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及可持续发展时空综合测度研究

如何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 题。以甘肃全省及其各市州为研究对象，基于 GIS 技术和各种数学分析方法，开展人口-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及可持续发展时空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及各市州的可持续发 展综合水平总体上均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甘肃省及各市州 5 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均保持稳 步上升的良好趋势。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重心总体上在向东南方向移动，各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 平重心，大致沿西北—东南方向分布。5 大系统耦合协调度重心大致向东偏移，但偏移幅度不大， 其演变相对比较平稳。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降低碳排放强度与高质量发展是城市发展的两个重要目标。本文基于熵权法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对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2000—2019年的碳排放强度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强度评价得分保持稳定,有小幅度下降,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不断提升;碳排放强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水平平稳上升。2）区域内各城市平均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城市间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相似,呈现出波动上升且差距不断缩小的特点,2019年全域各城市均进入协调发展阶段。3）在空间分布上,长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具有“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点,并呈现以东南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演变格局。4）技术发展基础指标、环境治理基础指标及经济发展基础指标对长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山东省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分析

基于耦合协调度理论,对2004—2012年山东省17个地市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借助Arc GIS 10.0探讨了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演变。研究结果表明:1山东省旅游、经济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绝大部分地市环境效益下降,旅游、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明显受到生态环境制约;2山东省基础环境质量较好,对旅游、经济活动具有较强的承载能力,但不合理的发展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使山东省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停滞在初级协调的较低水平上;3 2004—2012年,山东省各地市耦合协调发展类型演化过程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区域整体性和地区差异性,即在整体上是上升的,耦合协调水平自西向东逐级上升,在空间上形成三级阶梯的分布格局。     

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以政府驱动的大规模城镇土地开发为显著特征,新型城镇化强调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通过构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综合指数及协调度评价方法,分析了2000—2015年期间长三角发展最快至转型时期的城市化协调特征,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整体低于人口城镇化但增长率更高,2008年后两者进入高协调耦合阶段,但不同城市不同阶段耦合协调度有所差异,高等级城市土地城镇化快速但总体与人口城镇化协调,而中低等级城市过度土地城镇化突出;良好的经济基础、就业环境及投资环境形成了较高的人口城镇化水平,而政府驱动开发政策刺激和经济增长需求旺盛导致土地城镇化增长高于人口城镇化增长;针对中心-边缘发展空间失衡及可持续问题,提出未来强化大城市辐射引领、调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镇化质量提升和生态环境共建共治作为美丽长三角建设重点。     

关中平原城市群“交通-产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特征分析

关中平原城市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城市群。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关中平原城市群2008—2019年交通、产业和环境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变化规律和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 城市群交通、产业和环境各子系统发展评价指数差异化提升,交通系统发展增长率远超过其他两系统,产业和环境发展与交通系统的矛盾较为突出。（2） 三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空间分布单极态势明显,城间发展水平差异加剧,其中西安市和咸阳市作为极热点城市存在,其余城市为外围受辐射冷点区。（3） 城市群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趋于优化提升态势,但仍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其中,西安市一直处于高耦合协调的单极态势,但耦合协调度的城间差距逐渐缩小,耦合协调度等级为协调等级的城市逐渐增多,趋于集中连片式分布。研究结果可以明确关中平原城市群交通、产业和环境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为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根据2001—2011年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和生态方面的相关数据,构建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指标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出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及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指数,从而得到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11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耦合协调类别和类型。分析得出:2001—2011年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类别变化情况依次为濒临失调衰退型—勉强耦合协调类—初级耦合协调类—中级耦合协调类—高级耦合协调类;耦合协调类型依次为经济滞后型—人口滞后型—生态滞后型。最后根据这一发展趋势,并根据吐鲁番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1990-2006年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定量分析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尝试构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围绕人口、经济、资源生态、社会公平4个维度选取了28个指标,经AHP方法给指标赋权,运用综合指数模型对1990-2006年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各维度间的协调度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得分逐年增高,人口、经济、资源生态、社会公平4个维度间协调度得分稳步上升.资源生态、经济、人口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公平性较差.据此,本研究认为,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一定要牢固树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人口、经济、资源生态和社会公平的协调发展;迅速提升农业劳动力素质;大力发展环境保护型农业.     

服务业与多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通过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测算广州市服务业与综合城镇化及其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对不同层次内部耦合协调状态的特点以及服务业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2000-2017 年，广州的服务业和综合城镇化水平大幅持续上升，二者整体协调发展态势良好，其耦合协调度跨度较大，由 0.171 0 增长到 0.974 1，从低协调耦合阶段上升至极耦合协调阶段。服务业与 4 类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持续上升状态，而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尤其是后者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的上升波动性相对较大；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与服务业的良好耦合对综合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起拉动作用，而经济城镇化这一子系统则起阻滞作用；保持拉动优势，解决阻滞劣势是加快广州城市发展的良好路径。     

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发展耦合协调性分析

以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资源环境和人口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该经济区主要城市2002年和2011年资源环境和人口经济的发展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评,并探究其时空差异性。结果表明:2002-2011年其城市资源环境发展水平上升的有渭南、商洛和天水,下降的有西安、铜川、宝鸡、咸阳和杨凌;人口经济发展上升的有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和商洛,下降的有天水和杨凌;各主要城市的资源环境与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性的空间差异明显,多数城市资源环境与人口经济的耦合协调性不尽合理,且出现衰退趋势。最后就该城市群实现资源环境与人口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建议和对策。     

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省产业结构与水资源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为探讨产业结构和水资源的协调发展关系，构建了产业结构和水资源两个系统的三级指标评价体系，通过数值标准化处理、指标权重计算，运用综合评价指数模型以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河南省2005~2016年水资源和产业结构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河南省产业结构和水资源综合评价指数均呈上升趋势，反映了河南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2）河南省城市发展由产业结构水平滞后型转化为水资源水平滞后型，直至转化为同步发展型等三个类型；（3）河南省产业结构与水资源系统的耦合关系是动态演变过程，逐步从初级耦合协调、中级耦合协调发展到高级耦合协调，城市耦合协调水平大幅度提升，2016年18个城市全部处于中高级耦合协调；（4）河南省各市产业结构与水资源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逐步实现了由初、中级耦合协调分布较集中向豫中、豫西、豫南、豫北高级耦合协调分布的转变。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研究

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2008-2018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② 山东省属于乡村振兴主导型耦合协调,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③ 就时序性来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逐渐由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过渡,但尚未演化至良好耦合协调水平;④ 就空间异质性而论,山东省各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差异性和区域性,各市的耦合协调组合状况与其经济水平、历史基础、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存在空间的对应性。     

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 耦合协调性与驱动因子分析

运用熵值法对长江流域2008年、2013年及2018年3个时期105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水平进行多维评测;依托ArcGIS平台分析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耦合协调性的时空集聚模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挖掘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显著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格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中等协调及以上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南昌、贵阳、昆明等地。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藏东—川西—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南岭地区等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模式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4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出4种空间集聚类型的拟合模型,决定系数R²均大于0.800。立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000-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及空间差异——以辽宁省为例

国家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格外重视,尤其在“新东北现象”出现后,东北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选取东北三省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特征显著的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探究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特征及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关系逐渐加深,呈现高水平耦合发展趋势,但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变动,中度失调县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基本协调的区域有所下降,且耦合不协调地区以省内陆边界地带为主;耦合度增强、协调度降低的县市具有共同的特征,人口与经济变化不同步,人口综合指数一直下降,而经济综合指数却有增有降,也是导致地区失调的主要原因;辽宁省人口与经济既耦合又协调的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圈层+轴线”的空间结构,其中圈层是指以沈阳、鞍山、大连的三圈层结构（由中心向周围递减）,且离中心地区越远,其耦合协调水平越低;轴线结构是处于哈大高铁线路上的沈大城市走廊,形成一条较明显的“梯度轴”。     

中国地级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空间格局

中国房地产业历经近30年的发展,主要集中于经济较活跃、环境较适宜、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较完善、人居环境较适宜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的地域差异逐渐突出。科学适度的房地产开发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而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则会抑制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基于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视角,建立了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发展度模型,对286个地级市单元的房地产开发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显示：① 中国地级单元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协调度处于磨合阶段,虽未达到协调水平,但相互作用与影响力较强,其中协调度最高的为南京市;② 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发展度处于较低水平,且空间分布非常不均衡,耦合发展度最高的为深圳市;③ 基于耦合协调度和发展度可将中国地级行政单元划分为9个类型,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采取差别化的房地产开发调控政策。     

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新时代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分县人口普查数据，运用GIS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租赁住房发展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00—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经历了“空间分散化”向“空间集聚”的发展态势，租赁住房发展高值区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西部地区的部分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北京、厦门等经济发达城市更加靠拢；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和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趋势越来越强，而不同时期的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热点区分布有所变迁；空间计量模型表明，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住宅价格、租售比、外来人口比例、常住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例、家庭户规模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因素是影响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区域差异的显著因素；而2000—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变化主要与常住人口、外来人口比例、人均住房面积、65岁以上人口比例、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少数民族比例等因素有关。     

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是保证人居环境均衡发展的基础。基于“人类-居住-支撑-自然-社会”5个子系统,构建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2个系统间的容量耦合模型扩展运用到人居环境5个子系统中,综合熵值法、GIS空间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对辽宁省2005~2016年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力进行探讨,阐述人居环境系统内部协调性。研究表明:①2005~2016年辽宁省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缓慢浮动上升趋势;②辽宁省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分散格局,并且呈现从中间向两侧递减的“屋脊”式格局和“双核结构”;东西方向上,空间演变趋势由倒U型逐渐向一字型演变,南北方向上由斜线型向“L”型演变。③全省出现了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低协调区、高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类型区。④空间分异驱动力主要包括人的需求、经济发展、住房、互联网发展等。     

中小城市旅游经济与交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

以池州市为例,构建了城市旅游经济系统与交通系统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2~2012年池州市旅游经济系统和交通系统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从2002年以来池州市旅游经济系统和交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值由0上升到0.678,目前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要促进两者向优良协调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交通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提升池州市航空和铁路交通发展水平,并加快旅游转型升级。     

汾河流域城市化与水资源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通过构建汾河流域城市化与水资源系统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对2010—2019年汾河流域城市化和水资源综合水平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汾河流域城市化与水资源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汾河流域城市化综合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城市化子系统重要程度表现为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人口城市化;水资源综合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水资源子系统重要程度呈现出水资源利用>水资源水平>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环境不断优化,2013年出现短期下降,主要受水资源量和用水量等要素的影响;从时间上看,2010—2019年汾河流域城市化与水资源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经历了从2010年低水平轻度失调到2019年高水平协调发展过程;空间上,2010—2019年汾河流域六市城市化与水资源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吕梁、太原、忻州达到良好协调水平,临汾、运城处于勉强协调水平,而晋中则处于磨合阶段的濒临失调水平。     

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从人口城市化质量与土地城市化质量两方面，构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2007~2016年相关数据为支撑，定量计算云南省多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度、综合发展指数和协调发展度，并根据协调发展类型划分标准对研究时段内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类型和对比类型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协调状态进行评估；同时在GIS技术支持下，分别以2007年和2016年为时间节点，揭示不同时段云南省各市（州）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与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从时间序列特征看，云南自2010年起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土地规模扩展过快，存在造成空城的风险；城市化水平总体发展趋势良好，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趋势良好，逐步进入协调阶段；从空间格局特征看，呈现以昆明为中心，从中部“协调型”逐步转变为边缘“失调型”的空间格局；土地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少，且集中分布于滇中和滇西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多，广泛分布于滇东、滇西、滇南和滇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各市（州）协调发展状态分属协调阶段、磨合阶段和失调阶段，协调发展对比类型空间差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