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全球化与地方化程度分析

全球化和地方化以及伴随的全球空间和地方空间是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即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体系优势源泉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地方据点优势源泉。中国城市加速其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城市竞争以及城市一区域一体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加剧和加速,城市发展取决于其全球性的链接程度以及区域竞争力的高低和地方根植程度。该文分析新经济时代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的基本特征,通过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全球化和地方化作用相对显著;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整体竞争力低、城市区域整合度差,影响了该区域的城市竞争优势。     

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形式与机理研究

经济活动的去地方化既是生产活动的空间转移过程,也是企业供应链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离与再组合的功能整合过程,并且对地方产业的前后向联系、社会资本和就业等方面产生影响。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动力主要是网络权力的拉力和社会资本的粘性。在两种力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网络权力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去地方化形式。企业去地方化可能会导致地方生产网络断裂,并且由于去地方化形式的不同,对企业经济绩效和地方集聚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最后,对中国沿海外贸加工业的去地方化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初步思考。     

中国广州日本侨民的空间聚集、社会隔离及其原因

以广州日本侨民为研究对象,通过进行半结构访谈、收集统计数据和资料、实地踏勘等方法,分析了广州日本侨民的空间聚集和社会隔离情况及其原因。研究发现：在全球化资本配置和地方发展响应的条件下,伴随着日企的进驻和广州城市中心的发展,日本侨民多聚集于城市中心区,形成了环市东路、天河北―天河南、五羊新城―珠江新城等三大日本侨民聚集区;由于受到日本企业的安排、日本媒体、语言和社团活动、双边关系和签证政策等外部客观因素,日本民族特性、工作思维等内部主观因素,以及跨国经济、社会活动的影响,日本侨民的社会隔离存在被动隔离和主动隔离 2 种类型,跨国活动使日本侨民构筑的跨国社会空间内部具有统一性和均衡性,对外界却存在排他性和防御性。     

ZARA跨国品牌升级 ——空间发展史视角

全球化使品牌与地方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西方国家的快时尚品牌实行全球同价、全球同款和标准化的经营模式,被认为具有消极的品牌形象,然而却在异源文化背景的中国实现品牌升级。以ZARA为例,从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出发,描述其品牌空间发展史,分析品牌源地、空间发展、店铺选址等参与快时尚品牌的文化生产过程。结论如下：1）快时尚品牌与全球时尚城市建立积极联系,将全球时尚城市想象写入品牌发展史中,品牌空间发展史比品牌源地对品牌形象的影响更大;2）ZARA与全球时尚城市互动成功塑造全球时尚品牌形象,“全球”品牌头衔对于中国本土向往全球化的消费者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于其跨国升级有积极影响;3）ZARA在中国大陆的品牌空间发展依然延续“下沉式”模式,利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地在全国时尚产业中的引领地位影响二级城市消费者的品牌选择,实现其跨国品牌升级;4）专卖店选址于高端消费街区,在跨国过程中重新定位于中高端消费群体,使得ZARA实现跨国品牌升级。     

经济全球化下地方生产网络模式演变分析——以中国为例

作为地方生产网络的主体 ,在经济全球化下 ,企业行为是全球化力量和地方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 ,全球化力量促使了企业生产要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障碍 ,在所有区位自由布局 ;地方化力量则使企业生产活动依然受到地方经济基础和制度文化背景的影响。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下地方生产网络是全球性企业和地方性企业战略行为博弈的结果。全球性企业和地方性企业的战略行为不同 ,其对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生产网络的影响也不同。本文从企业行为博弈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全球化下 ,地方性生产企业的行为选择及其导致的地方生产网络变化 ,并以目前我国常见的三种地方生产网络演变模式为例 ,进行实证分析。     

跨国机构与地方共同作用下的城市全球化——德国波恩的案例研究

城市是一个动态发展系统,外生和内生的行动者通过互动促进城市发展。跨国机构作为重要的外生行动者,在一些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案例城市波恩正是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政策安排下,创造了跨国行动者嵌入的制度环境和背景,以联合国机构为主的众多跨国机构通过与政府、企业和居民,以及非人类行动者在建立国际合作的共同诉求下积极转译,产生互动效应,为城市建构了稳固而“无缝”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的不同目的和行为方式在塑造网络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城市空间,空间成为检验网络构建是否成熟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波恩的城市空间实现了从外交政治功能向国际合作功能的转型;形成以联合国机构为轴心,其他机构点状辐射的轴辐式空间集聚;同时,由于资源、信息和所处地位的不同,波恩不同行动者在网络节点之间产生不均等的权力空间。行动者不断的排斥、冲突、协商和融合的过程,促进了城市空间功能不断完善,也致使以跨国机构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逐步成熟。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本研究把跨国机构作为重要行动者与城市全球化发展相结合,更深入地解析了城市全球化过程中多重行动者的互动过程。     

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

全球化的“时空压缩”特征降低了要素流动的空间成本,而为组织和协调跨国经济活动而出现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导致象征权利范畴的领土边界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削弱,进而引发了极端全球主义式的“地理终结”论调。人文地理学者结合全球化的特征,通过改变尺度结构,明确了全球尺度涉及的主体与内容,凸显出地域单元的意义,避免了全球尺度的抽象理解,从而反驳了地理终结论,形成了两个关键认识：①尺度建构不一定建立在相对性的基础上并构成垂直体系,基于关系建构的全球尺度更契合不同主体和空间联系日趋紧密的特征;②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尺度的垂直叠加,而是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两个关键认识为人文地理学参与全球化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视角：一方面,学者们运用立体网络思维,以关键主体与空间为节点、以关系为纽带,实现“超越边界”式的分析;另一方面,全球化与地方化并存的理念也促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从单纯强调区域差异转向探讨区域内外相互作用,为城市与区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世界城市中的跨国机构研究综述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 超越或嵌入国家地理疆界范围的行动者改变着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政府组织和跨国非政府组织等跨国机构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认为, 不同类型的跨国机构在全球尺度上创造了复杂而多样化的全球政治地理结构, 也形成具有政治特色的世界城市体系。不仅如此, 跨国机构通过地方尺度的行动, 深入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 成为与世界城市紧密关联的影响因子, 对城市制度和内部空间等方面的变化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当代西方地理学中跨国机构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 在此基础上指出目前存在的不足, 不仅是从地理学视角对跨国机构研究进展的把握, 也希望对中国当代政治地理和城市地理中跨国机构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海外中国城市地理研究进展

本文综述海外学者对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中国城市的急速变化为城市地理研究学者提供许多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机会。大部分海外关于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集中探讨中央和地方政府、国际资本和经济改革在城市化、城市发展以及城市空间重构中的作用。至今城市地理学与城市研究的大多数理论研究是在中国以外的实际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有必要加强在中国的实际背景下城市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各种过程与空间关系动态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这包括地方化、城市主义、区域主义、城市竞争与合作过程、城市管治过程、地方、区域与全球过程的动态关系、空间与尺度的关系等。     

基于全球地方化视角的旅游研究新进展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和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加剧了全球化困境。在此过程中,旅游发展受到重大冲击且发生重大转变,面临着强烈的重构与转型需求,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旅游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全球地方化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成果,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级分析尺度对相关研究议题进行总结。研究发现,近年来相关学者密切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新冠疫情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宏观尺度的旅游研究,城市旅游、乡村旅游、自然保护地旅游和遗产地旅游等中观尺度的地域类型旅游研究,地方政府、居民、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等微观尺度的旅游行为主体研究。展望未来,需持续构建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纵深推进全球地方化视角下不同尺度的旅游研究和不同尺度之间的旅游关联研究,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为全球地方化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基础。     

创意再生视域宁波老工业区绅士化动力机制

绅士化成为全球各类城市更新的核心现象,受地理、城市和规划等学科关注。以宁波和丰创意广场形成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借助扎根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构建和验证涵盖空间生产、推拉模式和创意集群孕育在内的老工业区绅士化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 生成和丰创意广场的创意修复过程呈现典型绅士化现象,且该现象具有高端写字楼主导的开放性和多元景观特征,入园企业私营化、生产要素创意化和生产关系外向化的业态特征以及年轻化、情怀化、创意化和服务化的群体特征;② 和丰绅士化现象是老工业区以推拉方式形成的社会空间置换,权力、资本和创意联结而成的再生产关系主导空间实践;建筑规划师和创意阶层主导的物质性空间营造和创意实践形成空间表征;空间表征推动创意集群内生发展和演化,催化了基于文化、理想和情感体验的文化共识和身份认同,升华为表征性空间,形成了“地方元素的感性认可→资本要素和关系力量的理性约束→地方元素、资本要素和关系力量协同→关系力量的反馈”逻辑路径,激活了老工业区空间演化。③ 和丰创意集群育成取决于文化氛围、办公环境、经济区位、政府政策和社会关系网络等要素相互作用。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中,电子信息企业总部集中于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核心的三大沿海都市圈,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其研发机构与总部区位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生产基地分布相对分散。由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中国城市网络,可划分为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类型,均以东部及中西部特大城市为网络核心节点。地方化型城市网络的企业总部节点城市较为分散,网络密度和连接度较小;全球化型城市网络则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对外联系程度相对较高。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城市网络体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从中可以发现崛起中的专业化城市。     

资本循环视角下的中国城乡转型思考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资本循环周期缩短,城市空间的过度开发为资本积累再生产提供了场所,导致城市空间蔓延式增长的矛盾突出。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增量主义的城乡发展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国城乡转型发展迫在眉睫。以新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了城乡发展与资本的逻辑关系。首先探究资本循环理论在中国城乡转型背景下的适用性,运用该理论剖析中国城乡转型发展的作用机制;然后从当前面临的各类空间矛盾出发,探讨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规划师、公众三方主体的角色变化,力求引发相关主体对城乡规划转型中的规划思路、管理方式以及制度的思考;最后提出以空间正义为核心,使中国城乡转型发展逐步走向社会公平的价值体系,推动城乡社会空间的相对公正发展。     

传承与嬗变：广州市小洲村的空间转换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影响下,广州市小洲村因从典型的岭南水乡古村逐步演化为创意艺术与旅游空间而成为关注热点。空间生产理论为揭示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与重构提供了理论工具。运用实地考察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围绕“空间转换的过程”“空间生产主体及作用”“空间生产的结果及机制”等问题,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各空间主体对小洲村的建构过程以及结果,构建“时间—空间主体—空间”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① 小洲村经历了岭南水乡古村落的自然发育阶段、艺术精英自发集聚阶段、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阶段三个空间转换阶段,并分别形成了对应水乡古寨的生产生活空间、艺术创意空间、创意旅游商业空间三种空间形态。② 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游客等空间主体的加入,使小洲村由单一空间主体（村民）转变为多元主体。③ 在资本城乡不平衡发展机制下,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村民、游客等空间主体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当地村民、创意阶层和游客发挥着自下而上的能动作用;政府起到自上而下的管治作用,但在村民的空间抵抗下效果甚微。     

全球化背景下宜家空间扩散路径与模式研究

摘 要：宜家作为瑞典的一家乡村家具便利店,经过7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家居用品商业帝国。目前,它的触角遍布世界各地,并从专门的家具邮购转向生活体验式的商业空间发展。宜家不仅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塑造者,也成为引领社会与个体生活方式的标杆。宜家的体验模式、空间扩散模式及全球在地化模式构成独特的“宜家现象”,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通过跟踪全球化背景下宜家的空间扩散路径和扩散模式,发现,点-轴扩散始终贯穿于宜家的整个空间扩散模式之中;宜家的空间扩散呈现出从初期的跨国区域性的邻近接触扩散,到后期全球化空间尺度的等级扩散的发展趋势。这种空间扩散战略对中国家具跨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具有启示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包括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经济增长与就业、国家治理及世界治理等。这些影响使很多学者、评论家、大众、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产生了非常悲观的情绪,舆论中不乏经济全球化将终结、全球供应链将大规模调整、世界治理格局将彻底改变等言论。本文通过建立“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剖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并结合疫情对世界的主要影响,试图揭示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走势。我们认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力量,这三者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结果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从动力机制看,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会倒退,而是波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经被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脱钩的代价极其昂贵,没有国家会选择完全脱钩。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变化及各国应对策略调整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力,但是可能影响国家的开放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是很长,经济全球化将很快会回归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进行调整。各国也将继续围绕经济全球化进行斗争、妥协、再斗争,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经济全球化可能因为应对疫情而踩下急刹车,甚至暂退半步,但很快将继续前行,向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城市老工业园区更新的空间治理机制研究——多层次视角的分析框架

城市老工业园区更新中的空间治理涉及多元主体博弈与产业用地发展权重构问题,是当下城市研究的重要学术议题。本文以转型理论中多层次视角的形势、体制与利基为立足点,深层次挖掘城市更新中空间治理转型创新的演化过程与内在机制,提出一种不同层次多种因素间相互作用、动态演化下理解中国老工业园区更新空间治理的方法。该解释框架被应用于上海上钢十厂园区更新转型中,通过关注2004年后两次更新转型的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上钢十厂的更新转型是由宏观外部形势、空间利基创新、空间体制转型三个层次互动而实现的,上钢十厂两个阶段的更新均在产业转型、城市发展需求变化等宏观形势下诞生创新“新奇”,政府、社会团体或企业等空间治理行为主体共同参与推动“新奇”合法壮大并形成利基,在空间资本积累、产业类型转换中,驱使空间体制成功转型,其本质是利基层的空间创新“新奇”在宏观形势或空间体制要素的影响下解构重塑空间体制的过程。城市更新促进了老工业园区产业转型,提高了环境品质、土地利用强度和经济效益。多层次视角能结合城市更新中空间治理的外部环境、内在驱动因素和演变过程等多方面,有助于从动态演化维度理解城市更新空间变迁及转型治理的内在机制。