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聚与生态价值组合特征的乡村聚落重构——-以福州山区为例

明确乡村聚落重构模式与方向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区域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福州山区2015年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划分“三生空间”用地类型,提取乡村聚落斑块,运用核密度估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等方法分析其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构建基于集聚与生态价值组合特征的乡村聚落重构方向识别方法和差异化重构思路。结果表明:(1)福州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以高生态中密度组合特征区为主,面积216.39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9.53%,多集中于乡镇中心、道路和河流沿线,整体集聚与生态价值适中,但西南部乡村聚落生态建设有待加强;(2)运用成本加权距离测算中心区乡村聚落可达性等级,以此作为边界参考,结合集聚与生态价值组合特征,将研究区划分为A^J共10个不同特征的重构范围区;(3)依据各重构范围区表征出不同的集聚与生态价值组合特征,提出了城镇集聚型、中心村建设型、内部协调型和生态保护型等4种乡村聚落重构模式与空间重构方向,并探讨了差异化重构思路。研究结果为福州山区乡村聚落转型发展及城乡融合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基于多源遥感的聚落与多级人口统计 数据的关系分析

在四川省市州、区县和典型村等三级尺度上,探讨了基于多源遥感的聚落面积与多级人口统计数据的关系。首先,从LANSAT TM影像中提取农村和城镇聚落信息,从Quickbird 影像上提取农村聚落及其房屋地基信息。其次,通过叠加统计得到各级统计单元内的聚落面积;再次,在四川省市州和区县尺度上,分别对城乡聚落面积和总人口数、城镇聚落面积和非农业人口数、农村聚落面积和农业人口数等进行相关性分析, 城镇聚落和非农业人口数的相关系数最高,分别为0.962和0.791,并建立了基于城镇聚落面积的非农业人口数估算模型,其模型的判定系数分别为0.926和0.625;最后,在村级尺度上,对农村聚落及其房屋地基面积与农村人口数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806和0.825,分别建立基于农村聚落及其房屋地基面积的农村人口数估算模型,其模型的判定系数分别为0.65和0.68。研究表明,LANDSAT TM适用于大尺度的非农业人口估算,估算效果随尺度的降低而有所降低;Quickbird适合于精细尺度的农业人口估算。     

发达地区城乡聚落形态的信息提取与分形研究--以无锡市为例

利用１９７０年地形图、１９８４、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的遥感影像,通过对无锡市地区遥感影你的光谱特征分析,采用仿归一化植被指数法提取无锡市城乡聚落空间信息。在此基础上,根据分形理论计算无锡地区城乡聚落空间形态的分数维,从分数维的变化,分析无锡城乡聚落空间形态的特征。结果表明,无锡地区城乡聚落空间形态具有分形现象,并且城区和集镇的分数维变化不一致,反映了城乡聚落空间形态在不同的阶段,其复杂程度、稳定性     

一种基于面向对象的城镇道路自动提取方法研究

城镇地物类型复杂多样,道路狭窄且易与周围地物混合,这导致城镇背景下的道路信息提取存在困难。该文以安徽省滁州市部分区域为实验区,使用资源三号卫星影像,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利用光谱特征、形状特征等信息,在对象级基础上通过复合向量机的方法进行城镇背景下的道路信息循环拾取,并利用形态学方法对提取的结果进行了分类后处理。研究结果表明,该文提出的道路提取方法具有可行性。     

黄山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黄山市2014年卫星影像为数据源,综合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定量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了黄山市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显示:黄山市聚落密度整体分布较为稀疏,但存在"中心城区"集聚分布的特征;黄山市乡村聚落规模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黄山市乡村聚落形态镇(乡)域分异明显,整体上看东北部较西南部复杂。海拔、坡度、交通、中心城镇、人口、经济、规划、政策等因子对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都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1)黄山市乡村聚落规模随着区域海拔和坡度的上升而减小;2)乡村聚落规模随着距交通线和中心城镇距离的增加呈现出下降的趋势;3)人口规模、经济实力与乡村聚落规模在空间分布上都具有正的相关性,人口规模大、经济实力强的乡镇,其聚落规模也较大;4)规划、政策等也是影响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其对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具有调控和引导作用。虽然不同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特质,但是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最终形成是地形、区位、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     

多源多时相遥感数据在冬小麦识别中的应用研究

当前基于多时相遥感数据进行作物识别时往往只用到了单一的数据源,未能充分利用作物的时相特征和光谱特征.该文以胶东半岛为例,在冬小麦识别研究中采用一种基于多源多时相遥感数据的方法,利用MODIS NDVI产品和TM数据将冬小麦的时相特征识别与光谱特征识别充分结合.首先,基于4个时相的MODIS NDVI产品影像生成冬小麦掩膜,将冬小麦与其他作物区分开;然后将冬小麦掩膜应用于TM影像,并通过TM光谱识别的方法提取冬小麦,冬小麦识别精度达92.39%.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

聚落空间分布是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利用空间模型分析区域聚落分布,可以揭示区域内聚落空间分布形式和聚落之间的空间关系,为重新认识和理解聚落文化提供参考。利用GIS技术的空间模型分析功能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在空间上具有集聚型分布特征,并且具有双中心集聚结构,即具有两个空间分布中心聚落,分别为登封市唐庄乡的向阳遗址与舞阳县马村乡的阿岗寺遗址。最后从区域聚落规模对比角度对该两处遗址成为空间中心聚落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从模型分析和区域聚落规模对比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向阳遗址与阿岗寺遗址是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分布中心。     

中国历史聚落地理研究综述

历史聚落地理学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发展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文中基于历史文献分析和历史计量法梳理了100年以来历史聚落地理学的发展成果,旨在管窥其研究领域和发展特征以展望其发展趋势.结果发现,目前国内历史聚落地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聚落起源及发展、聚落地域空间结构、聚落形态及内部结构等方面,并呈现明显特征:在空间维度上,研究区域集中性明显,空间范围多位于江南地区;在时间维度上,研究尺度以断代史为主,研究频度多集中于宋、明、清时期;在要素维度上,分析方法基本符合“因地制宜”原则,显示了“天人合一”     

基于知识规则的遥感影像土地利用分类研究

以重庆北碚主城区为研究区域,提出一种基于遥感影像的光谱特征、灰度共生矩阵纹理特征和形状特征建立知识规则的方法,对该研究区进行土地利用分类。对QuickBird卫星影像进行分辨率融合,重点分析典型地物的光谱特征和纹理特征,并根据形状特征建立形状指数,综合上述知识建立提取规则对地物进行自动分类。分类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消除单纯利用光谱信息分类的不足,有效解决地物混分现象,达到了较高的分类精度。     

珠江三角洲城镇建筑覆盖近期变化研究

基于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从1988年与1998年两个时期研究区域的TM卫星影像提取各城镇的实际建筑覆盖区面积等专题信息,并利用Arc/Info802建立珠江三角洲乡镇级空间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重点对珠江三角洲城镇建筑覆盖近期变化的空间扩展特性,并就企业、交通设施、人口、区域经济与行政体制等驱动因子进行了初步综合分析。研究表明20世纪末珠江三角洲城镇建筑覆盖总体圈层格局相对稳定,核心增长与交通指向扩展非常显著,城镇建筑覆盖区增长总量与增长速率空间分布不一致,城镇扩展强度指数空间分布也显示出核心增长与交通轴向增长显著的特征     

郑州市城市住宅用地扩展格局与利用强度时空差异研究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城市各类土地用地规模、空间格局与利用强度的改变。论文基于互联网爬虫技术获取郑州市城市住宅小区时空数据,以住宅小区面积与容积率为指标,通过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以及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郑州市城市住宅用地扩展的时空特征与集聚变化情况。结果表明：① 随着主导因素的转变,1985—2019年郑州市住宅用地面积增加趋势明显,但2017年之后呈现下降趋势;住宅用地容积率由缓慢增长趋势逐渐转变为快速增长趋势。② 受常住人口总量迁移规律影响,在研究期内郑州市住宅用地重心由西南向东北移动,但仍主要分布在市内五区交界处;受经济重心的斜“N”变化趋势影响,其东西向迁移速度大于南北向迁移速度。③ 随着住宅用地数量的快速增加,城市住宅用地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显著,由分散向集聚演变,空间分异程度由局部突出转变为区域平衡为主。④ 街道尺度下住宅用地容积率出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发展区、城市规划商业中心区成为容积率高—高集聚区,而生态涵养区成为容积率低—低集聚区。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内迁居活跃度识别方法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市内部人口的居住迁移,精细测度居民迁居行为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对于从人的行为视角来分析城市居住空间结构演进过程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提出净活跃度指标和总活跃度指标来量化描述迁居活跃度,并依据两个指标的分类及组合,将居民居住地划分为高迁入型活跃区、平稳型活跃区、高迁出型活跃区、高迁入型非活跃区、平稳型非活跃区与高迁出型非活跃区六种空间类型,进而探讨居民迁居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 武汉都市发展区内部人口迁移总体呈现出从主城区向近郊区逐步迁移的趋势,且主城区人口总活跃度相较更高。② 主城区以高迁出型活跃区和高迁入型活跃区为主,近郊区则以平稳型非活跃区为主。③ 不同空间类型内的居住类型存在差异：高迁入型活跃区内以新建小区、高校住区、学区房、城中村为主;平稳型活跃区以农村居住地、园区周边住宅为主;高迁出型活跃区以老旧小区、园区周边住宅、城中村、农村居住地为主;非活跃区则以农村居住地为主。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时序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居民迁居活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实证研究证明其对于居民迁居地空间类型划分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可为相关规划决策部门掌控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特征提供数据支撑、为城市不同区域针对性的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北京丰台区农村居住用地变化及与人口相关模型

采用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技术，基于1984年，1992年，1996年和1999年4期土地利用图件和数据，分析了1984－1999年期间北京丰台区农村居住用地变化过程及地域分异特征；提出并应用特征均值探讨了农村人均居住用地和人居密度变化的过程和趋势，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利用1999年农村居住用地数据与对应的农村人口数据建立了表达式为Sv=11.324e^0.0006pv的农村居住用地与人口相关模型；用1992年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和误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模型适用地域为北京近郊且不邻近卫星城镇的农村区。     

基于居民通勤行为的私家车对居住空间影响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私家车的出现改变了交通结构,增强了空间可达性,从而影响居住空间的格局和规模。以大连市为例,基于居住-就业之间的通勤行为研究私家车对居住空间扩展的作用,通过居民的社会属性、通勤行为和心理偏好等信息,利用GIS技术进行模拟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购车情况与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情况有一定的相关性。由于城市扩展区居住-就业的不均衡性,通勤不便是城市边缘区居民的主要问题,私家车增强了通勤的便利性,在距城市中心5km以外,私家车随居住空间的扩展而增多,并通过循环与累计效应使城市的整体规模扩大。同时,通过计量模型计算,在1990~2004年,影响居住空间扩展的诸多因子中,私家车的贡献率平均达到2.14%。     

基于发生学视角的淮南城市空间生长过程、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淮南市为案例,结合历次城市规划用地现状资料和产业发展数据,利用GIS技术平台,对不同考察时点淮南城市空间形态进行叠加对比研究、测算不同时期城市空间扩展形态紧凑度、扩展速度和扩展强度指数,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2个方面考察了淮南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及特征。结果表明：作为无依托型煤炭城市,淮南城市空间发展经历了散点发展、节点集聚扩展、飞地拓展、轴向延伸、内向填充、整合优化、区位再造7个阶段,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取向和圈层结构特征;在空间扩展过程中,深受资源分布的控制和煤炭产业的影响,城市空间围绕煤炭企业为中心生长扩展,导致城市空间从紧凑形态向分散发展,经多次嵌套填充、优化调整,再次向紧凑形态演化。分析认为,淮南在不同演化阶段,影响城市空间生长的主导因素有所差异：资源状况和通勤条件主导发生期城市空间形态、成长期受国家能源战略和交通运输的引导、中兴期则以产业结构演替为主导因素、转型期深受空间经济相互作用引导和规划调控的影响。     

龙口市海岸带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利用多期遥感数据,采用目视解译和人机交互计算机分类技术提取1984至2004年间龙口市海岸带土地利用信息,从土地利用总量变化、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海岸区位效应等方面分析龙口市海岸带动态变化特点。研究结果表明,20年间龙口市海岸带一半以上的土地类型发生了变化,变化速度逐年增加,后期明显大于前期;转化方向上主要表现在耕地向园地的转化,其次是耕地、园地、林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变化的区位特征是距海越近,海岸带特征地类的变化越明显,反之,距海越远,内陆土地利用变化的特点表现得越突出。     

长沙市居住区空间宜居程度研究

以长沙市为例，建立由20 367个建筑体块以及水体、地形、道路等要素构成的城市三维模型，通过建设、环境、交通、服务、景观5个方面的20个指标的计算，对全市1 860个居住区的空间宜居程度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长沙市居住区的空间宜居程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呈现出“西高东低”“一走廊三高地三低地”的空间特征。湘江沿岸“走廊”以及梅溪湖、松雅湖、洋湖周边区域“三高地”的空间宜居程度较高，中心城区则存在空间宜居程度最低的“三低地”。城市综合宜居程度与景观类指标、环境类指标呈空间正相关，建设类指标呈现“中心低、边缘高”现象，而交通类、服务类指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现象。产生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扩张与居住区建设速度过快，居住区对景观资源依赖性强，老旧小区搬迁改造推进缓慢，新建城区配套服务不足。应该从控制城市周边居住区的新建、推动旧城改造、加强景观营造、完善配套服务等方面进一步优化。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当前国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重要潜力空间,对其进行调控研究是促进可持续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村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空间潜力;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点发展的支撑条件和空间载体,村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适宜性及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背景下,将“城—村—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利于统筹不同空间尺度要素对居民点整理的影响。本研究立足农村行为主体的空间关联性,综合“城—村—地”三级空间对象,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对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要素构成和结构层次的分析,从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等三方面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进而探讨了相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途径。最后选取江苏省新沂市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挖潜区、优化调整区及特殊整理区等居民点用地整理类型,提出相应的整理模式及优化路径,以期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优化提供有益借鉴,助推可持续的城乡空间重构。     

快速城市化阶段济南城市空间扩展及驱动力研究

基于济南市1992年、2000年、2010年、2018年Landsat遥感影像数据，借助ArcGIS、ENVI等图像分析工具，提取济南城市建成区，从扩展速度、强度、分形维数、紧凑度、重心转移等方面探究济南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变化过程、特征，运用地理加权逻辑回归方法对济南城市空间扩展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济南城市空间扩展经历“中强低速”“高强中速”“低强高速”3个阶段，城市形态趋于稳定，城市形状呈现东西向条带状分布格局，紧凑度较差；② 1992—2018年济南城市空间向E、NEE、NE方向扩展最为显著，扩展方式以外延扩张与内部填充为主，城市空间分布重心东移态势明显；③ 济南城市空间扩展受多重驱动因子影响，主驱动因子为距城市建成区距离、距主要公路距离、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人口密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