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以三亚市为案例地,通过爬取六类旅游休闲业态POI数据,综合利用最邻近距离指数、核密度估计、多空间聚类、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技术,深入挖掘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业态总体数量及特征空间尺度急剧上升,分布格局呈“极核-轴线-面域”分布形态;主要集聚于三亚湾度假区,散布周边临海区域,且集聚程度随空间尺度的增大呈先增后减态势（;2）各类旅游休闲业态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其中购物、住宿、餐饮业态与总体集聚特征呈现高度一致性,各类业态集聚分布特征显著不同且尺度依赖性明显,其中旅游景点业态集聚程度随时间距离的增加不断减小,其余业态均先增后减（;3）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的形成是由政策引导城市发展决定的,即在旅游休闲需求升级与城市发展的转型升级的双向推动下,从经济水平、人口特征、交通条件及资源禀赋四个方面影响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演变格局。     

武汉市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及其与银行网点的空间耦合性研究

本文以构建公共交通网络为切入点,运用改进的多中心性评价模型测度了武汉都市发展区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并结合GIS核密度分析法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探讨了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和银行网点空间分布规律,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性与空间结构。主要研究结论为：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具有城市多中心指向性特征,且由中心向外围圈层递减;②银行网点布局呈现“核心—中心—过渡区—外围”多层次结构,且具有空间不均衡性;③公共交通网络各中心性指标与银行网点具有不同程度的空间正相关。银行网点受接近中心性的影响最大,直达性次之,介数中心性最小;④局域上,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指标与银行网点的耦合关系存在空间不平稳性与空间异质性。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是主要的空间关联模式;高—高聚集主要位于银行网点布局的核心圈层,低—低聚集点缀于外围圈层,高—低聚集与低—高聚集介于核心圈层与外围圈层之间。     

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特征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旅游城市餐饮业空间布局特征--以拉萨市为例

受城市功能定位、旅游消费驱动等因素影响,旅游城市餐饮产业空间布局具有其自身特征。通过对互联网电子地图POI数据的挖掘,并结合ArcGIS最近邻分析、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和缓冲区分析工具,本文分析了高原旅游城市拉萨市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道路交通、旅游资源和人口视角)。研究发现拉萨市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分布总体呈现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交通发达和旅游资源密集区周边地区;常住人口集聚区域餐饮点同样集中布局,餐饮点密集区与实时人口密集区高度重叠。针对拉萨市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定位和旅游发展,文章进一步提出拉萨市餐饮业空间布局优化措施。     

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研究

在实地调查苏州周庄古镇和云南丽江古城主要街道沿街铺面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丽江古城的商业状况,以及丽江古城与周庄的商业状况,运用城市地租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对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进行动态的分析,结论是在缺乏外来预见性的干预下,旅游商业化出现在历史城镇中不可避免。通过同里的案例,表明在历史城镇的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的干预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制旅游商业化。     

道路网络中心性对餐饮业空间布局的影响——以青岛市主城区为例

基于道路网络数据和兴趣点（POI）数据,以青岛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分析道路网络中心性及餐饮业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全局和局部回归模型探究道路网络中心性对餐饮业分布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介中心性高值区集中于城市主干道,邻近中心性呈现由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环状分布特征,特征向量中心性的空间分布表现为多核心结构;② 青岛市餐饮业呈现出块状聚集、区域差异明显的空间分布格局,中餐厅、西餐厅和休闲餐饮具备多中心结构特征;③ 道路网络中心性指标与餐饮业的核密度值具有较高的空间相似性,高-高与低-低聚集区构成了主要的空间关联模式;④ 青岛市餐饮业分布受到道路网络中心性的显著影响,其中,中介中心性对餐饮业分布的影响程度较低,邻近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的影响程度较高。从局部来看,道路网络中心性对餐饮业分布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对不同类型餐饮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     

重庆市主城区休闲设施空间格局变化及其解释

休闲设施作为城市休闲空间的物质形态载体,为城市居民提供多种休闲娱乐功能。依托城市的不断发展,休闲设施也随之呈现出空间结构异质性。基于POI大数据,运用GIS平台及地理探测器,对重庆主城区休闲设施空间格局进行探析,结果表明：（1）在数量特征上,研究区内休闲设施总量呈上升趋势,随距离变化表现出明显空间尺度依赖,各类设施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分布数量存在差异。（2）休闲设施总体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特征,由于设施总量逐年增加,各类休闲设施空间集聚程度逐渐降低。（3）休闲设施整体为“大聚集,小分散”的多中心分布态势,并逐步由集聚中心向城市外围区域扩张。康娱游憩类演化特征与总体近似,文化休闲类设施集中分布于沙坪坝东南部与渝中区两江交汇处,休闲旅游类表现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特征,专项休闲类呈带状连片分布态势。（4）常住人口密度、道路密度、距离市中心距离、旅游收入等是重庆市主城区休闲设施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各影响因子在三个时间节点解释程度有所不同。对于休闲设施格局变化的研究旨在为休闲设施经营者投资选址提供参考,为政府决策者合理布局休闲空间提供依据。     

西安城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热点特征及形成机制

判识城市旅游休闲业态热点的空间规律,对于高效配置旅游休闲要素和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机构兴趣点(POI)数据,结合Getis-Ord G ^*指数等方法探究西安城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热点特征及形成机制。结果显示,西安旅游休闲总体业态热点区分别位于钟楼中心区、曲江-小寨区域和高新区电子城3个区域,各热点对应的业态集聚等级和空间尺度依次递减;与总体业态热点分布基本一致,各细分业态空间热点也主要集中在钟楼、曲江-小寨和高新区电子城等城市核心区。本质上,城市旅游休闲热点形成是由城市发展导向所决定的,即作为地理要素的城市空间在服务转型导向下,结合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等城市核心区发展优化过程,对作为人文要素的旅游休闲业态施加作用,使其向城市核心区定向集中的结果。通过合理引导旅游休闲业态集聚发展,则可有效实现旧城区增长活力重塑和新城区空间品质优化。     

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理分析

20世纪后期,旅游城市化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成为多元城市化道路的一种模式.在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基础上,分析了丽江市的旅游城市化现象.研究表明,与传统的工业城市化相比,旅游城市化表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①在城市性质和功能上,丽江由工商业城镇逐步向旅游城市转变;②在城市空间结构上,丽江城区逐步演变成以大研占城为重心呈"扇"形发展;③在城市建设用地上,旅游业用地增长迅速,大量城市绿地被侵占;④旅游的快速发展,大大加快了丽江的人口城市化过程,旅游业成为丽江市居民就业的主要渠道;⑤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丽江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超常规发展.在中国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丽江的资源比较优势、云南省及丽江市政府的推动、民营经济的参与、旅游消费是引起丽江旅游城市化的主要机制.     

中国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测度及时空演化

旅游业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是当前旅游管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该文运用Super-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空间特征较相似,表现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状特征;2)研究期内,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等级以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为主,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均衡”的空间格局;3)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集聚效应,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京津冀、长三角等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西藏和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冷热点分布形成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据此提出了促进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良性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江淮城市群旅游经济网络空间结构与空间发展模式

以旅游业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将成为未来城市群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之一。结合重力模型与社会网络,构建江淮城市群旅游地旅游经济网络模型,应用Ucinet 6软件分析城市旅游地功能特征,探讨空间发展模式。结果表明：江淮城市群旅游经济网络联系呈南紧北疏的空间不平衡态势,城市旅游地之间网络密度、联结边数、联系紧密度正在增长,而重点城市的中介能力和核心作用有降低趋势,多数城市呈路径依赖的循环累计,网络空间均衡性增强,据此将11个城市旅游地划分为5种类型。结合区域交通布局、旅游资源分布、城市经济实力等要素,对11城市进行旅游地层次划分,提出了“三条一级旅游轴线、两条二级旅游轴线、一条潜在旅游轴线”的空间结构及与周边重要旅游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发展模式。     

社会网络视角下黑龙江省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发展模式研究

基于引力模型获取黑龙江省12个地级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度作为基础数据,采用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借助Ucinet6.0软件构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评价指标和模型,通过节点的中心度、结构洞和网络的密度、中心势、核心-边缘模型、角色划分来探讨空间结构特征,最终构建旅游地的空间等级体系和空间发展模式。结果表明：① 2007~2012年,黑龙江省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呈现出西南部、东南部密集,北部、东北部稀疏的格局。网络密度、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增长,而重点城市的中间中心度与结构洞水平下降,更多节点在网络中占据较多的结构洞位置,发挥了相应的核心作用。网络空间结构逐渐由松散走向紧密状态,由不均衡趋于均衡。② 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核心区与边缘区,并细分为4个角色群体以定位城市节点的地位及属性。③ 黑龙江省城市旅游地可划分为核心旅游地、重要旅游地、一般旅游地和边缘旅游地4个等级,网络空间呈现出“一核、两翼、三轴三圈”的发展模式。     

旅游中心地研究及其规划应用

在对已有旅游中心地相关研究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了旅游中心地的概念与界定方法,分析了旅游中心地理论在旅游空间规划中的指导意义,并以吉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为例,介绍如何将旅游中心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的旅游规划当中。     

西部边疆旅游城市功能区空间集聚模式——以云南省丽江市为例

以丽江市古城区与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为研究区域,基于丽江市POI数据,采用土地利用混合度熵值、行业地区集中度指数作为研究指标,用ArcGIS,MATLAB等提取旅游城市的空间格局及行业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丽江市形成“以人文景点为导向”的城市空间格局,景点周围区域以不同比例分布着与旅游产业关联性显著的商业、公共服务;与旅游产业相关的住宿、餐饮集聚程度最高,行业集中度指数分别为0.97(住宿)、0.96(餐饮);区域内住宿、餐饮服务对景点的依附程度高,并且高度集聚于丽江古城周围区域,区域内98.7%的住宿服务、97.5%的餐饮服务均分布在以丽江古城所在地为中心、半径为10 km的区域内。     

中国入境游客多城市旅游空间网络结构

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和方法,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入境游客多城市旅游卒闻网络结构特征。结果显示：①入境游客多城市旅游空间网络共有46个节点,节点分布呈现“东南密、西北疏”的空间格局;②旅游网络中每个城市节点平均与2．96个节点具有旅游流联系,节点体系共分4个等级,等级越高,节点数量越小,传统热点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在中心性和结构洞指标方面表现好,在旅游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③整体旅游网络密度很低,网络功能发育不完善,且均在较大的不均衡性,网络核心节点对边缘节点的入境旅游辐射效应很弱;④旅游网络共存在9个派系,区位交通、旅游资源、经济联系是派系形成的重要驱动力,城市空间距离对派系形成影响作用极小。基于旅游流联系的角度,构建以城市为节点的大尺度入境旅游空间网络结构并进行深入分析,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基于地理标记照片的北京市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

城市作为现代旅游目的地的一种重要类型,在集聚旅游发展要素、塑造城市休闲空间、提升城市品质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城市旅游流是城市旅游要素关联、空间组织的路径,对于城市交通组织方式、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休闲旅游产业布局等方面影响越来越大。本文立足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以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Flickr API接口获取了2004-2015年北京市范围内全部带有地理信息的照片及其属性信息,通过构建的数据清洗方法控制初始数据质量,建立基础数据库,使用密度聚类（P-DBSCAN）、马尔科夫随机链等方法探索入境游客热点区域空间分布格局、流动空间特征。结果显示：① 北京市历史城区（2环之内区域）、中心城区（2环至5环之间区域）以及郊区（5环之外区域）的旅游热点区域（AOI）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其中历史城区AOI呈现出与景区、休闲娱乐、餐饮购物等相关产业空间重叠的趋势,各热点区域边界模糊,复合连绵成片。中心城区AOI集聚与城市功能区密切相关,具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取向。郊区AOI基本与旅游景点一致,没有向景区外部延伸;② 传统历史文化类AOI访问热度占有绝对优势,商业购物休闲AOI及现代城市功能AOI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强;③ 强入境旅游流主要集中在历史城区内部AOI之间,以及中心城区的西北部与东部区域内部AOI之间,郊区AOI之间没有较强的旅游流,北京市入境旅游流整体呈现以历史城区为中心,放射性分布的框架;④ 各区域AOI之间均有较次一级旅游流联系,北京市入境旅游流形成了初步的网络结构。     

高铁网络化下东北地区旅游空间结构动态演变分析

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的影响,进而分析高铁网络化下东北城市旅游市场出现的新特征、新变化。研究发现：① 高铁极大提升了东北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整体水平,可达性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高铁廊道效应”。网络化形成进程中,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由主干道运行期的“极化特征”向支线完善期的“均衡特征”转变,东北“全域式旅游”发展格局开始形成;② 主干道形成期,高铁以“虹吸效应”为主导,加剧了东北旅游市场发展的不均衡,促进哈大旅游经济带形成;支线完善期,高铁以“扩散效应”为主导,均衡式发展格局开始凸显;③ 高铁推动了东北城市“同城化”发展进程,市内游、周边游模式将发生改变,省际游、跨地区游模式将逐步盛行。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旅游系统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基于交通网络和旅游资源禀赋的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研究具有一定欠缺性。借鉴Shih研究成果,基于旅游者行走游线和旅游流量,分析社会网络理论的程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3个指标作为衡量区域旅游进出通道和中心性、可进入性和旅游集散中心的意义,将目的地划分为区域旅游核心区、缓冲区和边缘区,并对区域旅游分工和设施配备要求提供理论指导。旅游核心区应配备旅游中心、信息中心和口岸交通设施,旅游缓冲区应加强旅游景区建设,旅游边缘区在加强景区建设的同时还应强化宣传工作。探讨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其优化措施,并对福建进行实证研究。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武陵山片区旅游空间模式对运输通道演化的响应机理研究

基于旅游通道类型和特征的分析,从通道的技术装备水平、运输能力和交通服务水平3个维度考虑,将旅游运输通道演化划定3个阶段,即滞后型、发展型、完备型旅游运输通道;从分析旅游运输通道演化机制的视角,从旅游景点出现率、旅游线路空间模式、旅游线路选择集中度、旅游线路重复系数、集散中心等5个方面,对武陵山片区旅游线路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区域旅游空间模式对旅游运输通道演化的响应机理。结果显示：① 在其它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旅游景点的选择率随着旅游运输通道技术装备水平和交通服务水平的改善会相应增高。② 区域旅游集散中心会随旅游交通网络完善而发生移动,通常从核心旅游景区所在城市移动到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旅游运输通道的改善会促使相应旅游线路的选择集中度逐渐增大,而区域内其它通道的改善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增长幅度。③ 旅游线路重复系数变化与旅游运输通道的发展程度具有一致性。④ 旅游空间模式对运输通道中的旅游交通服务水平提升响应显著,而交通服务水平提升又受旅游运输通道内交通方式完备度的影响。⑤ 旅游运输通道一旦连通两核心景点品质互异的景区,该旅游线路的客流量会迅速增大,甚至在节日出现“井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