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灌溉行为目标对灌溉用水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沙雅县为例

当前农业用水一直占据总用水量的绝大部分,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投入要素。而复杂的气候环境却给农业用水带来了巨大挑战,农业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显得更为突出。以微观层面为出发点,探讨灌溉行为目标偏好对灌溉用水效率的影响,以期优化和选择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的方式,实现资源环境约束下农业效益最大化。以新疆沙雅县传统农户为研究对象,构建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并推算出灌溉用水效率;然后利用Tobit模型探讨灌溉行为目标偏好及其他因素对灌溉用水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824,灌溉用水效率平均值为0.560,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和灌溉用水效率均未达到技术完全高效的程度,仍有提高的余地。对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灌溉面积、对水资源是否紧缺的认知、是否为村干部、是否参与过培训、偏好利润最大化和偏好节约用水对灌溉用水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耗水作物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重、偏好减少劳动力投入对灌溉用水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劳动力、节水灌溉面积占总灌溉面积比重、用水成本、偏好及时灌溉和可持续发展对灌溉用水效率影响不显著,且用水成本对灌溉用水效...     

石羊河下游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及效率

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不仅决定着土地资源能否可持续利用,更影响着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本文以石羊河下游484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多独立样本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分析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差异性和土地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越向石羊河尾闾,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越小,而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越大;(2)坝区种植多样化指数最高,湖区农户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最高,坝区与湖区土地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高于泉山区;(3)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兼户的种植多样化指数最高,纯农户、农兼户和兼农户的土地投入与产出、综合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依次降低;(4)家庭规模、户主年龄、非农业收入与土地利用效率呈显著负相关性,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农业总投入、农业收入与土地利用效率呈显著正相关性。最后,提出改善石羊河下游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对策建议。     

制度变革对农田生产活动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团三连为例

探讨制度变革对农田生产活动的影响可加深对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理解,丰富和发展农业区位理论。通过实地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团三连农业生产管理体制的变革对农田生产活动的影响,首先,运用空间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比了制度变革前后农田生产活动的变化特征:制度变革后种植结构趋于多样化,棉花种植面积迅速降低,其他作物种植面积快速增加;多数农田(64.8%)投入减少;绝大部分农田(94.3%)生产效率提高。其次,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法,剖析了形成此现象的原因:①越倾向于认为体制因素是阻碍连队经济发展的职工,其作物种植种类越多;②制度变革后,生活费用增加的农户愿意增加农田投入,并通过调整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来降低农田总投入成本;③制度变革后,生产资料的效用增强。结论:以农业生产的最小组织单元为研究对象,选取制度变革前后农业生产数据,测度新的政策方针对农户的影响,将更能真实地反映新制度的效应。     

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英文）

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位于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传统板栗栽培系统以农林复合为特征,有研究表明相比于单一板栗种植模式,复合种植具有更好的生态效益。但当前当地农户大多以单一板栗种植为主。通过生态补偿,可以激励农户转变板栗经营方式,达到传承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提高生态效益的目的。本文引入偏好系数修正机会成本,通过访谈及发放问卷等调查方法,获取宽城地区农户单一板栗种植、板栗–栗蘑复合种植、板栗–小米复合种植以及板栗–养鸡复合经营投入产出状况与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通过分析和测算,得到结果如下:(1)尽管三种复合模式的净收入较高,但其经济投入比单一板栗种植模式多,单位投资的回报率低;(2)宽城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平均收入高于当地种植业,因此当地板栗复合种植生产模式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3)研究结果表明板栗–养鸡复合经营模式无需补偿,板栗–栗蘑复合种植模式至少需要补偿1608.5USD ha~(–1) yr~(–1),对板栗–小米复合种植模式最低需要补偿198.3 USD ha~(–1) yr~(–1),才可以保障农户获得其创造的全部价值,从而激励农户恢复传统的农林复合生产模式,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赢并传承农业文化遗产。     

江汉平原水稻种植规模与规模效率的关系研究（英文）

农户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产生冲突,在全国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背景下,对种植规模与规模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成为了热点。本文利用368份江汉平原水稻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应用"DEA-OLS"两阶段分析方法,对水稻种植的规模效率进行了测算,并考察了种植规模与规模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江汉平原内农户水稻种植的规模普遍较小,平均为0.77公顷,规模效率平均为0.88,规模效率是限制水稻种植综合技术效率增加的主要因素,有88.32%的农户都处在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2)水稻种植规模与规模效率之间确实存在稳定的倒"U"型关系,在考虑户主特征、土地质量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农户水稻种植规模达到5公顷时,规模效率最大。(3)户主特征因素中,户主年龄对规模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从事非农工作的家庭比户主纯务农的家庭规模效率低。耕地质量因素中,地块的灌溉条件对规模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特征因素中,使用机械播种的家庭比手工播种家庭的规模效率高3.07%。因此,我们建议当地政府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实行阶梯式的规模经营补贴,增加在灌溉条件改善和机械设施普及上的投入,以鼓励农户扩大种植规模,提高规模效率和种植收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基于Logistic-ISM模型的农户采用新技术影响因素——以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种植技术为例

利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和ISM 解释结构模型,基于575 份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定西市马铃薯技术扩散过程中,影响农户采用行为的显著因素,探讨各个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结果表明：① 农户采用马铃薯种植新技术主要受到农户自身变量、行为认知变量、生产经营变量、资源禀赋变量和环境特征变量五大类特征变量的影响;②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家庭结构、专业化程度、组织程度、对科技园区的认知、对新技术的认知、农业收入、气候生产力、地形、公路级别和区位为农户采用马铃薯新技术时的显著影响因素;③ ISM解释结构模型表明,定西市农户采用马铃薯种植新技术过程中,受到众多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专业化程度、农业收入、公路级别、气候生产力、地形和区位为表层因素,农户对科技园区的认知、对新技术的认知为中层间接因素,农户的文化程度、组织程度和家庭结构为深层根源因素。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应加大订单农业的发展力度,重构扩散模式,采用“企业牵头、政府扶持、农户参与”的环形扩散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对提高农业技术扩散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北方生态脆弱区农户兼业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英文)

当前我国农户兼业现象十分普遍。本文基于在内蒙古太仆寺旗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生态脆弱区农户兼业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研究区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农户兼业现象十分突出,而兼业程度不同的农户,其经营土地的方式差异明显。非农就业户通过将其土地转给其他农户而脱离了农业耕作,这同时满足了其他农户扩大土地经营面积的愿望。种植结构差异不大,均体现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作物具有优势;对于有耕地利用行为的纯农业户、I兼型农户和II兼型农户,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物质投入增加,说明农户兼业使其资金约束减小,增加了资金投入能力,但是在劳动力约束下,兼业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减少,且务农劳动力"妇女化"、"老龄化"和"文化低"等现象突出;作物单产和土地净收益纯农业户大于兼业农户,说明劳动投入对土地产出更为重要。文章最后认为建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利用相互协调的机制,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陇中黄土丘陵区农户收入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响应——以龙滩小流域为例

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有效改善了陇中黄土丘陵区小流域生态环境、抑制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然而，对该区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和交通便利程度对小流域农户收入结构的耦合影响及互馈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文选取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龙滩小流域为研究区，通过问卷调查获取3个区120个农户家庭土地利用情况、经营方式及收入数据，运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通径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交通便利程度和退耕还林比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调控作用。结果表明：退耕还林比例影响了农田面积，进而影响了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面积，由此增加了种植业收入，从而导致3个区低比例退耕还林农户收入均高于高比例退耕还林农户收入。同时退耕面积的增加也促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交通便利程度影响农户家庭打工人口比例，从而导致Ⅰ（交通便利）区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Ⅱ（交通欠发达）和Ⅲ（交通闭塞）区。交通便利程度和退耕还林比例通过农田面积、退耕还林地面积、玉米和马铃薯种植面积及打工人数等影响种植业、劳务输出和退耕还林政策性补助，进而影响流域内农户的收入水平。总之，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影响了陇中黄土丘陵区种植业和劳务输出产业的发展且存在区域差异，而对该区养殖业、林业及副业带动有限。因而，在新一轮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之际，该区在加强交通等乡村基础条件建设的同时还需推动林下经济、特色养殖及副业发展，降低农户对种植业和退耕还林政策性补助的依赖，以此实现陇中黄土丘陵区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农村绿色生产力。     

绿洲农户生产效率差异评价及改进策略——以张掖市制种玉米为例

绿洲农业是中国西北干旱区农业的精华,面临自然要素稀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双重限制。基于制种玉米种植农户数据,在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生产效率的基础上,依据测算结果对冗余投入要素进行改进模拟,得出以下结论：该地区制种玉米生产效率均值为0.863 3,且小规模农地效率值最高,大规模农地效率值最低。针对冗余投入要素的改进模拟后,提出了主要针对贡献率高的生产要素优化的建议。     

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响应的影响因素 ——以青岛市为例

利用青岛市黄岛区和即墨区10个村庄共213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从秸秆还田、农家肥还田以及可降解农膜和绿色农药使用等方面考察农户对不同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响应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响应的影响因素确有差异。其中,施用绿色农药由农户资金情况主导,秸秆还田受种植结构和政策宣传影响较大,农家肥还田对土地规模要求较高,可降解农膜使用受种植结构影响较大。(2)户主和家庭特征对农户响应行为影响显著。(3)宣传与政策有利于促进农户采纳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尤其是农户参与秸秆还田方面。针对结论提出了加强政策宣传与支持、开展专项教育培训、建立专项金融体系等政策建议。     

河南省农业从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经验研究——基于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

进一步有序提高农村经济增长是当前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密不可分。在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下,采用超效率DEA-Tobit模型,利用河南18个省辖市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河南农业从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动态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河南农业从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受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地方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出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城市间差异显著并且有逐渐扩大的态势。因此,在执行相关政策时应根据农业从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时空差异特征,采取精准措施,优化配置农业从业劳动力资源,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     

特色种植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评析--以陕西关中为例

文章以陕西省关中地区特色农业定位分析结果为基础,对关中地区的苹果、猕猴桃果业和蔬菜种植业等主要特色种植业的现行产业化经营组织进行总结和评价,并从模式的因地制宜选择和政府的支持保护体系两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关中地区主要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建议。     

山区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北大核心CSCD

生计干预作为中国后脱贫时代采取的系统性外部干预,不仅有助于实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还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其效率是检验干预措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本文以地处西秦岭腹地的陇南山区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从投入产出维度出发构建山区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评估其生计干预效率,并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陇南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陇南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均值为0.1274,低生计干预效率的农户占57.87%,而高生计干预效率农户仅占8.39%;②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干预效率存在明显的分化特征,后期脱贫、高山区以及特色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较高;③内生动力、交通便利度和海拔对生计干预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产品销售的难易程度对生计干预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此外,内生动力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也对其原有单一因素对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影响产生作用。基于此,提出继续加大投资额度、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依托电子商务平台、注重农村人才培养以及提高农户内生动能等建议以推动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中国中部平原村庄农业生产区位研究——以河南南阳黄庄为例

通过对河南南阳黄庄村农户和农业生产调查以及遥感数据分析,发现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平原村庄,在耕作半径极小的情况下,存在以住宅和村庄为中心的带状农业区位。从村边向外,可分为蔬菜带、蔬菜粮食混作带和粮食带。相应地,作物的劳动密集度逐渐降低,村地块的蔬菜种植面积比例以及农户微地块单位面积的投入和收益随距村庄距离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距离对农户农业生产区位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该结果验证了杜能环在耕作半径较小的中国中部农村的存在,但是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物理交通费用的不同,而是作物劳动密集度和地块肥力的差异,基于一定技术条件下的劳动力耕作能力也有一定影响。     

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微尺度分析——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的实证

从微尺度考察农村居民点演变为解决当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分析框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影像相结合方法,以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为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生产功能一直是农村居民点生产功能的主导,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农业生计主导阶段（1949~1977年）,农户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来源,利用庭院及房前屋后种植蔬菜;生计多样化阶段（1978~1999年）,农户生计策略演变为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相结合,农户在宅基地内修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散养家禽;生计非农转化阶段（2000~2012年）,农户以种植和外出务工相结合为生计策略,将庭院硬化用来晾晒粮食、猪圈改造为储物间存放粮食和农机具。农村居民点用地一直以宅基地为主导,缺乏非农生产用地;随着生计成果的逐渐丰富,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生活功能追求不断强化,表现在对住宅建筑材料的优化、居住空间的扩展及旧住宅的翻新。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功能承载状况是与农户生计需求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应充分尊重这一客观事实。     

新疆棉花种植面积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

新疆棉花种植业发展迅速,已成为新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棉花种植业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其时序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布特点,并运用灰色系统关联分析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构建棉花种植面积和其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关联度模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揭示新疆棉花种植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①自1949年以来,新疆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三大棉区即南疆棉区,北疆棉区,东疆棉区变化特点各异,其中南疆棉区起主导作用。按绿洲划分,以塔里木盆地绿洲棉区和西北沿边绿洲棉区变化明显。②棉花种植面积与各影响因素间的关联度都较强,其中,棉花种植面积与棉花单产的关联度最强;进一步建立作用关系模型,得出其弹性为0.883。③运用以上关联分析结果,将南疆棉区划分为最宜棉区、适宜棉区、不宜棉区3种区域,其中适宜棉区占50%以上,表明目前南疆棉花种植业发展基本合理,但处于不宜棉区的部分县市应该减少棉花种植或退棉,进一步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浦江县规模化农业生产的非线性分析

本文以浙江省浦江县农作物种植的现状规模为基础,以农户农业生产调查和统计年鉴为样本数据,以规模农业与资金投入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为工具,构建浦江县农业种植的最佳稳定性参数,并根据浦江县在全省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区域优势,认为该地区完全具有规模经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利用该模型得出在其粮食自给率达到80%以上时,其整体经济收益与粮食自给率并不呈完全负相关,可以通过对其水稻、蔬菜和以葡萄为代表的水果的种植规模进行调整,实现经济效益的稳定增长.模拟结果还显示,在粮食自给率达到85%时,水稻、蔬菜、葡萄理论最优种植面积为13502hm2、1570hm2、628hm2.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地理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73个村庄、2774户农户的微观数据集,设计了一个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样本农户收入61.25%的总变异由农户居住村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在农户之间存在差异,可以利用地理因素进行部分解释。②地理因素导致农户耕地、林木等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影响农户收入。平原村农户比山区村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14.53%;5km以内村庄农户比5km以外村庄农户人均纯收入高30.63%。③在控制地理因素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后,农户的物质资本、生产经营结构和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素质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④地理因素影响了农户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外出务工等,从而间接影响了农户人均耕地、受过农业技术培训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收入的效应。并提出了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     

重庆市山区农户耕地转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耕地流转有利于缓解耕地撂荒和闲置问题,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但已有山区的研究侧重耕地转出,且未深入分析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本文运用重庆市“两翼”地区12 个典型村的1015 份农户调查问卷,从地块尺度详细分析了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并通过Tobit 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转入耕地面积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户多无偿转入耕地,但仍主要转入质量好、坡度小、离家近的地块;因受地形影响,转入地块又多为旱地,且难灌溉、面积小,并存在“去粮化”和粗放化经营.②农户特征方面,转入耕地的农户多为普通农户,经营耕地规模小、效益低,且地块细碎化程度高.③影响因素方面,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收入、农具数量和耕作面积对农户转入耕地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地块平均面积和地区哑变量则武隆县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微尺度分析——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的实证

从微尺度考察农村居民点演变为解决当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分析框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影像相结合方法,以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为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生产功能一直是农村居民点生产功能的主导,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农业生计主导阶段(1949~1977年),农户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来源,利用庭院及房前屋后种植蔬菜;生计多样化阶段(1978~1999年),农户生计策略演变为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相结合,农户在宅基地内修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散养家禽;生计非农转化阶段(2000~2012年),农户以种植和外出务工相结合为生计策略,将庭院硬化用来晾晒粮食、猪圈改造为储物间存放粮食和农机具。农村居民点用地一直以宅基地为主导,缺乏非农生产用地;随着生计成果的逐渐丰富,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生活功能追求不断强化,表现在对住宅建筑材料的优化、居住空间的扩展及旧住宅的翻新。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功能承载状况是与农户生计需求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应充分尊重这一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