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出地空间资本与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分化

流动人口的住房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论文探究了流动人口的流出地空间资本对其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以租住房为主,产权房和免费房为辅,流出地的空间资本是造成流动人口流入地住房选择分化的重要因素。流出地城市规模与住房选择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水平对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有促进作用,但当流出地为乡镇和县城时,流动人口倾向于通过市场途径获取住房。采用删除各流入地地级市中数量较少样本的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表明上述结论是稳健可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在不同代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论文着眼于流动人口流出地空间资本的影响效应,拓展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分化研究的视角,研究结果对进一步优化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和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针对现有研究在社会融合的空间特征及流入地作用方面的研究不足,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引入空间分析和分层线性模型,揭示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指数为0.43,存在行为融合（0.71）>心理融合（0.61）>经济融合（0.33）的维度特征。②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和集聚性,高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山东半岛和川渝地区,低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地区。在这些地区中,总体上存在人口50万以下的小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高于大城市的基本特征。③ 流入地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和形塑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水平和空间格局,且流入地的人口规模、住房支出（房价水平）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包含正向极化、负向极化、正向均化、负向均化等4种调节机制。本文呼吁从流入地—个体因素关联的人地关系视角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重视流入地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为基于流入地的政策调控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两栖生计下中国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的城镇购房意愿和空间偏好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对比研究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具有层次性和两栖性特征,还有小部分流动人口拥有多地城镇购房意愿.②流入地和流出地...     

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新疆为例

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不仅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和城镇化质量,还关系到民族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基于2012年新疆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研究发现,新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整体水平较高,愿意将户籍迁入现流入地的比例达到半数以上,且北疆地区略高于南疆,少数民族高于汉族。模型显示,总体而言新疆对人力资本和经济禀赋较高的流动人口落户吸引力不强,而民族类型、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和社会融合程度是影响新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的关键因素。同时,新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流动人口在户籍迁移时考虑的因素存在异同,但社会融合特征因素不存在区域和民族差异,均表现为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强其户籍迁移意愿。     

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

基于福建省福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及流动人口、企业雇主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的深入访谈,考察了流动人口流迁模式的复杂性和多元分化及其对他们社会保护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呈现在流入地定居、保持流动状态和向流出地回流的三维分化,并由此导致其对社会保护需求在整体上不同于流入地当地居民,在其内部呈现多元分化的局面;...     

乡−城、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定量比较分析了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差异。研究发现：① 总体而言,城?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显著高于乡?城,户籍价值、社会融入对两类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在两类人群间存在差异。② 流出地的户籍价值显著阻碍了乡?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流入地的户籍价值、经济方面的整合融入对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③ 户籍价值、社会融入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及流动距离分异。④ 产生上述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户籍身份所塑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等的差异。     

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安徽省为例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系统探索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既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前提，又能为城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已成为当前地理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安徽省为案例地，在探讨安徽省人口流动的总体特征上，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解析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探究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1）安徽省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流向省外人口主要向长三角城市集聚，但流动人口规模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2）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较高，有随着流入地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趋势；从新生代与初代流动人口来看，初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定居，而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中等和较弱的城市定居，但整体差异不大。（3）从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同住人数、流动原因、流动时长、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户口所在地的影响最大；从代际之间来看，性别、就业收入、净收入、就业身份等因素显著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而家属随迁、流动地经济水平、年龄对初代流动人口的影响较为显著。     

人口城镇化视角下中国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研究

流动人口长期处于城市住房阶层的底端,近年来其内部出现明显阶层分化,影响新型城镇化和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文章采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房价数据与城镇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的特征、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与机制。首先从人口城镇化视角,采用潜在类别模型,根据购房状况将流动人口分为流入与户籍地多房、流入地一房、户籍地城镇有房、户籍地村房、无房共5个阶层。进一步的分析表明：1）流动人口形成三阶五层“土”字形的住房阶层结构,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多处在住房阶层的中上层,而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在无房阶层中占比较高,多处在中下层。2）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形成南北差异的空间格局,城镇多房和流入地一房阶层多分布在北部和中西部,且多集中在中小城市;而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与无房阶层多分布在东南部和南部,且多集中在大城市。3）除社会经济因素外,制度、迁移、区域因素显著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阶层,户籍制度仍对住房分层有较大影响。4）制度维续、市场转型和住房过滤是流动人口住房分层及其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应加快户籍等制度改革,依据地域实施差异化保障性住房建设,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流入流出地都无购房的流动人口提供住房保障,促进...     

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结构与地域模式

基于对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新理解,依据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客观和主观视角对现有维度进行二分类,构建包括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的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权值法、空间自相关和泰尔指数,探讨省域尺度上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地域模式。结果表明:(1)在组间差距的作用下,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综合水平、客观维度、主观维度发展程度均表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2)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综合水平、客观维度、主观维度都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明显的集聚中心,但三者间的集聚呈梯度下降态势,区域粘滞水平是主导机制;(3)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呈现出明显的首位特征和长尾特征;(4)可划     

流动人口购房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基于MGWR模型的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流动人口流入地购房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中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购房意愿整体偏低,尤其在流动人口聚集的东南沿海地区,流动人口购房意愿最低。②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模型能识别出不同因素对购房意愿的影响具有空间尺度差异,其中户口类型、流动范围、流动次数等显著变量对不同区域流动人口购房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③ 各影响因素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其中婚姻状况、户口类型、职业类型、房价、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东南地区购房意愿的影响较大,收入、流动次数、已购住房、随迁子女等因素对东北地区购房意愿的影响更大,西北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拥有住房公积金对流动人口购房意愿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而跨省流动的负向影响由西北向中部地区梯度递减。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小城市,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整体水平并不高;等级高、规模大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而等级低、规模小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低;沿海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其他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低,但内陆部分省会城市和交通区位与资源禀赋较好的中小城市也已经形成了一批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值区。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特征受到流入城市和流动人口自身双重力量的影响,流入城市因素的正向影响作用大于流动人口自身因素。其中,流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是核心要素,对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提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流动人口过于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特征和较高的家庭财富与收入对户籍迁移意愿的提升却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     

东部三大经济区城市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及其地区差异

以流动人口集中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区35个城市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均方差权值法,综合经济、社会、心理、制度和公共服务5个维度构建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计算和比较了三大经济区及其35个城市流动人口各维度社会融入指标和社会融入综合水平得分及其地区差异。研究结论显示,社会融入综合水平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同一地区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在各个维度不均衡,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社会维度的融入程度最高,制度维度融入程度最低;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心理维度融入居前列,但社会维度融入位列最后;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维度融入程度最高,公共服务维度融入不足。此外,就整体而言,三大地区流动人口的工作强度大、交往对象固化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意愿多数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三大地区都存在落实居住证/暂住证制度和流动人口享有城镇医保等方面较为薄弱等诸多问题并共同制约着流动人口真正融入流入城市。为此,需要在政策制定中予以关注。     

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是衡量当前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在城市微观尺度的空间差异性,少有研究探讨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广州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关注社会支持、邻里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①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消极情感偏高;②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③邻里社会环境(如邻里贫困、人口密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邻里建成环境(如整洁程度、交通可达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邻里流动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④广泛的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减少地区贫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拓展社会支持的来源等都将有助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邻近性对人口再流动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中国人口流动进入总量稳定下的空间调整新阶段,存量流动人口的再流动成为塑造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的主体因素。本文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两个基点出发,综合考虑地理、制度、信息、社会、认知等维度,构建了双重多维邻近性影响人口再流动目的地选择的理论框架,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嵌套Logit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双重多维邻近性对人口再流动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人口再流动时,会选择与自身知识水平更匹配、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都更近、信息联系都更强的城市,但社会联系仍主要依靠老家。流动人口具有回到户籍所在省（区、市）的主观意愿,但省内城市普遍机会不多、环境欠佳,缺乏吸引力。相对而言,女性对同乡网络的依赖高于男性;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很多方面继承了老一代的特点,甚至比后者更依赖老家的信息和社会联系;高学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深度社会融入使其能够利用本地化社会资本,再流动的空间选择也与流入地居民更为类似。     

居住选择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一项对福建省流动人口的调查

采用2015年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序次回归模型,系统分析由住房产权类型、居住区位、居住家庭化程度和住房支付能力衡量的居住选择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结果发现：当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移意愿和永久定居意愿3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时,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远低于预期,真正愿意将长期居住、户籍迁移、永久定居三者统一起来的流动人口不足二成。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居住选择的确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控制流动人口的个人、家庭特征和流动状况等变量后,拥有住房所有权、居住在中心城区、与家人一起居住和更高的住房支付能力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     

“家庭式迁移”对中小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以温州为例

进入“新时代”,伴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人的城镇化”的意义愈加重要,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不断增多,但对新趋势“家庭式迁移”的现状与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尤其对于中小城市的实证较少。本文通过对温州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深入调查,探讨“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总体定居意愿不强。户籍制度没有显著影响,个人职业、工作稳定性和“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一方面需要强调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机制上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强调在城市中拥有完整的家庭结构能够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中小城市应抓住“抢人”先机,考虑以家庭为整体的政策设计,激发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提升其定居能力,以此推动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