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流动人口形成背景及特征分析

以中国特大城市广州为例,分析广州流动人口形成与发展背景,包括良好的地理区位、开放性强的历史沉淀、对外开放及户籍政策的转变、全球化及空间一体化、广州与港澳的地缘关系.在此基础上对近30年广州市流动人口特征及其演变规律进行归纳,研究发现该市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迅速,波动性强;性别构成上以男性为主导;年龄分布呈现菱形结构;婚姻状况初期以未婚为主,后期以已婚为主;文化素质前期低后期高;来源地前期以省内为主后期以省外主导;职业构成上以制造业为主导;外籍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职住关系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可能对其在城市的职住关系产生影响。本研究基于广州市居民日常出行调查数据,考察流动人口在不同家庭化迁移状态下的职住关系,并与本地市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广州市流动人口职住临近特征明显,但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提高,职住距离增长,并接近本地市民水平。相较于个体单独迁移,夫妻共同迁移由于难以同时实现职住临近,职住距离更长;子女和老人随迁情境下,流动人口职住区位郊区化特征明显,因为郊区能以较低成本满足家庭生活对住房和住区环境的更高要求,但该情境下整体职住距离增幅较小且不显著。多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仍存在不稳定流动特征,以租房为主,租金规避需求与环境提升需求并存,需要相关政策加以关注。     

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

以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个体问卷数据（CLDS-2016）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旨在解析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并对比广州市和深圳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1）工作环境特征、社会交往特征、生理健康特征和社会人口特征均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其中,工作环境特征中的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呈显著相关,社会交往特征中的社区信任以及生理健康特征中的自评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2）对于广州市而言,工作环境特征（工作压力）、社会交往特征（社区信任）、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饮酒历史、日常锻炼、因伤救治）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影响显著。3）对于深圳市而言,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仅体现为工作环境特征（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和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因伤救治）。实证研究表明,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作用机理存在差异,广州城市规划与治理中应注重打造优质社区并完善休闲健康设施配套,而深圳市则应注重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来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随机森林回归方法,分析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①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整体水平较低,空间分布地带性特征不明显;特大、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别以较低、中等水平为主,省会城市、直辖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别以较低、中等水平为主,其余城市多数为中等水平;城市社会融合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以峰值为中心向外圈层递减和以低值为中心向外圈层递增的特征.②随机森林模型的拟合度和回归精度比多元线性回归更高,能够更好地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③个人教育水平、家属是否随同、流入城市经济结构、流动人口的户口类型、流入城市公共设施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时间依次为六大重要影响因子,它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作用呈现复杂性和非线性.④需要根据影响因子在不同阈值内的作用方式,有针对性地对流动人口及流入城市进行管理和调控.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随机森林回归方法,分析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①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整体水平较低,空间分布地带性特征不明显;特大、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别以较低、中等水平为主,省会城市、直辖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别以较低、中等水平为主,其余城市多数为中等水平;城市社会融合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以峰值为中心向外圈层递减和以低值为中心向外圈层递增的特征.②随机森林模型的拟合度和回归精度比多元线性回归更高,能够更好地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③个人教育水平、家属是否随同、流入城市经济结构、流动人口的户口类型、流入城市公共设施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时间依次为六大重要影响因子,它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作用呈现复杂性和非线性.④需要根据影响因子在不同阈值内的作用方式,有针对性地对流动人口及流入城市进行管理和调控.     

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新疆为例

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不仅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和城镇化质量,还关系到民族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基于2012年新疆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研究发现,新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整体水平较高,愿意将户籍迁入现流入地的比例达到半数以上,且北疆地区略高于南疆,少数民族高于汉族。模型显示,总体而言新疆对人力资本和经济禀赋较高的流动人口落户吸引力不强,而民族类型、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和社会融合程度是影响新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的关键因素。同时,新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流动人口在户籍迁移时考虑的因素存在异同,但社会融合特征因素不存在区域和民族差异,均表现为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强其户籍迁移意愿。     

20世纪90年代重庆市流动人口特征及动因分析

以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分析了重庆市外来流动人口迁入的原因、特点、构成和变化特征。认为:(1)2000年和1990年相比,市外迁入的人口比例增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经商为动因的人口迁移增多;(2)城乡建设和第三产业在提供流动人口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流动人口是重庆市从事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相对低端行业的主体;(3)外来流动人口的来源地仍较集中,以四川省为主,但人口迁移不再仅仅决定于地缘联系和迁移距离,经济差异与互补也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4)源于农村的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行业与其原来的行业有较大差异,并且市内和市外迁入的流动人口的行业结构差别也很大。     

中国流动人口多阶段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变动特征——基于初次流动和当前流动的对比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社区发现等方法,研究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动和当前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动特征。结果发现：1）从区域差异看,流动人口初次流动和当前流动的流出地格局保持相对稳定,流入地格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在当前流动阶段,流入中部地区的比例下降而西部地区比例上升;流入特大城市的比例明显下降而I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I型小城市的比例上升;流向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比例上升而流向副省级和省会城市的比例下降。2）从行政地级市间净迁移格局看,流动人口初次和当前流动的净迁移格局稳定性强,净迁入地区以“块状”分布于东部沿海省份的发达地市和“点状”分布于中西部省会及部分资源型和口岸型地市,净迁出地区连片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地市与沿海省份的内陆地市。3）流动人口初次和当前流动以就近迁移与远程迁移交织的流迁模式为主,且由此刻画的行政地级市间迁移网络格局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密西疏”现象;但也出现在当前流动阶段迁往京津冀的迁移流规模降低,长三角取代珠三角成为流入地首选区域的特征。4）流动人口生计策略的稳定性与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惯性,是流动人口初次和当前流动空间格局表现出相似性的主要原因,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在不同地市间的梯度转移是促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选择上发生变化的重要力量。     

城市常规公交空间演化过程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从公交覆盖度、线网密度和覆盖效益3个方面考察广州市常规公交的空间演变特征,结合趋势外推法,预测广州市未来公交发展态势,总结常规公交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 建国以来,广州市内的常规公交经历了由“低效公平”的低级均衡向出行效率变高、公平性变低的转变,随后又出现了非均衡状况缓解、公平性上升的状态;② 结合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发现它有由低级均衡向高级均衡状态演变的趋势。比较广州在城市发展中所处的阶段,可以推论中国类似于广州这样发达的超大城市,市内公交状况大多处于上述演变过程的后半期,而大多数城市则处在这一演变过程的前半期。     

基于改进熵值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动态评价——以广州市为例

从社会、经济和生态3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改进熵值模型和综合评价方法对2003—2007年的广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经济状况是影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社会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2)近年来,广州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经济、社会和环境各子系统基本朝有序方向发展,而2004—2006年广州市城市土地利用出现了短暂无序化发展征兆,主要是由于其经济增长放缓、环保投入降低所致。(3)通过对广州市与广东省的纵向和横向对比发现,近年来,广州市的空气质量和珠江广州段水质并未明显改善,环保投入和城市绿化建设更是仅相当于或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广州市在推进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工作中必须加大环境保护投入,注重人口、土地、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