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吉都市区能源碳足迹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对1999~2008年长春都市区碳足迹进行计算,采用岭回归法和脱钩指数分析了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碳足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碳足迹呈现波动变化态势,1999~2002年人均能源消费碳足迹较低,2003年后呈现快速上升态势;受支柱产业能源消费特征影响,煤炭、石油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生产性和生活性碳足迹均上升,能源消费碳足迹产值呈现不均衡变化态势;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碳足迹的主要影响因素,技术进步和城镇化发展作用有限;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碳足迹之间处于相对脱钩状态。     

甘肃省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间的脱钩分析

运用1990-2010年的统计数据,在测算甘肃省能源碳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构建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脱钩分析模型,探讨甘肃省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关系.结果表明:1990-2010年间,甘肃省能源碳排放的GDP弹性值介于0～1之间,说明其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总体上处于相对脱钩状态,脱钩程度受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变化波动较大,且与实现绝对脱钩尚有一定差距;甘肃省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间的脱钩主要是由经济与能源消费脱钩所致;甘肃省总体减排技术水平较低,加之长期以来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其对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贡献有限.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将重心放在节能减排、优化能源结构、促进产业的低碳转型等方面.     

河南省能源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统计年鉴数据分析河南省能源消费的总体特征,运用IPAT等式对河南省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并通过脱钩分析进一步研究河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河南省能源消费总量较大且仍保持逐年递增;经济发展是影响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主导因素,技术进步对其起重要的抑制作用;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总体上呈弱脱钩关系,并呈现出向强脱钩转变的趋势;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有助于控制河南省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金砖国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弹性及驱动因素——基于Tapio脱钩和LMDI模型的分析

在金砖国家低碳转型的压力之下,把握碳排放驱动因素、明确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从而完善减排政策迫在眉睫。基于1987—2017年金砖国家碳排放面板数据,采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变化,进一步结合IPAT方程和LMDI模型分解影响碳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金砖国家整体上呈现由负脱钩到弱脱钩再到强脱钩的变化趋势,现阶段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碳排放脱钩关系为弱脱钩,南非和巴西的碳排放脱钩分别为强脱钩和扩张负脱钩,金砖国家之间脱钩关系存在阶段性差异;经济强度因素和人口因素是碳排放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则对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金砖国家之间驱动因素的作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可以从增加技术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严控高能耗产业、构建减排工作国际合作平台等方面入手促进金砖国家减排。     

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的脱钩效应

实现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的有效脱钩是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人口等要素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构建资源环境压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脱钩理论、结构分解模型分析2000—2017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脱钩关系及驱动效应,以期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整体尚未完全摆脱“自然消耗增加型”模式,且区域内部城市差异较大,大部分发达城市人均资源环境压力持续降低,其它城市资源环境压力仍随经济增长而加剧;②随着时间的延续,整体上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资源环境压力增速,全区以弱脱钩类型占绝对优势,强脱钩区域范围先扩大后缩小,中心地区的城市实现了良好的脱钩状态,仅少数边缘地市资源环境压力依然呈现较快增长趋势,未实现有效脱钩;③结构分解模型表明经济增长效应是资源环境压力增加的直接效应,且边缘欠发达城市的经济驱动效应强于核心发达城市,而经济发达城市的人口驱动效应高于欠发达城市,技术效应驱动了资源环境压力的明显下降,总体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     

甘肃省能源消费碳足迹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英文)

能源消费是人类活动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行为之一,对能源消费导致的碳足迹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应用能源消费碳足迹的相关概念和方法,计算得到了甘肃省1990年-2009年的总碳足迹、各能源消费类型的碳足迹、碳足迹产值和碳足迹生态压力;然后利用STIRPAT模型进行岭回归函数拟合,探讨了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的定量关系,并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最后通过脱钩指数分析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结果表明:碳足迹从1990年的每人0.091 ha上升为2009年的每人0.191 ha,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各能源消费类型的碳足迹构成中,煤和石油占据了绝对地位,其中又以煤所占比重最大,石油次之,天然气所起的作用甚微。碳足迹产值由1990年的1.18万元ha-1增加为2009年的2.51万元ha-1,碳足迹生态压力也从1990年的0.10上升至2009年的0.24。人口和人均GDP是驱动碳足迹增长的主要因素,且回归分析和脱钩指数分析都表明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中国旅游业碳排放脱钩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Tapio脱钩模型测算2008-2017年旅游业碳排放脱钩指数,结合ESDA和LMDI方法,对旅游业碳排放脱钩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业碳排放脱钩指数整体处于弱脱钩状态,在0.4380~0.8758之间波动,碳排放脱钩指数分布不均衡,脱钩水平表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旅游业碳排放脱钩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但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较低;随着时间推移,空间集聚程度有所提高,其中,H-H类型的省域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L-L类型省域数量较少,呈零星分布;技术效应、游客规模效应分别是促进和抑制旅游业碳排放脱钩的主导因素,能源结构效应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经济效应的影响较小。最后针对中国旅游业碳排放脱钩现状提出相关应对措施,以期为制定科学的减排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甘肃省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及脱钩努力研究

利用LMDI模型解构了2010—2019年甘肃省13个细分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运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各因素对脱钩做出的努力程度。结果表明：(1)2010—2019年甘肃省细分行业碳排放总量增加3843.13×10⁴t,主要集中在石油制造业、化工制造业、钢铁制造业以及电力行业等高能耗行业;能源消费结构的高碳化特征显著,能源消费强度呈下降趋势。改善高能耗产业能源消费结构、推动高能耗产业转型升级是未来甘肃省碳减排的重点。(2)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产生增量效应,而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对碳排放产生减排效应,产业结构对部分行业产生减排效应。(3)各行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情况趋于向好,除电力行业仍为弱脱钩外,其他行业均由2010—2016年的负脱钩或弱脱钩转变为2016—2019年的强脱钩或衰退脱钩。(4)能源强度效应的脱钩努力最高,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效应的脱钩努力尽管较小但逐渐增强,人口规模效应的脱钩努力不明显。     

郑汴都市区产业CO2排放演变机理及脱钩分析

探索都市区产业CO₂排放变化的驱动机制,因地制宜地制定减排政策,对低碳城市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都市区的CO₂排放源分成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居民等6 个部门的能源消费,并将工业CO₂排放进一步细分为34 种产业的能源消费.基于2000-2009 年能源消费数据,构建CO₂测算模型,核算了各部门各产业范畴1(仅指能源燃烧)与范畴2 的CO₂排放.运用LMDI方法对2000-2009 年间不同层级产业的CO₂排放变化机理进行研究,采用脱钩指数分析郑汴都市区产业低碳发展的类型与方向.结果发现：CO₂排放结构的变化呈现不同的阶段性、部门性和区域性特征;CO₂排放变化是在强度(技术)效应、结构效应与规模效应共同作用下发生的,经济规模与要素投入的外生经济增长方式是CO₂排放变化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碳排放强度和劳动密集程度是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劳动生产率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则起双向作用,而影响居民消费CO₂排放的各因素贡献相对较小;CO₂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决定了产业调整升级的方向与程度;产业结构调整对CO₂排放的贡献及脱钩程度的确定需要进一步探讨.     

基于脱钩模型的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动态分析——以徐州市为例

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是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核心。采用物质流分析、脱钩分析和分解分析等方法,深入分析了1995—2007年徐州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脱钩类型、可持续状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徐州市DMI和DPO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74%和0.91%,而GDP年均增长率为12.62%,二者之间呈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物质代谢效率的提升又使其发展方式呈现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转型的趋势;资源投入、废物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出现弱脱钩现象,表明徐州经济系统正处于显著的弱可持续发展态势;经济规模扩大和技术效应抑制作用减弱是引起煤炭城市资源环境约束性增强、可持续发展降低的主要驱动因素。     

西部特大城市低碳发展的现状问题及目标策略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平台,城市尺度的低碳建设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部特大城市-西安市为例,分别从碳排放量变化趋势、未来发展目标、关键部门能耗系统分析其低碳发展现状,指出存在问题及可能的节能减排潜力,认为西安市高碳发展模式明显,面临资源禀赋差异、能源消费结构的锁定效应、能源利用效率低、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高能耗建筑多、碳汇能力弱等问题。基于此,制定工业节能技术改造、城市空间合理布局、推广绿色建筑、社会治理创新和政策保障等对策措施。     

中国能源碳足迹时空格局演化及脱钩效应

利用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和碳排放统计数据,构建碳排放面板数据模型,模拟了2000—2013年中国的碳排放量。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框架体系,从时空交互视角分析2001—2013年碳足迹的空间格局和时空依赖动态演化;利用改进的Tapio脱钩模型对3个时间段336个地级单元环境碳负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效应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表明：① 2000—2013年,中国的碳排放在时空演变上既表现出稳中有进的总体特征,也存在快速增长的阶段特征。② 碳足迹和碳赤字均呈逐年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2%和5.72%;碳足迹和碳赤字整体北方大于南方,不同的行政单元尺度下碳足迹和碳赤字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各地级单元碳足迹变异系数逐步增大,存在极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③ LISA时间路径相对长度北方大于南方,且呈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递增的趋势;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整体上则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递减。④ 综合脱钩指数整体以弱脱钩型为主,但弱脱钩型城市数量持续减少,扩张连接、扩张负脱钩区域数量逐渐增多且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聚集分布;全国平均脱钩弹性值逐步增长,变异系数持续下降。     

基于EBA模型的中国碳排放稳健性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环境经济学理论,运用极值边界分析（the extreme bounds analysis, EBA）模型,拓展了Kaya恒等式,利用中国30个省际区域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中国省际区域人均碳排放量“稳健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产业结构、能源效率、能源消费结构、能源价格、客运量等6个因素对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显著影响,并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调整产业结构,控制高碳产业发展;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开发清洁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倡低碳生活,提倡低碳生活方式。这些建议为政府制定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政策提供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城市拓展对资源消耗的影响程度分析——以长春市为例

构建脱钩状态模型和响应程度模型,通过定量研究1995~2010年长春市城市拓展对资源消耗的影响程度,得到以下结论:①长春市城市拓展与资源消耗总体呈现"双增长"特征,城市快速拓展导致的资源消耗及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②长春市城市拓展与资源消耗始终处于"相对脱钩"状态,且资源消耗增长速度随着城市拓展呈先相对下降、后又相对提升的趋势。在城市拓展规模保持总体稳定增长的情况下,资源消耗变化是影响二者脱钩状态与脱钩程度演化的关键因素;③随着长春市城市拓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资源消耗增长的影响程度持续增大,进一步说明城市拓展作为资源消耗的驱动力,其变化是导致长春市城市拓展对资源消耗影响程度增大的重要推动因素。     

能源强度对碳强度的冲击效应和贡献度研究

能源强度对碳强度具有重要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长期内,能源强度与碳强度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且呈现正向效应。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知,能源强度对碳强度的冲击效应最大为13%。从方差分解可知,能源强度对碳强度的贡献度随着预测期的不断增加而提高,即能源强度对碳强度变化的贡献度最大为32.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ergy efficiency in Jilin Province,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s revealed by employing cointegration theory, the index decomposition method, and a log-linear regression approach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Jilin Province, China. The results suggest： 1）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re interdetermined, whose relationship is positive and long-ter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highly depending on the energy in Jilin Province. 2）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ther unchanged factors,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energy efficiency contributes to the energy saving, while tha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rease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3）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enhances the energy intensity, but the energy utility efficiency change lowers it. From the view of contribution to the energy consump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as more than that of the energy utility efficiency in 2000-2011. 4） In 2000-2011, 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intensity change and hydroelectricity energy intensity change were related to all industrial structures＇ change,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bout structure of oil energy intensity change were more than those of coal energy intensity change; from the impact degree, agricultural proportion decreased exerted an positive and greater effect on lowering the energy intensity of comprehensive energy and hydroelectricity, and industrial one did on coal and natural gas. Som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the major way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econom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s to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low 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ial sectors and to enhance the energy utility effici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