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区域友好关系和企业全球化的知识管道构建——以浙江省和德国石荷州为例

经济地理学中的"本地蜂鸣-全球管道"模型解释了本地企业如何通过长期互动学习,逐步形成有利于企业全球化的重要知识俘获渠道。中小企业因自身能力和国际化经验的缺乏,往往会规避时间成本和风险,另辟蹊径地实施国际化战略。本文以浙江省和德国石荷州国际友好关系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和对利益相关人的深度访谈,对该关系框架下浙江中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知识俘获机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国际区域友好相关机构扮演着"知识守门员"角色,为双边中小型企业的全球化提供准确的、高效的和定制化的信息。(2)国际区域友好关系推动基于政府担保的、多方参与的"全球蜂鸣"空间形成,使得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得社会、认知和组织临近,以此俘获"走出去"的关键知识;(3)国际区域友好关系为两地搭建一种新型的"全球管道",有利于形成面向"精准全球化"的动态蜂鸣社群。本研究强调:地方政府主导的国际区域友好关系是中小企业"全球管道"构建的重要制度平台,这种"全球蜂鸣-全球管道"知识动态模式是对传统"本地蜂鸣-全球管道"概念的重要补充。     

基于全球通道与本地蜂鸣的张江IC产业集群演化

产业集群演化是全球通道和本地蜂鸣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产业集群不同发展阶段,其全球通道和本地蜂鸣的作用方式和效果并不相同.通过调研访谈张江高科技园区集成电路企业及相关机构,分析了产业集群的不同阶段特征和发展轨迹,发现产业集群主要驱动因素由全球通道向本地蜂鸣转变、产业集群由外生向内生演变的发展轨迹.在产业集群孕育期,跨国公司入驻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产业集群形成期,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和跨国技术社区是与外界联系的两种全球通道,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产业集群成熟期,全球通道的作用相对下降,本地蜂鸣、创新环境和区域品牌等内生因素作用凸显.为了防止产业集群锁定和衰退,当地政府管理部门需要同时注重本地蜂鸣和全球通道建设.     

基于“蜂鸣—管道”模型的中国城市知识合作模式及其对知识产出的影响

知识经济与网络社会时代,知识合作网络成为理解城市创新过程的重要视角。在知识合作网络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合作模式,即“本地蜂鸣”和“全球管道”。本文以“蜂鸣—管道”模型的逻辑思想和理论假设为基础,探讨区域内和跨区域两种不同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特征及其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首先提出了蜂鸣与管道的测度方法;然后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了中国20个城市群的知识合作网络,考察了网络中蜂鸣和管道的演化路径和组合特征,归纳出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不同类型;最后,通过计量模型揭示了蜂鸣和管道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中的蜂鸣与管道表现出渐进积累和自我强化的空间演化特征;② 根据蜂鸣和管道的组合特征,可将城市划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孤岛型”“内向型”4类,不同类型的城市在知识网络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发展演进路径存在差异;③ 根据负二项回归模型发现,蜂鸣与城市知识产出呈倒“U”型关系;管道与城市知识产出显著正相关;此外,两种合作模式在促进城市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     

多重流空间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及组织模式

城市关系网络化是城市体系结构发展的重要趋势,不同要素流空间网络下的城市体系在空间组织上不尽相同,依托单一要素对网络进行表征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本文基于企业联系、科研合作、人口迁徙和引力模拟四类要素网络,从城市节点、路径联系、社区特征等角度剖析多重流空间视角下中国城市网络的外部空间特征与差异,并探究城市间联系的内在模式规律。结果表明：(1)多维数据源视角下构建的多重城市网络在空间组织上表现出相似稳定性和多元差异性的统一。(2)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基础设施运转的人流、物流等网络受到地理距离的约束较大,相邻地区的小团体特征明显,社区结构较强;而资金流、信息流等实体性较弱的要素则突破了这种地理限制,发生联系的重点在于目标城市对于要素流的吸引力,社区结构较弱。(3)目前全国城市联系形态上具有层级性和扁平化的双重特征,据此本文基于“管道-蜂鸣”模型提出“社区蜂鸣-守门员-区域管道”城市空间组织模式,这一模式对于阐述中国的城市联系特征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可在全国识别出10个核心守门员城市和8个类型区。     

区域发展的“全球-地方”互动机制研究

建立对外联系、利用外部资源有助于弥补区域发展新经济活动所面临的资源与技术缺口,为区域发展注入新活力,避免陷入路径锁定导致发展停滞甚至衰退。对外联系的建立势必与本地已有联系相互作用,表现为“全球-地方”之间多类型行为主体在特定空间支持与约束下的互动,涉及4个基本问题：发生条件、区域差异、互动内容与行为主体。梳理现有研究发现：① 本地与非本地要素的相似性或互补性决定了互动发生的可能性,本地能力则进一步决定互动发生的程度;② 互动对于优势地区和后进地区2类极端类型地区更为有效;③ 互动内容以知识、贸易、资本等要素为主,日益强调非本地劳动力和非本地制度的影响;④ 互动主体以企业为中心。近年来研究一方面强调企业家等个体作用,另一方面关注非经济主体的作用。整体而言,既有研究在区域发展中“全球-地方”互动的尺度结构、动态变化和行为主体等方面仍面临挑战。结合中国当前区域经济转型与主动全球化并行的发展现状,论文提出理解中国区域发展“全球-地方”互动的关键问题与潜在方向。     

从锈带到先进制造业集群：资源型经济转型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资源型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掣肘和关键突破口,同时先进制造业集群已成为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区域根基。本文主要结合德国德累斯顿区域和美国阿克伦城市群从锈带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发展历程,剖析其资源型经济转型及集群化高质量发展的共性路径特征,总结其经验启示。研究发现,区域发展过程是路径创造与演化的过程,德累斯顿区域和阿克伦城市群均持续专注于一到两项界限分明的科技创新建立区域转型发展的磁极,本地蜂鸣与全球网络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是转型发展的主导力量;采用以主体多元化、领域跨界化、结构扁平化、组织开放化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创新组织模式,有效推动形成了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共同体和创新型产业集群;空间组织形态兼顾本区域的地理空间集聚和跨区域的集群间协作;集群组织等网络化协作组织在促进本地技术创新网络、跨区域协同合作网络以及本地-全球互动网络构建和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织网人”作用。建议我国资源型经济区域全面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集群策动战略,专注于一到两项界限分明的科技创新,以本地根植性为聚集核,以培育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为导向,制定区域经济转型与集群化高质量发展的完整路径,同时加快建立集群组织、联盟组织等网络化协作组织,通过其“织网人”和“粘合剂”作用推动构建本地技术创新网络和全球协同创新网络,推进区域发展路径的演化与转型。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中国外资空间动态与本土产业演化

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下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推动跨国公司以外资直接投资为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利区位。低廉的要素成本、友好的政策制度以及广阔的潜在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外资活跃的重要地区。外资空间动态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对接全球生产网络的效果,更关系到其生产格局的演变。而演化理论下的技术邻近度也会对外资空间动态和本土产业演化产生作用,使之呈现出更多样的空间差异。本文基于1998-2008年中国337个地级市的制造业数据,研究内、外资技术邻近度作用下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外资进入、退出等空间动态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产业演化,其中中西部最强,东部最弱,东北地区外资进入作用相对明显。②技术邻近度削弱了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积极影响,但具体到不同区域也会出现差异。东部地区的技术关联反而有利于外资进入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外资退出带来的资源释放,表现为典型的“战略耦合”。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关联则成为阻碍外资进入、退出促进内资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金融企业全球扩张的城际关联网络演变研究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深化和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金融企业不断完善全球战略布局。金融企业通过在全球设立分支机构，为其他行业的全球扩张提供了金融支撑，推动了国际业务往来与资本流动，建构起了城际联系网络。论文以中国金融企业全球布局的时空演化为切入点，基于城市网络的分析方法，探究1979—2019年中国金融企业链接全球城市的网络塑造过程。研究发现：(1)中国金融企业全球扩张的阶段性和区域性明显；(2)随着全球分支机构数量和扩张范围的增加，扩张由主要世界城市延伸到全球范围的中小城市，亚太地区、离岸金融中心、欧美主要金融中心等成为网络中重要节点；(3)城际联系主要是通过金融企业“总部—分支机构”式、“总部—区域中心—分支机构”式和收购式扩张等3类扩张模式塑造而成。最后，探讨了国家经济战略与地缘关系、企业性质差异、节点城市或国家的特点等对企业扩张路径和城际联系形成的影响，为金融企业全球扩张及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建设提供了科学参考。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路径及区位选择研究——以哈杉鞋业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跨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快速增长的态势。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在不断增大,民营企业的比重不断增加。温州作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也走在全国前列。本文以哈杉鞋业为例,全面揭示了其产品“走出去”→市场“走出去”→品牌“走出去”→资本“走出去”→全球化经营的梯次跨越过程,总结了其理论意义,并提出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不求所有,只求所在” 实现多赢的国际化战略

21世纪是城市发展与竞争的世纪,由经济全球化加快而产生的竞争趋势明显加强,中国政府与企业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尤其是资源富集型的城市,如何在新一轮的激烈竞争中抢占先机,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赢得更多的利益,继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目前政府与企业高管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考验。呼伦贝尔市市委书记梁铁城从呼伦贝尔市的实际出发,以全球化思维,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发挥地缘优势,整合中俄资源,提出了“不求所有,只求所在”的国际化战略。这是呼伦贝尔市政府高层建设和谐呼伦贝尔、打造呼伦贝尔城市品牌的新执政理念,体现了灵活驾驭国际市场的的执政能力。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路径与地理特征

利用2012年和2017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单》中娱乐明星行动轨迹数据探索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模式。研究发现：①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经历了“产品引进”“产品输出”“对外投资并购与跨国生产”几个阶段,具有明显的内需驱动式全球化特点;②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形成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相较于典型制造业生产网络表现出更加快速的动态演化特征;③ 娱乐传媒产业各类价值活动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反映出不同价值环节的需求与各区域平台、资源或市场条件的战略耦合关系;④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国外活动呈现出向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邻近国家集聚的趋势,体现出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娱乐传媒市场结构以及“地理-文化邻近效应”的作用。     

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

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两个突出特征就是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贸易自由化在许多方面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国际贸易依赖于化石能源的支持，并倾向于将成本外部化来获得比较优势，贸易自由化促进了经济流量的增加，有加速自然资本消耗的倾向；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暂时缓解区域发展的资源压力。但会因此而导致局部问题的扩大化。生产国际化过程促进了国际贸易并加速国际资本流动，加深了地球资源环境压力；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生产过程中追逐成本外部化，并通过在海外生产基地传播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模式，对全球生态系统恶化负有责任；跨国公司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东道国区域经济的带动能力是有限的，在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可持续障碍因素基础上。本文最后指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方向。     

新全球化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对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20年伊始全球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文分析了“后危机时期”的全球化发展导向和策略转变,以及全球化脱钩、区域化与本土化、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摩擦与冲突等新全球化的显著表征,认为全球化发展已发生转折并进入新的周期与阶段。为充分应对新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挑战,中国需要客观总结新全球化的主要表征与整体趋势,准确把握新全球化对于全球经济地理和中国区域发展的影响与挑战,顺应全球第五次产业转移深度影响全球经济地理演变的总体趋势,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和生产-贸易网络,在顶层战略谋划中兼顾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效率与公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这既是有效管控和妥善应对新全球化阶段性转折和结构性弱点的必然举措,更是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彰显中国全球性大国地位、勇于承担引领全球发展重担的负责任表现。     

全球金融网络与区域发展

伴随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全球-地方的金融联系日益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全球金融网络的概念应运而生。本研究提出,全球金融网络不仅是理解全球-地方金融联系的重要概念框架,也是从金融全球化视角分析区域发展的有效工具。本文提出了与全球金融网络有关的两种区域发展路径。第一,不同的区域主体借助全球金融网络,可以获取到必要的金融与商业服务支持,进而开展跨境的融资和金融投资实践。通过这样做,区域能够基于自身发展条件,整合利用境内外不同金融市场的优势来服务区域发展目标,但代价是区域将面临更大的全球金融风险暴露。第二,区域通过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与商业服务业,促使区域内城市成为全球金融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从而能够提升区域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并实现金融与商务服务部门带来的经济增长。这两种发展路径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区域自身的地理条件和发展策略,也受制于外部不断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本文强调了全球金融网络用于分析区域发展问题的有效性,呼吁未来注重利用该框架来分析金融全球化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影响,从而推动相关领域理论发展,并提供有用的政策启示。     

全球供应链

全球供应链的形成是全球化不断深化及通信技术在世界各国迅速普及的产物。跨国公司按照各国区位比较优势,对资源进行优化重组,将生产拆分成各个模块,并按照“成本最低、创新最高”原则形成一种国际生产网络。     

全球生产网络(GPN)的理论问题和中国实践启示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GPN）是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核心理论成果,但当前国内外研究对其发展脉络和理论内涵的认识存在模糊之处,在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误区。因此,本文从GPN与全球价值链（GVC）理论互动的视角出发,回顾GVC和GPN的重要发展阶段及对彼此的影响,针对常见的对GPN理解和应用的误区展开解释与辨析,主要得到3个结论。第一,GPN理论的研究目的已从解释“价值生产”凝练为解释“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更贴近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研究范式。第二,GPN与GVC正在从分歧走向融合,共同致力于捕捉与解释全球化动态。第三,并非所有跨国公司研究或生产网络研究都属于GPN研究,GPN专指研究跨国公司与主要相关者基于生产所形成的网络动态,不适用于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也不着力于揭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动态。本文继而指出中国经验既需要GPN理论加以探析、也有助于丰富GPN理论,精准理解GPN尤其对中国当前推行双循环战略有重要应用价值。本文强调,GPN作为中观理论框架,有效解释了全球经济中区域发展的多尺度动态,在全球化出现逆流的新形势下,对中国全球化实践,特别是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有着鲜明的研究意义。     

城市-区域的概念演进与形成机制研究进展

作为新的地域现象,城市-区域成为西方近几十年来城市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总结,梳理出“城市-区域”概念的演进过程和城市-区域形成机制的研究脉络,指出了城市-区域研究的新动向.城市-区域概念是在“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网络”概念基础上理论创新而来的;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城市-区域形成的重要驱动力,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区域是内生的过程;理解城市-区域的动态过程并比较分析这一过程中的多样性成为该领域未来研究的焦点.     

社会变革和制度文化制约下的“多尺度嵌入”——以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加速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而对于这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往往面临着东道国社会环境及治理结构变革、制度制约、文化冲突等多重挑战。此前经济地理学提出的“主动嵌入”和“被动嵌入”,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呈现的“外资”与东道国治理结构、地方制度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关系。本研究构建了“全球-国家-地方”多尺度嵌入的分析框架,以缅甸莱比塘铜矿为例,阐释企业如何通过多样化制度创新,顺应东道国的社会变革,突破制度和文化的制约,从而取得政府、企业、当地社区“多赢”局面的合作模式,从而从新的视角理解制度的多尺度性和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尺度要素之间存在耦合关联作用,且作用模式有不同的组合,同时多个尺度要素的嵌入和影响过程也存在时序效应。最后,结合莱比塘案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政策建议。     

从长三角城市群看上海全球城市建设

概观当代城市发展的趋势,全球化促进了全球城市发展,区域化正在形成巨型城市区域,地方化使城市集群各具特色.长江三角洲城镇群在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首要全球区.该区域城市群发展应该顺应这些潮流,发展全球城市,建设巨型城市区,组建网络城市,规划走廊城市.上海是长江三角洲乃至中国正在崛起的全球城市,从国际资本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总部、金融业及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国际交通通讯信息平台等方面看,上海的全球城市已具雏形,但与世界主要全球城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看,上海全球城市建设必须面临相应的城市转型,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重构和转移、社会结构转型、城市空间扩展和城市功能的重塑.     

全球化背景下宜家空间扩散路径与模式研究

摘 要：宜家作为瑞典的一家乡村家具便利店,经过7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家居用品商业帝国。目前,它的触角遍布世界各地,并从专门的家具邮购转向生活体验式的商业空间发展。宜家不仅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塑造者,也成为引领社会与个体生活方式的标杆。宜家的体验模式、空间扩散模式及全球在地化模式构成独特的“宜家现象”,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通过跟踪全球化背景下宜家的空间扩散路径和扩散模式,发现,点-轴扩散始终贯穿于宜家的整个空间扩散模式之中;宜家的空间扩散呈现出从初期的跨国区域性的邻近接触扩散,到后期全球化空间尺度的等级扩散的发展趋势。这种空间扩散战略对中国家具跨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