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耦合的研究脉络与问题

在回顾经济地理学中较为前沿的战略耦合概念的起源、发展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战略耦合研究的优点与问题展开评述,认为当前研究在战略耦合模式的探讨中,主要基于经验总结而缺乏对影响变量,特别是空间变量的阐述,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为理解该问题的根源,追溯了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两个学派的争论和最新进展。在认可全球价值链理论解释力的同时,认为当前全球生产网络2.0版本的研究框架仍然没有解决模糊性的问题,而且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主要侧重于主导企业视角来构建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忽略了后发地区和企业的主动性。因此,借鉴传统经济地理学研究,充分考虑主导企业和后发地区的行为逻辑,提出经济活动的空间粘性和区域的区位优势这两个变量,重构了战略耦合的分析框架,并进行理论阐述。该项理论构建有助于更好地厘清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判读发展机遇,确立产业发展与升级战略。     

劳动力视角下 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机制——以富士康郑州投资为例

全球生产网络（GPNs）非常重视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及影响机制,然而以往研究相对聚焦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着重探讨产业联系、技术外溢、社会网络等要素的影响,而对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跨国企业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研究以郑州富士康为案例,融合劳工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基于2017—2021年对郑州富士康的追踪调研,研究发现：① 在全球网络动力与本土地域动力相互联动的作用下,地方区位优势和企业空间粘性虽然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初步呈现出互惠式耦合特征,但郑州富士康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仍以依附式为主。② 劳动力视角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形成机制主要受制于公司属性特征与员工雇佣方式（包括企业性质、用工模式、工资福利等）、区域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供应格局、政府中介政策与劳动力行为选择等因素。③ 促进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维持劳动力市场弹性和激励跨国公司扩大投资并促进生产网络区域化应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战略制定和政策实施的两个基本维度。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有效弥补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对劳动力作用的忽视,而且通过典型案例可以为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关系提供实证经验支持。     

苹果手机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配与中国角色演变

产品内分工已成为支配当代企业分工与产品生产的重要模式。研究智能手机生产网络价值分配格局,对辨析中国大陆企业在移动通讯产业价值链中所处地位与演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2012—2017年苹果公司供应商数据,以其零部件价值含量与技术要求为测度标准,分析了苹果手机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分配特征以及中国大陆企业在其中的地位变化。发现：高价值环节的供应商主要以美国、日本、韩国为主,而中低价值环节则以中国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供应商为主,且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在中间环节占据重要地位。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供应商分支数量在中国大陆和美国缩减明显,日本、韩国较为稳定,中国台湾增加明显。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供应商分支趋向中国大陆集中。印度、巴西以及越南等地成为新的中低端价值环节转移承接地。近年来,中国大陆在苹果手机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得到了提升,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中原地区等地逐渐形成了苹果供应商分支的集聚区域,呈现出零部件生产的区域分工特征。长三角(上海-苏州为核心)与珠三角(深圳-东莞为核心),承接了价值链多个生产环节,是中国大陆嵌入苹果手机生产网络的主要阵地。成渝地区既承接了芯片类企业布局,也承接了价值链低端的组装代工和包装服务环节,呈现出在价值链两端双向承接的特征。环渤海、福建及湖南等地主要承接苹果手机价值链的中间环节,而中原地区主要以苹果手机组装与包装服务为主,承接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最后,论文从创新驱动、政府作用与外资等方面探讨了影响中国大陆地位提升的因素。     

台资跨境生产网络的空间重组——电脑企业从珠三角到长三角的转移

基于从全球生产网络(GPNs) 层面分析区域发展战略性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视角,本文探讨自21 世纪初以来,台资跨境生产网络在中国大陆的空间重组,特别是个人电脑 (计算机) 企业从珠三角向长三角地区再布局的动力机制与格局。通过对相关企业的深度访谈与个案研究,指出台资个人电脑企业在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空间再布局是在各区域地方制度下,GPNs 架构中全球领先企业(global lead firms) 与分布在2 个三角洲区域处于 GPNs 较低层级供应企业(supplier firms) 之间进行不同的战略性耦合之结果。研究阐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区域主义’理论对区域发展仅分析区域内部因素之局限性,因应跨地域 (trans-local) 动力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区域内部与外部因素的战略耦合,已成为理解全球经济化下区域发展的重要理论框架。     

战略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北大核心CSCD

当前经济全球化充满了不确定性,逆全球化带来的科学技术“卡脖子”问题成为当下最需创新研究解决的问题。但现阶段创新研究最新的理论成果——国家/区域创新系统研究局限于内生性的理论视角,难以解决全球化带来的科技创新问题。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梳理区域创新系统与全球生产网络间的理论异同,进一步利用战略耦合这一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要素,通过理论融合提出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分析框架。并以广东省21个城市的区域创新系统为例,基于理论梳理与回归分析,从创新基础设施、创新活动、创新绩效这三个方面出发,探究区域创新系统与战略耦合的联系与影响以验证框架。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发现:第一,战略耦合对于区域创新系统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影响并不完全是显著正面的,甚至存在负面的影响。第二,以出口为主导依附式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区域创新基础设施的促进及对区域创新绩效和创新活动的抑制;相比之下,市场换技术的互惠式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各个维度均有较好的促进作用。第三,对于广东省而言,港澳台资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外资,而其他外资对创新系统的具体影响更为复杂,未有稳定的模式出现。本研究通过向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中引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利用战略耦合理论,探明了战略耦合与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和影响,建立了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揭示了全球生产网络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复杂作用,为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研究提供了更为批判和辩证的研究视角,可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提供理性、科学的建议。     

战略耦合及区位机会窗口与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区位重构——以富士康为例

关系经济地理学（REG）与演化经济地理学（EEG）不断走向融合是国际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将REG战略耦合理论与EEG区位机会窗口理论相结合,构建了“战略耦合—区位机会窗口—产业转移”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全球生产网络（GPNs）领先企业苹果（Apple）公司最大的策略合作伙伴富士康为典型案例,研究了战略耦合、区位机会窗口对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区位重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战略耦合、解耦合、再耦合的发生依赖于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区域资产匹配程度的动态变化;(2) 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转出地区域资产之间不匹配导致的解耦合,为产业转移的发生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3) 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潜在承接地区域资产之间匹配程度的差异,是其最终选择承接地的核心因素,遍在化的通用区域资产影响较小、特定区域资产起到关键作用。在承接地形成再耦合,意味着产业转移的区位机会窗口关闭;(4)转出地及承接地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战略对战略耦合的状态及区位机会窗口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5)作为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富士康的区位重构受到领先企业苹果...     

从GPN 1.0到2.0: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研究进展与评述

在全球生产网络理论(GPN 1.0)基础上,Coe和Yeung发展了更为动态的全球生产网络理论(GPN 2.0)。通过与GPN 1.0相比,该文认为GPN 2.0形成于全球化深度调整阶段,与GPN 1.0所处的全球化加速发展阶段有较大差异;GPN 2.0对网络内的企业行动者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划分;GPN 2.0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以及动态变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GPN 2.0提出的战略耦合的3种模式与8种区域发展类型,对区域发展具有更强的指导作用。与此同时,GPN 2.0理论框架还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明晰定量研究中的因果机制与研究变量、基于产业异质性分析全球生产网络的驱动力与影响因素、将国内市场与技术创新等解释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加强网络内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及其影响下的网络动态演化研究,应成为GPN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     

政府能动性对外部冲击型战略耦合断裂的暂时性调节研究——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肆虐,国家间和区域间的人员、货物流动阻滞,对全球生产网络带来了巨大冲击。受此影响,涉外企业纷纷出现了与国际市场、供应链、劳动力、金融资本之间的短暂割裂。在此外部冲击面前,基于全球经济深度链接的战略耦合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全球生产网络出现的被动性、暂时性、突发性的耦合断裂。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通过深入访谈和调研,重点研究地方政府能动性在维系战略耦合联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昆山政府以本地产业链供应链信息的系统掌握为基础,综合运用协调整合、政策支撑、资源调配等能力,修复导致耦合断裂的环节或重建新耦合。本文提出外部冲击型耦合断裂这一概念,丰富拓展了对战略耦合动态性的认识。其次,本文深化了对政府-全球生产网络互动联结的理解,讨论了地方政府在维系战略耦合联系中的能动性作用和局限性。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网络特征及其多维邻近性成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创新网络及其多维邻近性机制已成为政府和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利用Ucinet软件,从区域、主体性质等维度,刻画了2009—2014年产业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专利创新网络特征。运用PLS-SEM模型,探究全国及不同区域创新网络的多维邻近性影响过程及原因。研究发现：① 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活动集中在大城市和三大城市群不同,其合作创新网络主要集聚在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创新网络明显较弱。同时,创新能力欠发达的区域出现了与其数量不匹配的合作创新规模。② 总的来看,全国创新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国家电网是网络中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在京津冀,大型国企集团控制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突出,合作创新最活跃,网络外向程度高。在长三角,区域内主体类型混合多样,“核心-边缘”结构突出,合作创新活跃,网络外向程度较高。在珠三角,民营企业是网络的主要主体,区域网络结构松散,合作创新活跃度低,网络外向程度高。③ 从创新网络的多维邻近性成因看,在全国尺度,组织关系与知识搜寻是全国网络形成的两大动力。在京津冀,国电集团强有力推动跨区域网络形成。在长三角,国电系及区域大企业影响网络形成,丰富的知识源推动合作创新发生。在珠三角,地理邻近性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影响有限,知识需求推动了跨区域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耦合模式差异与区域协同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利用战略耦合,分析大湾区各城市的战略耦合模式发展及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与分工的差异,以深入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研究发现：1）粤港澳三地的战略耦合模式和演变过程均存在本质差异,从属于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香港在发展本土制造业及后来的“前店后厂”的过程中,经历了2次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金融业上形成互惠耦合模式;而澳门在制造业上经历了2次从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博彩业上形成了吸收耦合模式。2）珠三角各个城市战略耦合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各城市通过不同的主导产业嵌入到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3）在上述2个尺度的战略耦合差异的影响下,大湾区的区域经济没有逐步走向协同,而是出现了起伏的发展过程：各个城市早期由于耦合模式不同而协同较弱,中期由于战略耦合嵌入相同的GPN中而走向协同,后期由于解耦的出现而协同趋势衰减。文章的核心论点认为战略耦合的模式差异,导致各个城市嵌入到经济周期、生产系统、技术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因此难以实现区域整体协同。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概念性认知及其研究框架

随着全球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框架也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环境问题中跨区域性、全球-地方联系和环境权力博弈的重要工具。论文将绿色化问题引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凝练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内涵;并对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驱动机制、全球价值链经济主体的升级带动的绿色化、全球价值链不同治理模式中管理绿色化等基本问题域进行讨论,初步构建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研究框架;并辨析了不同空间尺度下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的主题和特点;进而提出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环境权力关系的界定、绿色化治理的模式以及全球尺度的绿色化网络等方面,旨在为全球价值链下环境问题的分析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传统产业集群“脱域”创新模式的形成及效应——以澄海玩具产业集群为例

以粤东澄海玩具产业集群为例，探讨传统产业集群“脱域”创新模式的形成及效应。研究发现，在市场需求、内部创新基础、外部创新环境、企业战略及企业家精神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澄海玩具产业集群转型呈现设计研发与生产制造环节地域分离的“非本地化创新”，以及进军新兴产业并融合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跨产业拓展创新”两种模式。这些创新实践对集群企业及地区经济带来了积极的效应，不仅整合外部创新资源并内化为自身创新优势，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而且反哺传统玩具产业，促进地区经济的整体提升。传统产业集群的创新突破地域和原有产业边界，在更大的空间尺度和产业范围展开。     

全球产业转移与GVC区域竞争——基于中国与中南半岛四国的分析

以中国和中南半岛四国为对象,以定量评价全球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区域全球价值链(GVC)竞争态势为目标,采用多因子综合评价、IRIO投入-产出分析和RCA、GVC指数分析等方法,刻画了21世纪以来全球43个主要经济体、八大类型产业的全球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特征,同时测算了中国和中南半岛四国的全球产业转移吸引力以及制造业全球竞争力...     

全球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链结构分析

以地理信息产业为研究对象,使用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在地理信息产业链的基础上,提出产业创新链结构研究方法。进而,从总体结构角度和特定地域结构角度对创新链发展现状进行量化评估,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创新链结构完整性和领先环节展开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从总体结构看,全球创新链因下游环节创新能力的弱势而呈“倒三角形”结构。从特定地域结构看,大多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链并不完整,存在断环或孤环,除中国外的全球创新链因中游环节的相对弱势而使上下游间存在裂隙,呈上部宽、下部较窄,中部细窄的“沙漏形”结构;②相对而言,中国产业创新链较为完整,中游环节在全球市场中具有显著比较优势,但创新链的产学研合作薄弱,市场化程度低,技术竞争力与美国相比存在落差。     

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研究

在全面把握有关高科技产业分工尤其是基于价值链的区域分工理论与实践基础上 ,通过分析中关村企业调查问卷 ,验证了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各增值环节对要素条件禀赋要求的差异和区位选好 ,以及中关村部分高科技企业价值链各活动环节的空间配置 ,得出北京高科技产业在发展重点和空间布局上已经显现出价值链区域分工雏形这一结论。北京在高科技产业价值链活动中 ,具有总部、研究开发以及销售总部特化的特征 ,同时也承担部分生产制造职能。这种价值链分工雏形一方面反映出了北京在国家尺度上的要素禀赋情况 ,一方面也说明了北京的优势所在。论文还进一步总结了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模式 ,并结合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基础、要素禀赋及内部差异 ,探讨了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的未来走向。     

制造业重构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转向

改革开放诱发了以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为特征的首轮制造业重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快速发展,尤其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大量外向型产业集聚,并由此构成“旧”经济地理格局。进入21世纪,“旧”经济地理格局的弊端凸显,加上外部变化的冲击,催动了以“向上走”、“向西走”和“走出去”为主的第二轮产业重构,全球化、区域化和地方化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新”经济地理格局。制造业地理格局的剧变使得中国经济地理相关研究亦发生巨大转向,重心逐渐从关注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过渡到产业升级、转移和去地方化等要点。中国相关研究不仅验证西方经典理论,同时对改进西方理论亦有重大贡献,尤其在对制度政策、国内市场、中国企业的能动性在产业重构中的作用等方面极大弥补了经典经济地理学的缺陷。本文最后还就经典理论的整合和研究方法的普适性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多尺度视角下的产业价值链与空间升级研究框架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在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驱动下,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并快速实现产业升级。进入21世纪后,在面临成本上升和制度环境变化等诸多危机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从根本上重塑了产业组织和空间结构,改变着中国制造业在地方、区域乃至全球出口市场中的角色功能和影响力。基于文献分析,论文将产业升级划分为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2种模式,并分别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尺度视角下探讨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机制及其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现象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是产业升级的2个侧面,综合两者的分析框架能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产业升级的现状;② 中国产业在升级模式上体现了复杂多样性,已有研究关注的产业升级模式较为单一,未来应更加关注中国产业升级路径和方式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③ 中国产业升级是由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重尺度力量相互耦合下共同驱动的,透过多元地理尺度融合的分析框架解读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机制,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产业的发展和赶超之路。     

模块化生产下中国汽车产业集群空间组织重构——以一汽-大众为例

在以模块化为代表的第三次汽车工业生产方式变革背景下,新生产方式如何影响汽车工业空间组织演化,如何基于经济地理学阐释其发生机制及剖析对特定产业集群的影响作用,成为亟需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以一汽-大众为例,基于整车制造的本土全覆盖一级供应链映射产业集群组织,探讨地方—区域尺度下模块化生产对于汽车产业集群空间组织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地方式微：本地集聚程度下降。模块化生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运输成本,导致大型整车集团产业转移后对东道地生产依赖的下降和零部件供应商空间集聚的降低;② 超越地方：生产网络跨区重构。模块化生产将重组区域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反映出尺度生产和尺度重组过程对空间经济动态的重要性。长三角地区凭借制造业区域优势和完整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以产业集群作为行动主体参与到一汽-大众全国4个城市整车厂生产网络的分工协作中,产生了“超越地方”的竞争优势;③ 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技术共享和企业组织强化共同驱动模块化生产下汽车产业集群的空间组织重构。研究有助于理解生产方式调整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空间组织结构演化的互动机制,同时为以经济、制度、社会和创新为视角的产业地理研究提供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