优化与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建立之间的关系,提出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的乡村聚落优化策略,以期为2020年后的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认为：① 乡村相对贫困的形成与聚落要素、功能密切相关,并因区位、布局、规模、形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② 乡村聚落是缓解乡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建立的空间基础,乡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建立要充分发挥乡村聚落的要素支撑与空间载体功能;③ 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的乡村聚落优化策略包括振兴村落产业、优化村落空间组织、强化村落文化认同、建立绿色生态村落、促进村落多功能协同转型、坚持分类施策等6个方面。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用地模式演变——以无锡市惠山区为例

基于空间形态与功能结构视角,运用空间分析和参与式评估方法,利用聚落用地现状与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分析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演变特征,总结不同类型村域聚落用地演变模式,从制度变迁视角讨论演变机制与调控路径。结果表明：1980年代以来聚落用地增长近1倍,扩张强度先增后减,呈倒“U”型变化,但集聚分布的格局并未改变;工业、旅游住宿、商贸服务等非居住用地快速增长,以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逐步转向居住—工业—旅游—商服多元复合型的用地模式。工业和旅游村聚落用地呈“飞地状”拓展,用地功能多元化、形态规则化,农业村聚落延续以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和传统形态。制度变迁引导了乡村功能分异,加速了聚落用地类型及功能多样化,可以因地制宜采用“工业城镇、旅游小镇和柔性集中居住”等模式引导聚落用地布局优化。     

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及研究内容框架展望（英文）

Based on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data of remote sensing images, using kernel density, the minimal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 of road traffic accessibility, and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it were quantitatively examin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1990 to 2013. The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concerning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and its effect mechanisms were also discussed and generalized for the futur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showed spatial directivity of low altitude, low slope, and adjacent to rivers, as well as to villages and towns; thus a special pattern was formed, which was dense on the plains, sparse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included two core high density region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Chaoshan plain in the east and the Zhanjiang plain tableland region in the wes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was located along the rivers, valleys, and roads with traffic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surrounding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2) In addition to the spatial orientation of the open road, it was important to show that the accessibility of road traffic to the township has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The connected transport network between towns and villages is significant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as a comprehensive increase in township production and service capacity will be the key to optimizing the town-village system in rural areas.(3) Elevation and slope were two basic but influential factors that have affected the distribution, scale, and form of rural settlements. The attributes of the physical geography are the first elements in optimizing village layout and planning spatial reconstruction.(4) In the current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era,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rket network system orders connects with the global market network system in rural areas. The rural life service circle will be constructed with the township at its core to explor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cluding its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and socio-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tection. It will also allow for exploration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evolution, rural spatial production, rural social networks, group behavior, social autonomy,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which will bethe core focus of China's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research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论乡村聚落转型

在人类聚居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土地利用转型等理论基础上,从物质-社会空间耦合的视角阐释乡村聚落转型的概念内涵及其表征要素,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乡村聚落空间从同质同构转向异质异构的基本特征,剖析外缘拉力、内生推力和系统突变力综合作用下的乡村聚落转型驱动机制,设计乡村振兴目标导向下乡村聚落转型分区、分类、分模式的路径体系。研究认为,乡村聚落转型应该调节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协同演进,着力提升乡村聚落的内生动力和应对外界干扰抵御、适应和转型的能力,分类、有序的推进乡村聚落多元化发展并驱动乡村振兴。     

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地域分异特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以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8个抽样村进行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从乡村聚落的居住条件、居住设施和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探讨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乡村聚落研究是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的基础。由于地域范围广泛,区域内的资源禀赋与地域组合、经济发展基础、文化传统等条件差异悬殊,因此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较为明显,在聚落空间格局（规模、密度、形态）、居住条件（住房面积、住房结构、建筑特色）、居住设施（道路、饮水安全、网络电视开通率等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和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盆地-丘陵-低山区、发达-欠发达-落后、近郊-远郊-偏远等地貌、经济、区位梯度差异。     

江汉平原乡村聚落形态类型及空间体系特征

依据国土空间用地GIS数据及村镇统计数据,采用聚类分析及分形学方法,探索江汉平原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类型及空间体系特征。研究表明,江汉平原因其内部自然环境基质的差异,形成了“二类四型”聚落空间形态:低丘岗地地域,主要是均衡镶嵌型聚落空间形态,可分为高密度（斑块）低丘点状形态及中密度（斑块）岗地团块形态2种亚型,此类聚落形态的村镇呈现出“星点”式空间结构;河渠水网地域,主要是轴带依附型聚落空间形态,可分为低密度（斑块）滨湖弧带形态和中低密度（斑块）河渠直线形态2种亚型,此类聚落形态的村镇呈现“点轴”式空间结构。江汉平原“二类四型”乡村聚落形态及空间体系结构在长江中游平原水网农区有一定的典型性,可以为此类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乡村居民点体系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及实践指导。     

贫困县村级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关联格局分析

在城市群离散度度量方法的基础上,构建村级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模型,采用GIS网络分析、叠加分析和统计分析,对研究区288个行政村进行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并与反映村级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农村居民纯收入进行关联分析,在全县、不同地貌与不同经济圈层条件下,分别分析离散度综合指数(DCI)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格局关系。结果表明：研究区居民点的离散度从城关镇到外围呈聚集—离散分布,具体表现为城关镇及其他乡镇政府所在地（即经济中心）的DCI较小,外围等非经济中心部分及山区DCI较大;DCI不仅随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大而减小,还受其周围值的影响;山地条件下DCI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负相关关系较丘陵及平原地区明显;经济圈的辐射作用对DCI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需要系统整治规划农村居民点,并可通过增设经济中心等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降低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离散度,进而改善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巩固扶贫开发成效。     

基于自然主控因子和道路可达性的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遥感图像分类解译数据为基础,利用核密度、道路交通可达性阻力值、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了1990-2013年的广东省全域范围内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现状、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主导影响因素,并讨论归纳了乡村聚落演变及其机制研究的内容框架。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具有低海拔、低坡度、邻河流、邻乡镇的空间指向性。呈现出“平原稠密,山区稀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了粤东潮汕平原和粤西湛江平原台地两大高密度核心区域,珠江三角洲外围山区的乡村聚落呈现出邻近于河流谷地和沿交通线串珠式布局特征。② 乡村聚落除具有邻近开放型道路空间指向性外,更为重要体现为到乡镇的道路交通可达性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影响最大,镇—村连接的交通网络完善度对乡村转型发展的意义重大,全面提升乡镇的综合生产和服务能力将是优化农村地区村镇体系的核心。③ 高程和坡度是影响乡村聚落的分布、规模、形态的两个重要的基础性影响因素。自然地理本底属性是村庄优化布局与空间重构规划建设考虑的第一要素。④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重构农村地区市场网络体系对接于全球市场网络体系,建构以乡镇为核心的乡村生活服务圈,有待进一步探寻“三生空间”的重构和社会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同时深化乡村聚落形态演化、乡村空间生产、乡村社会网络、群体行为、社会自治、社会文化领域等的研究将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核心领域。     

武汉市新城区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及规模等级结构研究

论文以行政村为研究单元,从乡村聚落、土地、人口、经济和人居环境5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位序-规模法则等分析和评价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规模等级结构。结果显示：① 武汉市新城区乡村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明显,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乡村发展水平高的行政村集中分布在黄陂区南部与东西湖区东部的交界处、汉南区东部和江夏区北部,发展水平一般及以下的行政村广泛分布。② 新城区乡村发展规模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且高位次行政村发育不足,中低位序行政村广泛发育,乡村规模较为分散,城镇化水平有待提高。③ 新城区乡村聚落等级体系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并与按市场原则(K=3)分布的中心地理论模型相接近,中心地等级较低。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乡村发展的政策建议。     

岩溶山地聚落人口空间分布与演化模式

中国西南山区人口与聚落的演化对岩溶山区乡村规划、新农村建设、生态系统的管理和石漠化土地的治理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利用长时间序列的高精度航片与卫片,结合实地农户调查,从20世纪60年代至2010年的聚落与人口耦合变化过程出发,在村级景观尺度开展了贵州高原中部典型峰丛洼地及其周边地区聚落空间格局变迁的定量研究,以探讨岩溶山地人口与聚落演化的模式及其机制,揭示聚落变迁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动态。结果表明：① 在研究区农村37年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农村聚落总数在不断增多,但还是形成了一些规模相对发展较快的中心村、镇;② 自然条件、交通相对较好和原来规模相对较大的聚落得到了优先发展;③ 由于农户外迁,位于中部峰丛洼地区通达性较差的部分规模较小的聚落消失或逐渐空心化;④ 在聚落和人口的自发演变过程中,一方面使部分退化的石漠化土地得到了恢复,另一方面聚落扩展严重占用了相当的优质耕地。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优化重组解析

以中国电子地图数据和分县经济社会数据为基础,利用最邻近距离R指数模型分析中国村庄分布模式格局,结合地理探测器的研究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探测识别,同时解析乡村空间优化重组背景和模式。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呈现出聚集、随机、离散均匀分布的并存空间分布模式,村庄空间分布模式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东南半壁的村庄分布密度远大于西北半壁,不同地域类型区的村庄空间分布模式表现出各异的特征。平原地区的村庄空间分布密集,空间分布模式以随机、分散为主,村庄之间邻近距离较近。高寒山区、沙漠边缘地带,村庄空间分布密度极低,村庄之间邻近距离偏大,村庄空间分布相对聚集。丘陵、山地交汇过渡地带,村庄空间分布密度较大,空间分布模式偏向随机分布。② 村庄分布受到传统因素和经济发展双重因子的影响,传统影响因素依然在发挥作用,但经济发展的影响愈加明显。不同区域地形、水资源条件对村庄分布影响显著。交通条件、产业非农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乡村生活、生产空间的空间形态和分布模式产生剧烈影响。③ 伴随乡村各种生产要素非农化流失,村庄空间亟待优化重组,优化以镇区为依托的中心村-基层村体系空间组织结构应为乡村物质空间优化重组有效选择。④ 在不同地域类型区域,村镇格局的空间优化重组形态可以采用放射均衡、放射非均衡、多核心均衡、走廊式布局模式及混合模式。     

基于集聚与生态价值组合特征的乡村聚落重构——-以福州山区为例

明确乡村聚落重构模式与方向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区域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福州山区2015年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划分“三生空间”用地类型,提取乡村聚落斑块,运用核密度估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等方法分析其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构建基于集聚与生态价值组合特征的乡村聚落重构方向识别方法和差异化重构思路。结果表明:(1)福州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以高生态中密度组合特征区为主,面积216.39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9.53%,多集中于乡镇中心、道路和河流沿线,整体集聚与生态价值适中,但西南部乡村聚落生态建设有待加强;(2)运用成本加权距离测算中心区乡村聚落可达性等级,以此作为边界参考,结合集聚与生态价值组合特征,将研究区划分为A^J共10个不同特征的重构范围区;(3)依据各重构范围区表征出不同的集聚与生态价值组合特征,提出了城镇集聚型、中心村建设型、内部协调型和生态保护型等4种乡村聚落重构模式与空间重构方向,并探讨了差异化重构思路。研究结果为福州山区乡村聚落转型发展及城乡融合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以汤口、寨西和山岔为例

作为新兴的重要发展力量,旅游业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一方面,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承载传统功能（如居住功能、生产功能等）,另一方面,旅游消费给予乡村聚落新的发展活力,文化传承、休闲旅游等潜在功能逐步被挖掘。旅游发展进程中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功能转型与人类适应性的科学研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对于指明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转型发展方向和促进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GIS空间分析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黄山世界遗产地汤口、寨西和山岔3个聚落为案例研究对象,解析了3个聚落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模式,分析了聚落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机制。3个聚落在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上,存在不同的特征与模式：汤口呈功能耗散式转型与空间破碎化分异、寨西呈功能模块化融合与空间协同性演替、山岔呈功能自组织适应与空间核域式集聚,并相应形成“原地生长型”“就地重建型”“景村共生型”三种转型发展模式。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多元主体的能动性与旅游市场需求为世界遗产地3个聚落转型发展的支撑力、行动力与驱动力,推动着聚落的转型发展。     

冀南平原典型农业村落转型特征及成长机制

科学认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村落转型过程和规律,是落实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本文以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历城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从聚落空间、经济形态、社会生活三个维度,探讨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冀南平原农业村落转型特征与成长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业村落建设用地规模显著增加,住宅用地不断扩展,工业用地沿村落边缘扩张,聚落空间转型经历了缓慢发展、快速扩张、加速重构三个阶段;② 农业机械化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率不断提高,农户非农收入占比逐渐增加,农户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趋势显著,村落经济形态转型经历了生计农业、农户兼业化、农户非农化与兼业化三个阶段;③ 村落社会网络不断开放,村民社会生活不断重构,村落社会生活转型经历了传统村落共同体、职住空间分离、聚居关系重塑三个阶段;④ 自然禀赋、行为主体（村委会、农户、企业）、城乡互动、政策环境分别是农业村落转型的基础性约束力、内部推力、外部拉力、方向调控力,它们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农业村落的转型成长。研究提出了新型“村镇共同体”理念,为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破解中国农业村落转型发展困境,提供了理论参考。     

洪泛平原农村居民地空间分布特征定量研究及应用探讨

通过对影响居民地空间分布因素的分析,探讨了洪泛平原农村居民地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不同高程带内居民地分布规模、等级和空间分布密度作了定量研究,得到了居民地空间分布密度和人口空间分布密度参数;并结合洪灾淹没区居民地损失的估算,对研究结果的应用作了探讨。     

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微尺度分析——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的实证

从微尺度考察农村居民点演变为解决当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分析框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影像相结合方法,以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为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生产功能一直是农村居民点生产功能的主导,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农业生计主导阶段（1949~1977年）,农户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来源,利用庭院及房前屋后种植蔬菜;生计多样化阶段（1978~1999年）,农户生计策略演变为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相结合,农户在宅基地内修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散养家禽;生计非农转化阶段（2000~2012年）,农户以种植和外出务工相结合为生计策略,将庭院硬化用来晾晒粮食、猪圈改造为储物间存放粮食和农机具。农村居民点用地一直以宅基地为主导,缺乏非农生产用地;随着生计成果的逐渐丰富,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生活功能追求不断强化,表现在对住宅建筑材料的优化、居住空间的扩展及旧住宅的翻新。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功能承载状况是与农户生计需求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应充分尊重这一客观事实。     

哈尼梯田遗产区乡村聚落景观及其演变——以云南元阳全福庄中寨为例

以2013年6月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区内的乡村聚落景观--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全福庄中寨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GIS制图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哈尼聚落景观的组成要素与内部结构、景观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结果表明：1）哈尼聚落景观的边界以实际存在的树带和树门来分离精神世界里人和鬼魂的地域空间;聚落内部受地形和血缘关系影响形成组团式结构,传统民居以蘑菇房为代表;2）聚落具有独特的文化景观要素--用于祭祀和祈福的寨神林、用于娱乐和晾晒粮食的磨秋场以及用于生活取水和祭祀的水井,它们体现了哈尼族崇拜自然的宗教文化体系;3）哈尼聚落景观的空间格局具有森林在上、村落居中、梯田在下、水系贯穿其中的特点,聚落的选址正是基于景观空间格局与适宜人居和便于到达梯田耕作的特点选定;4）哈尼聚落景观在空间演变方面具有独特的分寨和“地名连名”制特点,聚落用地在50 a间扩大了近10倍,而蘑菇房的周边和内部结构则出现了多向演变的趋势,其中现代砖混房屋的比例正呈急剧增加趋势;5）哈尼聚落景观作为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的组成要素之一,在维系遗产稳定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如何传承与保护哈尼聚落景观成为当务之急,未来应注重聚落空心化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