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更路簿》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

南海《更路簿》是国家级非遗,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国海南渔民耕海作业的集体记忆与"祖宗海"的家国情怀,探讨《更路簿》的保护、传承和活化等问题意义重大。通过对海南琼海、文昌等地20名老渔民的实地调研,采用NVivo 8软件对访谈及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探讨《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动态变化及其重构机制。研究表明:(1)记忆主体的更迭和客体信息的功能演变弱化了《更路簿》记忆的生境,渔民对时间性、季节性感知的失律,滞塞了记忆的代际流动。(2)《更路簿》集体记忆重构体现在多元主体的诉求赋予《更路簿》新的价值和意义,文本传承的仪式感与神圣空间的制度化激活了集体记忆的生命力,媒体语境对信息的重组和群体身份的同化构成记忆重构的重要路径。(3)渔民对南海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凝缩为记忆重构的特质内核,地理空间的地方化建构起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双向沟通的渠道,记忆的外生性升华为家—国尺度的转化。(4)南海作为渔民流动轨迹覆盖的场域,其活动空间的盈缩与《更路簿》记忆相关依赖,相互影响,渔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海间纽带联结的重要因素。     

渔民视角下中国南海的领域构建

南海的战略态势对中国经济和安全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基于对中国海南省渔民的实地调研，探讨了不同权力主体在南海的领域化过程及其中渔民的能动作用。结果表明：中国的南海主权边界明晰，具有历史延承性，但近代空间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多重领域相互叠置，使得南海的领域矩阵呈现出多尺度复合性和权力逻辑复杂化的特点，进而诱发不同层次领域间的潜在冲突和不稳定性。着眼于其中渔民自下而上的主体作用，探讨渔民基于生存动机和日常生活实践，对南海家园式的领域化，这种行为使渔民成为国家领域空间秩序的维护者，也因其特有的族群惯习，对国家的领域治理结构形成挑战。     

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南海渔民的流动性与集体记忆建构

渔民是天然流栖性群体,不仅需要关注其流动性时空规律,更要关注其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文章从流动性与集体记忆视角出发,选取海南省东部典型渔村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深入理解渔民在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建构,主要从流动、停泊、定居的3种不同状态归纳渔民流动中的时空盈缩、物质条件和流动路径节点,从时间、地方和权力三要素探讨渔民集体记忆的形成。研究发现：1）渔民跨界流动具有动态盈缩的特点,经历了从民间自觉到官方规范,从渔业生产到商渔复合,从局地到广域再到局地的动态过程。2）渔民的流动状态和过程赋予海洋以地方特性。人船组合拓展渔民自主流动的能力,“陆—海—岛”流栖空间中的地物和景观凸显集体记忆的物质依赖性。3）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代际更迭削弱了原有的人海关联,流动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集体记忆结构性消退,渔业村镇的全球—地方的跨区域色彩逐渐被剥离,回归到同质化的域内流空间。     

城市消费空间“家”的想象与情感建构

在以符号和审美为表征的后现代消费时代,消费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建构日益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的关注热点。本研究延循“家”的地理学理论脉络,以广州宜家家居为案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经营者和消费者不同主体对宜家空间“家”的建构、表征、想象与实践。研究发现：①经营者采用了空间技术、景观塑造和话语表征等策略植入“家”文化元素,将宜家建构为一个“舒适、安全、亲密和具有凝聚性”的“家”空间。②消费者则通过购物消费、具身展演、日常生活实践解读空间的特殊意涵,将宜家建构为良好的情感治疗空间和社交场所,从而实现了对宜家的情感认同。③宜家消费空间是消费者与经营者实践共谋的另类“家”空间。其含义远远超越纯粹的消费场所,不仅实现了消费者对“家”的渴望及其“失家”体验的在场弥补,并且打破了家空间与公共空间、私密与公开的界限,模糊和消解了“家”的边界,进一步延伸和丰富了“家”的概念和意涵。     

现行南海诸岛地名中的渔民习用地名

渔民习用地名或当地渔民习用地名,又叫渔民地名,都是琼、粤渔民给南海诸岛的命名,是南海诸岛土地名。 现行南海诸岛地名中渔民习用地名共129个,除“月牙岛”一名外,其它128个全是海南岛渔民给南海诸(?)各岛礁的命名。南海诸岛渔民给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命名 叫南海诸岛琼人俗名。 一、渔民习用地名的地(?)类型名称及含义 现行南海诸岛地名中的渔民习用地名,有些只列专名,而未写通名,如干豆     

城市新区作为“家”的表征与实践——以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为例

本文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的研究视角,分析了以鄂尔多斯康巴什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新区作为“家”的表征与实践过程。研究发现：针对康巴什新区,外部媒介与地方政府以表征手段建构了截然不同的“家”的意象。其中,BBC、Times等外媒将康巴什新区描绘成充满荒凉景观的“鬼城”和不健康的中国城市居住空间,而在地方政府的重构中,康巴什新区则充满了生态栖居必备的城市景观并成为了先进的城市文化空间。而作为“家”中的居住者,康巴什居民“家”的营建经历了从陌生到认同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转换与情感边界的构建。不同行动者共同塑造了康巴什新区多元的、充满矛盾意义的“家”的空间身份。本文旨在丰富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家”的地理学研究视角与类型,回应“鬼城”话语对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无家”的质疑,亦是城市新区社会文化研究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流动性视角下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

流动性的增强使迁移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强度,“家”的流动日渐成为重要的流动形式,“家”的流动亦成为流动性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家庭式迁移的发展浪潮,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在流动过程中,移民的流动性实践往往赋予了“家”不断转换和流动的意义和内涵。基于流动性理论视角,延循“家”的地理学脉络,选取两个典型的流动家庭案例,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对比其在流动过程中的空间实践及其对“家”的情感建构与重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时间性、空间性和地方性是研究“家的流动性”的重要变量和维度。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流动轨迹的多位移空间性和流动过程的多阶段时间性使得“家”的地方性处于一个动态关联的状态。“家”的情感归属、“家”的观念和意义通过“家”的流动和营造实践在解构中被延续与重建。     

海南渔民海神信仰谱系及其仪式活动

以海南渔民海神信仰为研究对象,结合南海诸岛考古发现和海南岛方志等文献,及笔者2012―2020年在海南持续做的田野调研资料,从谱系理论出发,运用文献分析及田野调查等方法,对海南渔民海神信仰谱系及仪式活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海南渔民海神信仰谱系包括海洋水体本位神、航海保护神、渔商专业（行业）神、镇海神与引航神等海神家族谱系,岸上―岛屿―船上―东南亚移民社会等空间谱系,出海前―归航时―捕鱼前―海难―日常等时间谱系;海神信仰仪式活动主要有做海仪式、南海诸岛仪式以及日常实践中的仪式。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海南渔民通过一系列的情境展演与活动等互动,触发自身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秩序：1）树立了船长的绝对权威;2）形成先登岛拜庙者享有优先捕捞权的传统;3）众神合祀突出,其中拜“108兄弟公”出海仪式是最隆重和最受渔民重视的;4）海南渔民的地方性海神信仰是海南籍华侨的身份象征和地域认同的重要标志。     

中介、身体与情感:川藏公路旅行中的流动性体验

新流动性范式下,与交通行为相伴的流动不再只是旅游者到达目的地的方式,转而成为深刻嵌入于旅游通道空间中的独特体验。通过在与研究对象一起流动的过程中运用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资料,基于流动性视角探讨川藏公路旅行者在道路空间流动过程中的多元体验及体验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流动性体验构成了道路旅行者旅游体验的核心,并涉及中介、身体与情感的融合与互动。物质性中介塑造了道路旅行者的中介体验,在构建“连结”和制造“分离”中影响旅行者在人地互动中的身体体验。同时,流动过程塑造了旅行者从视觉到多感官的具身性体验,包含正面与负面体验的交替与综合,且时常涉及危险与疼痛的极致体验。最后,中介与身体体验形成向情感的投射,道路空间环境与流动状态的转换塑造情感体验的多变性。     

城镇化背景下广州流动儿童对“家”空间的建构

随迁流动儿童是当下中国流动人口重要且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部分。城乡的空间跨越和生境差异对儿童关于“家”的理解产生深远影响。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广州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从“儿童视角”出发,通过绘图、写作、焦点小组讨论等适合儿童特点的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探讨城市流动儿童在家的建构过程中的参与和主观感知。主要结论为：① 随迁流动儿童经历着复杂的家庭分离和重组,这种动力机制在空间上体现出“家”空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流动性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家空间最重要的特性;② 随迁流动儿童的“家”是城市的“家”和乡村的“家”叠加起来的意象。城市流动儿童摇摆在“城”与“乡”之间,其生长的经历中混杂着城市与乡村两种人地关系和生活经历。“城—乡”二元的混杂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理解“家”空间的重要路径;③ 流动儿童拥有构建“家”空间的能动性和策略。在“家”的构建过程中,流动儿童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通过分担家庭责任等方式成为迁移的积极参与者,即使经历着与家庭成员的频繁分离,他们依然有自己的策略去维系“家”的存在,实现整个家庭在城乡迁移过程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研究结论丰富了国内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及儿童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并为认识和缓解当前流动儿童问题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和政策建议。     

南海《更路簿》“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

“遗产化”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社会过程。基于在海南省琼海、文昌两市的田野调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融合的研究路径,分析手抄南海航行路线指南《更路簿》“遗产化”路径和影响机制,以及交织在其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地方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他者”和海南渔民在《更路簿》“遗产化”过程中会产生相互作用,其作用力量强于“我者”;《更路簿》由渔民家庭内部相传的用于出海作业的“秘本”转为公共领域的具有主权物证价值的“文化遗产”,渔民被赋予了南海“发现者” “经营者”的身份标签;文物收集和文化活动推进了“遗产化”并使不同群体产生互动,“我者”可在“他者”开展的遗产工作中干预“他者”的遗产认知和行为方式;《更路簿》可转化为旅游资源,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卖点”带动旅游业,居民在利用其带来的经济机会方面处于弱势;“遗产化”有助于《更路簿》记忆的复现和保存,但渔民的“个体记忆”被削弱,也使地方文化结构被重构;《更路簿》在琼海的植根性和“遗产化”效果强于文昌。     

《更路簿》与潭门地方性的建构与再现

新文化地理学提倡关注文本中的地理。运用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更路簿》与潭门地方性的建构和再现进行案例分析,探究文本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和作用。研究发现：① 内容记载是文本与地方性作用的首要维度,独特地方性内容的再现是地方性挖掘的必要前提;② 价值表征是文本参与地方性构建的象征基础,文本的价值基于且超越于文本的内容,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③ 象征解译是文本参与地方性构建的重要方式,文本的意义价值体系不仅内含创作者或创作群体的语气,还包括“他者”群体对于文本价值的认知和阐释;④ 文本与地方性建构和再现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地方文化符号和品牌的形成反之可促进对文本的保护。     

南海制图的中美对比分析——基于批判制图学视角

运用文本分析,从中美关于南海制图的特点及差异着手,探讨了中美制图所表达的南海领域化过程以及地图对于领域化实践的作用。研究发现：1）中美制图中南海海域范围、岛礁地名及海疆边界表达的演变,是国家权力影响制图的表现。2）中美南海制图差异源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需求：中国通过制图（再）领域化,对内加强南海海域管控,强化国民海权意识,对外宣示南海主权;美国通过制图（去）再领域化,强调南海的公海和多国属性。3）地图作为领域化工具,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人的南海故事,也能清晰表达中国对南海诸岛和附近水域拥有主权的一贯和明确立场。应从地图维权、地图创新、地图宣传等方面加强对南海的领域化表达,使地图在南海海洋国土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围绕南海问题的信息权力作用过程与机制研究

2010年以来,南海争端呈现扩大化和复杂化的态势,形成环南海周边国家侵占岛礁、域外国家广泛介入的局面,进而推动南海问题日益走向“国际化”。分析南海问题中的国家（地区）间合作与冲突关系,挖掘南海问题“复杂化”的深层原因,这是理解当前南海局势、避免战略误判的重要支撑。文章借助GDELT新闻媒体数据库,提取2013—2021年有关南海问题的事件数据,利用年代约束聚类方法将南海问题划分为矛盾上升期（2013—2018年）和域外介入期（2019年以后）,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南海问题中的国家（地区）间合作与冲突关系以及背后的信息生产网络。研究发现：1）矛盾上升期,围绕南海问题的合作与冲突主体主要为环南海国家;2）域外介入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结盟合作并围堵中国,中国在与域内国家紧密合作的同时,却成为冲突关系网络的核心,冲突关系复杂、合作关系萎缩与当前人们对南海问题有所缓和的认知形成矛盾,反映信息权力的作用愈发深远;3）信息生产网络中,美、英、澳等国家主导信息制造和加工过程,表明南海问题成为各信息行为体博弈的角力场。     

曾昭璇先生对南海地理研究的重要贡献

曾昭璇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貌学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对地貌学,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地理学等学科领域均有积极的探索,他对南海地理问题的研究贯穿他的一生,为中国南海地理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深入研究南海海岸地貌,珊瑚礁地貌,主张采用"地形类型分析法"划分海岸类型,将中国海岸类型划分为山地港湾岸,台地岸与平原岸;他与梁景芬等合著《中国珊瑚礁地貌研究》,系统论述中国珊瑚礁探测史和石珊瑚的种属,生态,地貌特征与发育,并将中国珊瑚礁划分为四大区,六种地貌类型;他完善了珊瑚礁地貌土地名分类,根据《更路簿》划分南海珊瑚岛礁分布区,绘制珊瑚岛礁探测图;他利用历史文献资料考证"石塘"等南海诸岛古地名;他从地质学与地貌学角度论证南海诸岛与中国大陆的陆缘关系,还利用历史地理与地方志等资料佐证了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西方流动性研究与交通地理学的对话：进展、启示与展望

随着现代社会空间和个人流动性水平的持续提升以及流动模式的日益复杂化,社会科学与空间科学领域对流动性的关注也持续升温。“流动转向”以来,西方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研究经历了激烈的碰撞,逐步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对话,推进了双方的互动发展和研究创新。而现有国内交通地理学对流动性的研究相对滞后,且跨学科的互利对话尚未有效开展。因而论文重点关注西方新流动性研究与交通地理学的对话交流与研究进展,通过梳理二者在流动性实践和意义、流动性不平等、信息通信技术与流动性3个共同议题下的探索,总结对国内交通地理学流动性研究的启示,并结合中国地理学相关研究现状以及社会发展与技术革新带来的流动性加剧状况,提出面向日常流动性的研究展望。中国流动性研究应进一步拓展流动性的多元内涵,丰富研究主体和尺度,辩证思考流动性价值,嵌入社会技术情境,并探索多元研究方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