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区域农户种植业生产效率研究

以测算农户种植业生产效率为基础,构建分层模型探讨影响农户种植业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样本农户种植业生产效率总体偏低。自然地理条件和产业组织形式对农户种植业生产效率有显著影响,种植面积和种植业投资对生产效率的效应呈"U"型。规模效率最优时土地经营面积为2. 399 hm2。随着投资增加,农户种植效率先降后升,说明存在投资瓶颈。建议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大力发展农业产业组织,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促进适度规模经营。     

粮食主产区的农业适度规模分析——以河南省邓州市为例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为农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以豫西南地区邓州市为例,利用调研数据,采用实证研究和函数分析的方法确定粮食主产区的农业适度规模。样本地区依据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的农业发展条件,农地经营适度规模在2.47~2.97 hm2之间,这样的规模综合考虑了当地劳动力转移情况、土地流转以及同外出务工人员相比的收入情况。适度规模的确定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提升,同时也为当地土地流转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农户土地规模与生产率的关系及其解释的印证——以吉林省为例

依据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的农户固定观察点数据,利用数理模型对吉林省农户土地规模-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农户土地规模-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当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小于30亩时,负向关系并不明显,但农户经营土地的规模超过30亩后,两者之间则呈现出明显的负向关系;(2)吉林省大规模农户土地产出率较低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化肥投入,劳动投入因素的影响位列次席,这与前人的研究有所差别;(3)农户劳动力的影子工资率与农户土地规模存在正向关系。鉴于目前吉林省大部分农户的经营规模在20亩以下,因此笔者建议鼓励土地流转,进一步推动耕地的适度经营规模;大规模农户可适当地增加化肥和劳动投入量。     

石羊河下游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及效率

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不仅决定着土地资源能否可持续利用,更影响着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本文以石羊河下游484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多独立样本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分析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差异性和土地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越向石羊河尾闾,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越小,而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越大;(2)坝区种植多样化指数最高,湖区农户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最高,坝区与湖区土地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高于泉山区;(3)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兼户的种植多样化指数最高,纯农户、农兼户和兼农户的土地投入与产出、综合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依次降低;(4)家庭规模、户主年龄、非农业收入与土地利用效率呈显著负相关性,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农业总投入、农业收入与土地利用效率呈显著正相关性。最后,提出改善石羊河下游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对策建议。     

基于农户调查的鄱阳湖区水稻熟制特征及政策建议（英文）

对农户水稻熟制决策行为差异及其空间特征的研究是理解水稻熟制动态变化、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关键和提出应对策略的前提。利用野外调研与室内统计分析等方法,以鄱阳湖区为研究区,对研究区402例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湖区水稻种植呈现南北差异,东南部(进贤县等)双季稻种植处于绝对优势,而西北部(德安县等)以单季稻为主;(2)不同县域的水稻熟制选择差异较大,以双季稻农户为主,占受访农户的63.57%,然而复种指数仍然偏低,仅1.55,且有近三成的农户发生了水稻熟制变更。基于以上研究结果,通过种在哪、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等角度出发,鄱阳湖区应该从提高水稻生产比较效益、促进土地流转及适度规模经营和优化水稻种植环境等方面引导、规范农户水稻种植,提高区域水稻复种指数和粮食供给功能,务实农业供给侧改革,进而实现耕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     

三工河流域农户土地流转因素与流转规模灰色关系研究

运用灰色理论方法,通过农户问卷抽样调查,对三工河流域土地流转因素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三工河流域的土地流转因素与流转规模整体上属于中等关联度.(2)土地流转因素对流转规模的灰色影响以中等和较强水平为主.人均收入对土地流转规模的灰色影响最大,农村社会保障程度、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程度和政府对土地流转的...     

上海郊区农地规模经营模式优化的探讨

采用实地问卷调查与统计资料收集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旨在探讨上海郊区农地规模经营模式的优化。上海郊区农地规模经营主要以家庭农场经营、股份制经营、合作社经营为主导发展模式,积极延伸发展企业经营模式、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模式、农业园区经营模式。推行农地规模经营面临包括农地流转、农业资金投入、农村劳动力状况、技术水平、基础设施、流通市场建设、政策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基于上海郊区情况,农地规模经营的目标主要分两个层面:一是个体规模适合农户,让农户保证一个适当的种植规模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二是整体规模适应市场。在此目标指引下,依托新农村建设和土地整理构建农地规模经营模式优化模型;规模经营必须尊重广大农户的意愿,同时也离不开政策的大力扶持。     

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响应的影响因素 ——以青岛市为例

利用青岛市黄岛区和即墨区10个村庄共213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从秸秆还田、农家肥还田以及可降解农膜和绿色农药使用等方面考察农户对不同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响应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响应的影响因素确有差异。其中,施用绿色农药由农户资金情况主导,秸秆还田受种植结构和政策宣传影响较大,农家肥还田对土地规模要求较高,可降解农膜使用受种植结构影响较大。(2)户主和家庭特征对农户响应行为影响显著。(3)宣传与政策有利于促进农户采纳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尤其是农户参与秸秆还田方面。针对结论提出了加强政策宣传与支持、开展专项教育培训、建立专项金融体系等政策建议。     

山区合适耕地经营规模确定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在地形起伏、地块破碎、分布半径较远等约束下,山区多大的经营规模是合适的?这是目前必须弄清的科学问题之一。使用480份有效调查问卷,以投入农业的劳动力为测算单位,以劳均纯收入为评价指标,分作物类型和地块分布半径,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测算不同条件下合适的耕地经营,结果表明：① 在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样本村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为24~32亩,适度规模下的劳均纯收入远高于当前农村人均纯收入,且与城镇居民的差距明显缩小。② 作物类型对适度规模影响不大,但对农民纯收入产生较大作用。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分别为24.33亩、24.63亩,差异不显著,但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在适度规模下的劳均纯收入相差3638元,巨大的差距将促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③ 距离对适度规模影响较大,但对劳均纯收入影响不大。0.5 km内、0.5~1 km的适度规模分别为28.62亩、31.83亩,单位劳动力的适度规模相差3亩,这表明距离是目前从事农业生产时劳动力投入时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对应的劳均纯收入相差较小,又说明伴随耕作距离的增加,更多的投入主要依靠机械来完成,从而带动适度规模的扩大。1 km外的建模未通过检验,也进一步说明未实现规模经营、没有进行机械化耕作、离家远的土地收支严重不平衡,撂荒严重,规模化经营、机械化耕作是解决距离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得出的土地适度规模是可行的,也验证了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微观机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从影响农户收入、就业、生存等方面的因素出发,以市场供给和需求为主线,构建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微观驱动机制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的24个省份的农户农地流转数据,选择合适的指标构建模型,采用Logistic模型从农地流入和农地转出两个层面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主要是通过农户自身特征、区位条件、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商业保险购买额度等方面的传导,对收入、就业和生存对农地流转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农地流转市场发育。(2)农户家庭特征(农户文化程度、健康水平和劳动力数量)、区位条件、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商业保险购买额度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产生显著影响。家庭人口数、农户健康状况、农业依赖程度和区位条件对农户土地流出有负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商业保险、地貌类型对农户土地流出有正向影响;影响农户土地流入的因素只有家庭人口数、农户健康状况、地貌类型、农业依赖程度对之产生正向影响。     

重庆市山区农户耕地转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耕地流转有利于缓解耕地撂荒和闲置问题,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但已有山区的研究侧重耕地转出,且未深入分析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本文运用重庆市“两翼”地区12 个典型村的1015 份农户调查问卷,从地块尺度详细分析了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并通过Tobit 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转入耕地面积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户多无偿转入耕地,但仍主要转入质量好、坡度小、离家近的地块;因受地形影响,转入地块又多为旱地,且难灌溉、面积小,并存在“去粮化”和粗放化经营.②农户特征方面,转入耕地的农户多为普通农户,经营耕地规模小、效益低,且地块细碎化程度高.③影响因素方面,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收入、农具数量和耕作面积对农户转入耕地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地块平均面积和地区哑变量则武隆县有显著负向影响.     

中国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3-2013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理解土地流转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3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的169511个住户样本,本文揭示了中国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并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土地流转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旨在为促进土地流转提供科学参考。结果发现：① 2003-2013年间,土地流转率从17.09%上升到24.1%,年均增幅近0.7个百分点;南方土地流转较为活跃,比如福建等地流转率超过30%,而北方土地流转率较低;② 转入土地支付租金平均为283.74元/亩,55.05%的转入户并未支付租金;相反,转出土地获得租金为243.23元/亩,52.63%的农户转出土地未获得租金;目前中国土地的“零租金”流转率超过50%;③ 土地质量、地理区位、交易费用、家庭及村庄特征等对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具有显著影响;土地质量和地理区位在平原地区的边际效应较大,但在丘陵和山区,交易成本已成为影响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土地“零租金”流转的实质是土地资源错配的一种表现,丘陵和山区边际化及交易费用偏高降低了土地资源的潜在价值。政府应努力降低土地流转中面临的各类交易费用,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的补偿机制,同时关注丘陵和山区的土地资产贬值和撂荒现象。     

河西走廊中部山丹县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地规模经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利用河西走廊21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了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的土地规模经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36.57%的农户有土地规模经营意愿,31.48%的农户希望缩小规模,25.93%的农户保持不变;农业经营者妇女化和老龄化、较高的非农收入比例弱化了规模经营意愿;优惠政策有助于推进规模经营;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和科技水平是技术基础。     

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探析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对促进山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武陵山区三个典型区县563份农户调查数据,分别从规模流转的供给和需求,即规模转出和规模转入的角度,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背景下的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背景下,山区农地流转现象普遍,但规模流转不发达;(2)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未促进农地的规模转出,影响山区农地规模转出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的发展状况和农户对耕地处置的可能选择以及耕地资源禀赋特征;(3)山区农地的规模转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投资效应,有利于提升农户的规模转入意愿;(4)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大于转入意愿,实际的农地流转规模取决于规模流转的需求,即规模转入。因此,规模转入需求的不足及大型经营主体的缺乏是造成山区农地规模流转不发达的直接原因。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出台有效的政策吸引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培育山区规模种植大户,促进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用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以新疆玛纳斯为例

随着劳动分工的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经营,这无疑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对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也推动了中小城镇的飞速发展。以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切入点,处理好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持续发展、分散农户经营与规模经营、小农经营与现代农业的衔接,对构建政府农地流转政策体系、提高西部地区土地生产率和农业综合效率乃至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2013年1月对西部地区新疆玛纳斯县369户农户实地入户调研的基础上,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这一方法对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特征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特征赋值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相应增加0.621个单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加强对农民技能培训,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和合理转移;完善区域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库等灌溉配套设施的投入力度;着力培育形式多样的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等举措可以有效推进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进程。     

河南省耕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河南省大规模农户调查数据,揭示河南省耕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耕地流转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河南省耕地流转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西南部及南部山地丘陵区耕地流转发生率高于豫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山地丘陵区耕地流转的规模、效率和综合指数总体上大于平原地区,效率指数尤为突出。(2)家庭成员外出务工、非农收入高、户主健康状况好有利于耕地转出,户主年龄大、距县(市)区较远的农户倾向于转入耕地,发达的本地乡镇企业会促进兼业生产但抑制耕地流转。(3)不同地形区耕地流转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平原区留守老人在耕地流转中发挥重要作用,山地丘陵区地租普遍较低有利于耕地流转,但对更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影响了农户的转入意愿。     

鄱阳湖平原粮食主产区农户水稻熟制决策行为分析

中国南方粮食生产区水稻熟制受市场和农业政策等影响频繁波动,对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构成了一定挑战。以鄱阳湖平原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单元,基于问卷调查法于2014-2015年收集了19个县（区）共682例农户水稻熟制调查问卷资料,分析该区水稻熟制现状及农户熟制决策行为,并利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农户水稻熟制变化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内60.4%的受调查农户只选择种双季稻,26.7%的受调查农户只选择种单季稻,10.2%的农户同时种植双季稻和单季稻。因此双季稻是鄱阳湖平原粮食主产区主要的水稻种植制度。然而,受调查双季稻农户中有5.4%因其低丘岗地田块缺水灌溉或低地田块易长期受渍涝影响而只种早稻或晚稻,而农户弃耕、转出全部土地及耕地他用的占比达3.7%。② 受调查农户双季稻种植比单季稻种植的纯收入高323.9元/亩,但产投比和利润率单季稻比双季稻每亩分别高出15.9%和115.9%;③ 收入、灌溉条件、劳动力、田块质量、田块距离等是影响农户水稻熟制决策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和灌溉条件分别占水稻熟制变化驱动因素的36.6%和28.5%。     

基于环境因素约束的农户土地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为例

在农户土地利用引起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如果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测度只考虑“好”产出,而忽略“非意欲”的环境产出,可能造成测度结果不准确。因此,将“非意欲”产出引入农户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模型,利用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测度环境因素约束下的农户土地利用效率,并探讨其效率状况及影响因素。主要的结论如下：① 调查区域环境因素约束下的农户土地利用效率平均值仅为0.612,效率值总体不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不同规模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差异较大,二者呈现“U型”变化趋势。② 环境因素约束下的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来自多个方面。其中,农户生计方式兼业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环境约束下的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种植结构调整虽然能够增加农户农业收入,但不利于环境因素约束下的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对环境约束下的农户土地利用效率产生正面影响,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小规模化经营和土地细碎化消减了正面影响。土地产权的稳定性能够提升环境约束下的农户土地利用效率,但无论是集体土地产权还是承包经营权以及农户间非正式的土地流转产权关系稳定性较差,不利于环境约束下的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刘三堂代表:多措并举 让农村土地流转起来

来自清水河县的刘三堂代表今年提出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建议。刘三堂对记者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其中的几项具体举措。"刘三堂最早是清水河县的科技示范户,1990年他创建了种植加工基地,经过一步步的发展,把     

张掖市农户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国家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张掖市为研究区,设计了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利用入户调查资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张掖市的社会资本指数和该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并通过回归剖析了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因素。结果表明：（1）张掖市农户社会资本指数为4.93,其中,农户社会资本信任维度的发展水平最高,信息传播维度的发展水平最低;（2）影响信任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财富差异;影响政治赋权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影响网络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和户主年龄;影响合作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和农户财富差异;影响社会凝聚力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与农户财富差异,影响信息传播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以及农户财富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