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治理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研究

以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阐释中国区域治理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产生逻辑和运行机制。本文认为建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旨在空间修复发展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发展失衡和政府管制失灵。首先,中央政府根据行政等级、职能和区划来调整多层级政府权力关系,并依据企业产权属性推进政府和市场权力再分配以修复治理困境。其次,中央政府以行政激励促进公私合作,达成区域整体利益最优并构建资源分配秩序。同时,地方政府联盟以辖区利益最大化为导向,推动中央政府和社会资本融入地方治理。最后,多层级政府以行政命令界定公私部门责任边界,或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来解决市场失灵。中国区域治理不仅是国家权力跨尺度重构以实现国家管制,也是以跨越公私边界的权力、责任与利益的相互作用构建新的区域治理体制。     

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

系统回顾西方尺度理论,尤其是尺度生产（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理论,借此阐释中国城市区域治理形成的尺度逻辑。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区域包括城市群与都市区2个地理尺度;治理尺度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形成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金字塔;治理尺度的动态重配并与地理尺度相耦合的过程是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建构的本质;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政治经济在“去中心化-再中心化”过程中持续动态调整;中国城市区域的产生是国家空间选择性的结果,来克服以城市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模式的体制危机;城市群治理以柔性尺度重构为主,都市区治理以刚性尺度重构为主;城市区域内部产生复杂的多主体间的尺度博弈。     

“城市区域”主义下的中国区域治理模式重构——珠三角城际铁路的实证

中国的区域治理模式长期以来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征。特别是近些年,传统省-市分层设权的权力组织关系被动态的、反复连续性的博弈所取代。本研究借助政治经济学与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空间再中心化”及组织社会学者的“行政发包制”理论,立足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即“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展开实证,系统分析其规划、建设及运营过程。并聚焦其中的事权与财权动态演变过程,解析省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省市关系的演变等两大关键问题,揭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省政府的角色定位由“分包商”和“协调者”逐渐转变为协调与发展并重的新角色定位;同时,省市关系由结构化的“行政发包”转化为多轮协商的动态博弈连续体。     

地域重构视角下区域空间生产与治理——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

从资本、权力与社会的地域重构视角系统探索了中国区域空间生产与治理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分析珠三角典型的“飞地经济”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地域重构过程,研究发现,首先,区域空间生产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动员,另一方面企业主体的空间偏好决定了区域空间生产的结果。其次,区域治理对区域空间生产的多尺度修复是动态调整的,以资本的空间需求为导向。最后,区域空间生产与区域治理协同演进并相互促进。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区域的形成是“规划中心,市场为器”的国家治理体制在区域尺度的具体表现。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建构与对地方本位主义的路径依赖需要更深层次的激励机制与制度设计。     

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边缘城市的空间治理与融入策略——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

中国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点在于统筹各区域当中边缘城市的发展,以实现全区域共同富裕。与此同时,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各城市参与区域分工的重要场域空间。因此,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化,边缘城市如何依托高新区带动全市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使用定性研究方法探究边缘城市通过一定的空间治理和融入策略来服务构建区域新发展格局的具体过程。研究发现：① 中山市积极构建高新区的“超地方性”,强调空间治理的目标是服务区域协同发展;② 推动多个城市职能尺度上移是边缘城市整体融入区域的重要策略,是中山市避免被继续边缘化的有效途径。     

深汕特别合作区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研究

伴随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资本重组,资本的空间修复客观要求以新的跨界区域治理模式组织资本与劳动力关系,而中国传统跨界产业园区建设路径依赖于区域发展中“省-地方”分层设权治理模式。以珠三角地区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通过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法,发现深汕特别合作区形成的多主体共同参与、分工合作的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是在传统路径依赖基础上的一次制度创新。通过分析模式产生的产业经济背景、政策制度背景与现实发展概况,并解构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组织架构、空间发展政策及利益分配机制,发现省政府的放松管制与资源注入,地方政府的优势互补、分工协同是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而这一区域治理模式的产生将会对中国区域产业政策与空间政策及政府职能转型提供新的经验与启示。     

政治地理视角下的西方城市区域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自21世纪初以来，有关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在西方快速崛起，掀起了一股治理与政策的“区域转向”浪潮。新经济地理学与政治经济学派最先开创了城市区域的理论研究，但其理论解释偏重城市区域的经济发展与资本再地域化过程，忽视了政治与政策对城市区域的重要影响。近年来，政治地理学从城市区域的建构属性、战略属性和矛盾属性3个方面切入，旨在揭示现实中城市区域的实际形成过程与机制。本文认为西方政治地理视角有助于揭示城市区域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及其政治工具性。特别是通过解析城市区域政策的话语建构过程、分析城市区域发展所折射出的国家地缘战略选择以及剖析城市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公共资源分配等议题，可帮助研究者跳出就政策谈政策的讨论陷阱，更能从整体格局上审视不同利益主体在城市区域发展过程中的诉求与冲突，进而为解读和反思我国城市区域形成过程与治理机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新时代发展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思考

针对中国城市转型的空间实践困境,迫切需要用空间权力的理论范式和空间正义的价值思维去反思、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其空间治理。城市政治地理学是以政治地理学的空间权力思维为学科基础,论文借鉴城市政治学和城市社会学对“城市政治”和“城市权力”开展研究,拓展了城市空间的政治属性。然后,基于中国国情与城市实践,从现实层面阐释了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政治”意涵、“空间”表达与价值取向。最后,以“问题驱动”为导向,落脚于现实层面,提出应关注的5个重要优先议题：城市空间协调博弈原理、城市制度安排的空间公平研究、基于价值的城市生活空间研究、基于权力的城市生产空间研究及基于责任的城市生态空间研究。     

满洲里口岸—城市关系演变的多尺度因素影响分析

沿边口岸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各主权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关键节点。本文以中俄边界往来最密切的口岸城市满洲里为例,首先,通过构建改进动态集中指数（MDCI）,将满洲里口岸—城市关系划分为低水平平衡发展阶段（1979—1987年）、口岸发展稍快于城市发展阶段（1988—1997年）、口岸发展大幅快于城市发展阶段（1998—2005年）、城市发展稍快于口岸发展阶段（2006—2015年）和口岸与城市关系新突变点（2016—2017年）。其次,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了国家、区域、地方和个体4个尺度对满洲里口岸—城市关系影响的程度,研究表明：在全时段上,表现为国家尺度>个体尺度>地方尺度>区域尺度的关系;低水平平衡发展阶段,表现为国家尺度影响较大,区域尺度、地方尺度和个体尺度影响较小;口岸发展稍快于城市发展阶段,以国家尺度影响为主,其中,俄罗斯影响稍大于中国,其他尺度影响均较小;口岸发展大幅快于城市发展阶段,国家、区域及个体尺度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且作用大小相对均衡;城市发展稍快于口岸发展阶段,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地方尺度作用较明显,个体尺度影响弱化,其中,区域尺度影响最大,之后表现为国家尺度（俄罗斯）>地方尺度>国家尺度（中国）>个体尺度的关系。口岸与城市关系新突变点,个体尺度与国家尺度影响较大,区域尺度与地方尺度影响较小。最后,综合运用VAR模型、深度访谈等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从国家、区域、地方及个体尺度因素对口岸—城市关系演变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全时段和分阶段的分析。本研究可为满洲里促进口岸—城市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多尺度视角的新思路,也可为中国广大边境地区探讨口岸—城市关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城际轨道交通流的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研究

城市区域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下重要的空间组织形式,功能多中心是城市区域最为重要和本质的特征以及最为关键的演化阶段。以流动空间和城市网络理论为基础,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的研究可以从城际功能联系展开,通过定量测度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具有实践与理论意义的成果。以珠三角城市区域为研究对象,以城际轨道流为功能联系的数据基础,对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基于城际轨道交通流功能联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较高的功能多中心性,在世界上典型的城市区域中处于中上水平;对于东西两翼多中心度的测度与分析发现,东西两翼城市间缺乏有效的城际轨道交通功能联系,对于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度进入离心发展阶段。随着城际轨道交通建设的推进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将趋于成熟。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State in a Globalizing City‐Reg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Hong Kong‐Pearl River Delta (PRD) city‐region has taken place alongside complicated cross‐border governance. The framework of time‐space envelopes (TSEs) is adopted for a study of cross‐border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in the role of the state, that i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ension‐ free regional integration has never existed due to a complex governance network. The shift from “cross‐border protectionism” to “cross‐border free trade zone” in Hong Kong's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since 2001 is a result of the rearticulation of the state cutting through the geo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TSEs.     

新时期我国区域空间规划的方法论探讨——以"西部开发重点区域规划前期研究"为例

区域规划是大国进行空间管治不可或缺的层次和手段。随着跨区域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和进一步市场化后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变化,以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开展区域规划在我国已经十分迫切。本文分析了新时期进行区域空间规划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体制转型 (市场化) 等;通过阐述"点-轴系统"理论、全球化下的"城市区域"理论以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分析了区域空间规划的理论基础;最后根据西部开发重点区域规划前期研究的工作经验,讨论了进行区域空间结构规划的一些具体方法。作者提出,需要把握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并考虑有效可行的管治手段,以全球化视野和市场化思维考虑区域发展和规划问题。     

城市行政中心区位选择与迁移类型 ——以深莞惠都市区为例

行政中心迁移作为重要行政决策,对城市发展战略和近期建设重心有显著影响作用。本文采用层次演进分析法,对珠三角东岸中心城市深圳、东莞和惠州进行行政中心的分布规律与影响要素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行政中心概念出现演化,形成服务中心与配套设施逐步分离的需求;行政中心迁移可分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空间管治的驱动和新增长极的创造等类型。对珠三角深莞惠都市区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模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深圳选择行政中心跨区迁移,其迁移核心体现在与珠三角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和深港同城化2个层面;东莞行政中心迁移源于空间管治驱动,以达成新旧中心城市功能的置换;惠州行政中心跨江迁移,为的是促进新城市增长极的形成。3种迁移模式的成功实现有助于探索都市区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耦合互动发展路径,对我国都市区发展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国家级新区的治理尺度建构及其经济效应评价

国家级新区作为中国战略空间的核心内容,其设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尺度建构至关重要。论文从尺度重构视角建立了分析框架,以此来考察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的实践,并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治理类型的经济效应。研究认为,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是各级行政主体通过刚性或柔性的手段在新区的定位、区划和权力配置等方面进行变革的作用过程。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国家级新区所建构的治理尺度在地域空间组织、行政主体构成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类型。其中,“市辖区+合署办公”和“市辖区+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具有较高的经济效应,有助于解决权力边界模糊和治理主体多元等问题,而“市辖县+管委会”和“跨地市+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则表现出较低的经济效应。对于跨地级市或包含市辖县的国家级新区,需要适时推进“撤县设区”来简化治理主体或通过上级政府的“强势权力介入”来统一地域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